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滿人當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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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商人和買辦們公開傳授那種賺錢快且容易學的生财之道。
于是，中國社會肌體上那種原有的可恥的“浪費性消費”之癌便急劇惡化。
這樣，公平分配人民的勞動成果不僅變得困難，而且幾乎成為不可能的事。
長此以往，城裡的富人們和寄生階層變得越來越富有，而那些不能靠寄生來營生的鄉下人，則不僅越來越貧窮，甚至被甩到破産的邊緣，無以為生。
如果一個國家的人們——除了富人以及寄生階層之外——發現他們盡管已竭盡全力、拼命地勞動，但仍無法養活自己，那麼留給他們的惟一出路，就隻有投入到一場瘋狂的叛亂中去了，以此來徹底根除國家的癌症——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有關這一國家的癌症，症候表現得最為明顯的是蘇、杭這樣的商業城市。
在中國，旨在根除這種可恥的“浪費性消費”之癌變的，便是著名的太平天國叛亂。
太平天國叛亂發生後，滿洲貴族們束手無策，無能為力。
至于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并不是說滿洲貴族已完全喪失了以勇武精神為特質的高尚品格——值得一提的是，1860年，當英法聯軍進攻北塘時，就遇到了滿洲軍人的英勇抵抗。
外國人從關于北塘戰役的戰況報導中可以看到，那種一往無前、視死如歸的英雄氣概在滿洲貴族身上依然存在。
那麼，為什麼他們在身為叛亂者的太平軍面前卻一籌莫展，戰場上也陷入狼狽不堪的局面呢？我想，真正的原因在于，雖然滿洲貴族們有他們的勇武的高貴品格，但在太平軍方面，他們身上卻有着一種特殊的狂熱。
什麼是狂熱？狂熱就是陷入瘋狂之中的高貴人性。
雖然太平天國叛亂分子在起事前隻是普通民衆，但是出于對社會弊病所持的強烈義憤，在他們那麻木遲鈍的本性中也被激發出了勇武的高貴品質。
因此，面對太平天國叛亂分子身上所體現出的狂熱精神，或曰“高貴的瘋狂”，滿洲貴族身上的英雄氣概就無法奏效了。
在此，筆者順便指出一點，歐洲列國那些具有崇高精神和其他傑出道德品質的舊式貴族，之所以對革命者以及他們所發動的革命始終、至今仍然是束手無策，原因也正在這裡。
一個貴族的傲慢，也許能使由愚蠢的學徒和庸俗的店主組成的烏合之衆産生敬畏感，但是，一個不能或不願正視社會錯誤與民衆欲求的貴族，他身上所有的英雄氣概和他所具備的最優秀的戰鬥素質，即便在所謂的“上帝的正義”面前，也是徒勞無功的。
因為，所謂“上帝的正義”，總會是我國革命的最終根源。
正确與謬誤，正義與非正義，在形形色色的騷亂和革命中魚龍混雜，是那樣的難以分辨，這就要求一個人既要具備蓄勢待發的拳頭，又要有洞察一切的雙眼。
否則，即便你在緊握的拳頭外包上最堅固的克虜伯鋼甲，若膽敢向“上帝的正義”出手，最終會使自己受到上帝的懲罰，那表面上堅固無比的拳頭也會化為齑粉。
總之，要想有效地對付狂熱或那種陷入瘋狂的高貴人性，或者幹脆說要想對付瘋子，我們最需要的一點，乃是才智——知識就是力量。
因此，當太平天國叛亂發生後，在滿洲貴族面對狂熱的叛亂者而束手無策時，皇太後陛下便不得不求助于漢族儒生身上所具備的知識力量，指示他們回鄉組辦團練，要完全依靠他們去鎮壓叛亂了。
于是，馬修·阿諾德所說的“統治權”或“政權”，即統治中國的真正的主動權和指導權，從滿洲貴族的手裡轉入漢族儒生的手裡了。
滿洲貴族的權力中心或曰指揮總部在北京，而漢族儒生的權力中心則在地方各省。
因此，從滿洲貴族到中國儒生的權力轉移，也就意味着中國政府的實際統治權從帝國的首都轉移到地方各省了。
對于這一點，許多西方人已經觀察到，中國政府的權力開始呈現分散狀态，至于這種局面形成的真正原因，就是太平天國叛亂。
然而，難能可貴的是，對于這種可能使中國陷入地方分裂局面的隐患，被一個偉大的漢族儒生消弭了，他就是已故的曾國藩侯爵（前任駐英公使曾紀澤之父）。
