第二章 中産階級儒生之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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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愚昧，從道德方面看，可以減少罪過；從智識方面看，本身就是最大的罪過。
”紐曼博士和張之洞大人所采用的這種調和折衷的辦法，在道德上和宗教上造成了所謂“耶稣會教義”的産生，在政治上則造成了一種被稱為“馬基雅維利主義”的東西。
盡管張之洞大人和紐曼博士這樣的人——正如我所說過的——是品格高尚、行事動機純潔的人，但是，當張之洞大人将這種“馬基雅維利主義”教給中國的儒生和統治階層時，當他的宏論被那些品德不如他高尚、心地亦不及他純潔的人所采納時——例如被袁世凱這種天生的卑鄙無恥之徒所采納的時候，其對中國所産生的危害——我不得不說，甚至比李鴻章那種市儈味十足的“自由主義”所帶來的危害還要大！ 當年，當庚子事變結束，朝廷回到北京之後，中國政府在全民族的支持下，開始緻力于采納西化方案——數年前，在中日甲午戰争後，歐洲那種極端的物質功利主義文明的可怖巨獸次被正式帶到中國的大門口，置于古老的儒家文明面前。
此前，中國的儒生們雖然對這一可怖巨獸感到驚奇、厭惡和憎恨，但他們仍然可以蔑視它，可以努力不去理會它，也可以不用想像它對于中國人及其文明可能造成多大傷害。
那時，這個巨獸還遠在歐洲，遠在另一個大陸，所以它的危害距離我們尚且遙遠。
然而，在中日戰争之後，中國及其文明與這頭可怖巨獸之間，就僅僅是一海之隔了！ 于是，在中國的儒生中，便激起了一種異常強烈的憂患意識。
這種憂患意識導緻的結果，自然是一場因憂患和激動而産生的群體性瘋狂——那些往日最為堅定的保守派，乃至身為萬乘之尊的光緒皇帝，居然也願意同康有為及其黨徒——他們是中國的雅各賓派，也是打算把希臘人的木馬引入特洛伊城的賊子——合作了！實際上，這種舉動就是要祈求、召喚現代歐洲物質功利主義文明之可怖巨獸來援助中華民族了。
對于這種無奈的舉動，反對的呼聲自然此起彼伏：“我害怕希臘人，甚至怕他們的禮物！”張之洞大人在這時候，正如我們所見到的那樣，不得不建議對之進行調和，但是，高傲的滿洲貴族們卻起而聲言：“不可，我們甯願像一個真正的人那樣去死！”他們誓死抗拒這一亘古未有的巨變。
已故的帝國重臣徐桐——值得一提的是，他是一個保守的滿洲貴族，也是一位我們中國的一流人物——便說：“要亡麼，要亡得正。
” 與此同時，出于對現代歐洲功利主義文明即将占領中國并毀滅中國文明的恐懼，出于對這頭可怖巨獸的害怕——再進一步說，出于對“亡天下”的恐懼，普通的中國民衆，特别是整個華北地區的農民們頓時陷入了一種群體性狂熱狀态，他們組成了義和團，樹起“扶清滅洋”的大旗，奮起支持滿洲貴族。
皇太後陛下無奈之下，隻有盡其最大努力設法擺脫這種困難而複雜的局勢。
但是，當列強的海軍襲擊并攻占大沽口的消息傳到北京之後，皇太後陛下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對戰敗的人來說，不再希望有任何救星便是惟一的救星。
”身為一個絕望的母親和統治者，她同意下令向公使館開火。
于是，一些滿洲貴族和整個華北地區的農民們便瘋狂而不顧一切地做出了一系列極端舉動——他們要赤手空拳地将現代歐洲功利主義文明這一可怖的巨獸，乃至“在華的所有洋人”統統趕入大海！ 就像這樣，整個中華民族以其自身的文明資源——以滿洲貴族的英雄氣概和勇敢的義和團戰士視死如歸的精神——正如八國聯軍總司令、海軍上将西摩爾的一個部将所看到的那樣，中國人如癡如狂地向現代歐洲文明的槍口沖鋒，與他們的死對頭作孤注一擲的抗争，要以這種玉石俱焚的悲壯方式去保衛、挽救中華文明。
遺憾的是，他們的最後一搏以失敗而告終。
此後，中國人得出一個結論——正如我将說明的那樣，這個結論是錯誤的——他們認為憑中國自身的文明資源去對付現代歐洲現代功利主義文明的破壞力量，終歸無能為力，亦是徒勞之舉。
因此，正如我所說，當朝廷在庚子事變後回到北京時，中國政府在全民族的支持下，走上了西化的不歸路。
在這裡，我還想指出的是，鑒于目前的中國局勢，真正讓人覺得可怕亦可悲的地方在于，當整個中華民族決心抛棄他們自身的文明而跪拜于現代歐洲物質文明時，在整個帝國内竟然沒有一個受過教育的人對現代歐洲文明的真正内涵有絲毫的了解！康有為以及中國的“雅各賓分子”們，正如我們所見到的那樣，隻想通過一個簡單的維新變法行動——僅憑皇帝的一紙“上谕”來在古老的中國實現西化。
若不是皇太後陛下采取強力措施，成功地奪回其外甥、即光緒皇帝的統治權，并鎮壓康有為以及他手下“雅各賓派”黨徒——那麼，全世界人将看到一場可怕的悲劇：整個中華民族就會像一個瘋子一樣行動起來，砸碎自己家中的所有家具，拆毀房子，而代之以紙糊的家具和劣質的紙闆房屋。
皇太後陛下在庚子事變結束後回到北京，便決定采取行動，以除時弊。
她絕不允許自己或任何别人再像她的外甥、即光緒皇帝那樣行事——即聽從康有為及“中國雅各賓派”的居心不良的鬼話，按自己個人的意志頒布法令來推行所謂的維新變法，以圖在中國實現西化。
作為一個擁有高貴天性的滿洲人，皇太後陛下個人對于歐洲文明及其社會發展模式并沒有什麼好感，但是作為一國之主——在此，皇太後陛下顯示了她的完美品格和傑出的政治家風範——她感到有責任讓自己個人的喜好與願望服從于全民族的利益與意志。
不僅如此，所有的滿洲貴族成員也像她一樣，他們出于滿人高貴的天性，并不熱愛現代歐洲文明，但是他們會主動而自覺地服從于民族整體的利益與意志。
在此，我可以指出，那些暴發的買辦階層和一部分卑劣無德的儒生，或者那些具有鄙陋的市儈智慧而缺乏高貴品格的人——主要是這些人，他們渴望享受現代歐洲物質文明所帶來的肉欲的滿足，因而成天叫嚣要在中國搞全盤西化。
客觀地說，作為一個階層，對于他們的欲求，高層也無法忽視。
因此，綜合各種勢力的欲求，中國的皇太後陛下不得不以她偉大的人格強迫高傲而生來倔強的滿洲貴族們服從全民族西化的意志和命令——但是，盡管如此，她仍下定決心，在中國推行西化的每一個改革舉動和措施，都不能由某個人擅自為之，甚至包括她本人在内，而必須得到全民族充分而自由的認可——例如得到代表民族意志的各部大臣、在京的其他名人顯要以及各省督撫的同意才可以。
簡而言之，皇太後陛下決定，如果中國非要進行一場革命不可了，它亦将是如偉大的英國公爵威靈頓（Willington）先生當年所說的那樣，那應該是“一場合乎法律秩序的革命。
”
”紐曼博士和張之洞大人所采用的這種調和折衷的辦法，在道德上和宗教上造成了所謂“耶稣會教義”的産生，在政治上則造成了一種被稱為“馬基雅維利主義”的東西。
盡管張之洞大人和紐曼博士這樣的人——正如我所說過的——是品格高尚、行事動機純潔的人，但是，當張之洞大人将這種“馬基雅維利主義”教給中國的儒生和統治階層時，當他的宏論被那些品德不如他高尚、心地亦不及他純潔的人所采納時——例如被袁世凱這種天生的卑鄙無恥之徒所采納的時候，其對中國所産生的危害——我不得不說，甚至比李鴻章那種市儈味十足的“自由主義”所帶來的危害還要大！ 當年，當庚子事變結束，朝廷回到北京之後，中國政府在全民族的支持下，開始緻力于采納西化方案——數年前，在中日甲午戰争後，歐洲那種極端的物質功利主義文明的可怖巨獸次被正式帶到中國的大門口，置于古老的儒家文明面前。
此前，中國的儒生們雖然對這一可怖巨獸感到驚奇、厭惡和憎恨，但他們仍然可以蔑視它，可以努力不去理會它，也可以不用想像它對于中國人及其文明可能造成多大傷害。
那時，這個巨獸還遠在歐洲，遠在另一個大陸，所以它的危害距離我們尚且遙遠。
然而，在中日戰争之後，中國及其文明與這頭可怖巨獸之間，就僅僅是一海之隔了！ 于是，在中國的儒生中，便激起了一種異常強烈的憂患意識。
這種憂患意識導緻的結果，自然是一場因憂患和激動而産生的群體性瘋狂——那些往日最為堅定的保守派，乃至身為萬乘之尊的光緒皇帝，居然也願意同康有為及其黨徒——他們是中國的雅各賓派，也是打算把希臘人的木馬引入特洛伊城的賊子——合作了！實際上，這種舉動就是要祈求、召喚現代歐洲物質功利主義文明之可怖巨獸來援助中華民族了。
對于這種無奈的舉動，反對的呼聲自然此起彼伏：“我害怕希臘人，甚至怕他們的禮物！”張之洞大人在這時候，正如我們所見到的那樣，不得不建議對之進行調和，但是，高傲的滿洲貴族們卻起而聲言：“不可，我們甯願像一個真正的人那樣去死！”他們誓死抗拒這一亘古未有的巨變。
已故的帝國重臣徐桐——值得一提的是，他是一個保守的滿洲貴族，也是一位我們中國的一流人物——便說：“要亡麼，要亡得正。
” 與此同時，出于對現代歐洲功利主義文明即将占領中國并毀滅中國文明的恐懼，出于對這頭可怖巨獸的害怕——再進一步說，出于對“亡天下”的恐懼，普通的中國民衆，特别是整個華北地區的農民們頓時陷入了一種群體性狂熱狀态，他們組成了義和團，樹起“扶清滅洋”的大旗，奮起支持滿洲貴族。
皇太後陛下無奈之下，隻有盡其最大努力設法擺脫這種困難而複雜的局勢。
但是，當列強的海軍襲擊并攻占大沽口的消息傳到北京之後，皇太後陛下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對戰敗的人來說，不再希望有任何救星便是惟一的救星。
”身為一個絕望的母親和統治者，她同意下令向公使館開火。
于是，一些滿洲貴族和整個華北地區的農民們便瘋狂而不顧一切地做出了一系列極端舉動——他們要赤手空拳地将現代歐洲功利主義文明這一可怖的巨獸，乃至“在華的所有洋人”統統趕入大海！ 就像這樣，整個中華民族以其自身的文明資源——以滿洲貴族的英雄氣概和勇敢的義和團戰士視死如歸的精神——正如八國聯軍總司令、海軍上将西摩爾的一個部将所看到的那樣，中國人如癡如狂地向現代歐洲文明的槍口沖鋒，與他們的死對頭作孤注一擲的抗争，要以這種玉石俱焚的悲壯方式去保衛、挽救中華文明。
遺憾的是，他們的最後一搏以失敗而告終。
此後，中國人得出一個結論——正如我将說明的那樣，這個結論是錯誤的——他們認為憑中國自身的文明資源去對付現代歐洲現代功利主義文明的破壞力量，終歸無能為力，亦是徒勞之舉。
因此，正如我所說，當朝廷在庚子事變後回到北京時，中國政府在全民族的支持下，走上了西化的不歸路。
在這裡，我還想指出的是，鑒于目前的中國局勢，真正讓人覺得可怕亦可悲的地方在于，當整個中華民族決心抛棄他們自身的文明而跪拜于現代歐洲物質文明時，在整個帝國内竟然沒有一個受過教育的人對現代歐洲文明的真正内涵有絲毫的了解！康有為以及中國的“雅各賓分子”們，正如我們所見到的那樣，隻想通過一個簡單的維新變法行動——僅憑皇帝的一紙“上谕”來在古老的中國實現西化。
若不是皇太後陛下采取強力措施，成功地奪回其外甥、即光緒皇帝的統治權，并鎮壓康有為以及他手下“雅各賓派”黨徒——那麼，全世界人将看到一場可怕的悲劇：整個中華民族就會像一個瘋子一樣行動起來，砸碎自己家中的所有家具，拆毀房子，而代之以紙糊的家具和劣質的紙闆房屋。
皇太後陛下在庚子事變結束後回到北京，便決定采取行動，以除時弊。
她絕不允許自己或任何别人再像她的外甥、即光緒皇帝那樣行事——即聽從康有為及“中國雅各賓派”的居心不良的鬼話，按自己個人的意志頒布法令來推行所謂的維新變法，以圖在中國實現西化。
作為一個擁有高貴天性的滿洲人，皇太後陛下個人對于歐洲文明及其社會發展模式并沒有什麼好感，但是作為一國之主——在此，皇太後陛下顯示了她的完美品格和傑出的政治家風範——她感到有責任讓自己個人的喜好與願望服從于全民族的利益與意志。
不僅如此，所有的滿洲貴族成員也像她一樣，他們出于滿人高貴的天性，并不熱愛現代歐洲文明，但是他們會主動而自覺地服從于民族整體的利益與意志。
在此，我可以指出，那些暴發的買辦階層和一部分卑劣無德的儒生，或者那些具有鄙陋的市儈智慧而缺乏高貴品格的人——主要是這些人，他們渴望享受現代歐洲物質文明所帶來的肉欲的滿足，因而成天叫嚣要在中國搞全盤西化。
客觀地說，作為一個階層，對于他們的欲求，高層也無法忽視。
因此，綜合各種勢力的欲求，中國的皇太後陛下不得不以她偉大的人格強迫高傲而生來倔強的滿洲貴族們服從全民族西化的意志和命令——但是，盡管如此，她仍下定決心，在中國推行西化的每一個改革舉動和措施，都不能由某個人擅自為之，甚至包括她本人在内，而必須得到全民族充分而自由的認可——例如得到代表民族意志的各部大臣、在京的其他名人顯要以及各省督撫的同意才可以。
簡而言之，皇太後陛下決定，如果中國非要進行一場革命不可了，它亦将是如偉大的英國公爵威靈頓（Willington）先生當年所說的那樣，那應該是“一場合乎法律秩序的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