這位偉大的侯爵乃是近代中國儒生的領袖。
在整個太平天國叛亂時期，皇太後陛下授予他“便宜行事”的絕對權力，因此，當時他可以說是中國事實上的獨裁者。
在他的統率之下，漢族儒生響應皇太後陛下的号召，毅然脫下身上的長衫，紛紛投筆從戎。
戰争初期，雖然儒生們對戰争韬略一竅不通，對行軍打仗的辛勞也極不習慣，但他們仍然奮發努力，克服了他們遇到的一切困難。
開始，他們先是以超人的智識及時抑制住太平軍的瘋狂進攻；接着，在實戰中他們逐漸掌握了戰争的藝術；最後，曆時十數年，他們終于撲滅了這場叛亂的大火。
于是，中國社會肌體上那種原有的可恥的“浪費性消費”之癌便急劇惡化。
這樣，公平分配人民的勞動成果不僅變得困難，而且幾乎成為不可能的事。
長此以往，城裡的富人們和寄生階層變得越來越富有，而那些不能靠寄生來營生的鄉下人，則不僅越來越貧窮，甚至被甩到破産的邊緣，無以為生。
如果一個國家的人們——除了富人以及寄生階層之外——發現他們盡管已竭盡全力、拼命地勞動，但仍無法養活自己，那麼留給他們的惟一出路，就隻有投入到一場瘋狂的叛亂中去了，以此來徹底根除國家的癌症——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有關這一國家的癌症，症候表現得最為明顯的是蘇、杭這樣的商業城市。
在中國，旨在根除這種可恥的“浪費性消費”之癌變的，便是著名的太平天國叛亂。
太平天國叛亂發生後，滿洲貴族們束手無策，無能為力。
至于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并不是說滿洲貴族已完全喪失了以勇武精神為特質的高尚品格——值得一提的是，1860年，當英法聯軍進攻北塘時，就遇到了滿洲軍人的英勇抵抗。
外國人從關于北塘戰役的戰況報導中可以看到，那種一往無前、視死如歸的英雄氣概在滿洲貴族身上依然存在。
那麼，為什麼他們在身為叛亂者的太平軍面前卻一籌莫展，戰場上也陷入狼狽不堪的局面呢？我想，真正的原因在于，雖然滿洲貴族們有他們的勇武的高貴品格，但在太平軍方面，他們身上卻有着一種特殊的狂熱。
什麼是狂熱？狂熱就是陷入瘋狂之中的高貴人性。
雖然太平天國叛亂分子在起事前隻是普通民衆，但是出于對社會弊病所持的強烈義憤，在他們那麻木遲鈍的本性中也被激發出了勇武的高貴品質。
因此，面對太平天國叛亂分子身上所體現出的狂熱精神，或曰“高貴的瘋狂”，滿洲貴族身上的英雄氣概就無法奏效了。
在此，筆者順便指出一點，歐洲列國那些具有崇高精神和其他傑出道德品質的舊式貴族，之所以對革命者以及他們所發動的革命始終、至今仍然是束手無策，原因也正在這裡。
一個貴族的傲慢，也許能使由愚蠢的學徒和庸俗的店主組成的烏合之衆産生敬畏感，但是，一個不能或不願正視社會錯誤與民衆欲求的貴族，他身上所有的英雄氣概和他所具備的最優秀的戰鬥素質，即便在所謂的“上帝的正義”面前，也是徒勞無功的。
因為，所謂“上帝的正義”，總會是我國革命的最終根源。
正确與謬誤，正義與非正義，在形形色色的騷亂和革命中魚龍混雜，是那樣的難以分辨，這就要求一個人既要具備蓄勢待發的拳頭，又要有洞察一切的雙眼。
否則，即便你在緊握的拳頭外包上最堅固的克虜伯鋼甲，若膽敢向“上帝的正義”出手，最終會使自己受到上帝的懲罰，那表面上堅固無比的拳頭也會化為齑粉。
總之，要想有效地對付狂熱或那種陷入瘋狂的高貴人性，或者幹脆說要想對付瘋子，我們最需要的一點，乃是才智——知識就是力量。
因此，當太平天國叛亂發生後，在滿洲貴族面對狂熱的叛亂者而束手無策時，皇太後陛下便不得不求助于漢族儒生身上所具備的知識力量，指示他們回鄉組辦團練，要完全依靠他們去鎮壓叛亂了。
于是，馬修·阿諾德所說的“統治權”或“政權”，即統治中國的真正的主動權和指導權，從滿洲貴族的手裡轉入漢族儒生的手裡了。
滿洲貴族的權力中心或曰指揮總部在北京，而漢族儒生的權力中心則在地方各省。
因此，從滿洲貴族到中國儒生的權力轉移，也就意味着中國政府的實際統治權從帝國的首都轉移到地方各省了。
對于這一點，許多西方人已經觀察到，中國政府的權力開始呈現分散狀态，至于這種局面形成的真正原因，就是太平天國叛亂。
然而，難能可貴的是，對于這種可能使中國陷入地方分裂局面的隐患，被一個偉大的漢族儒生消弭了，他就是已故的曾國藩侯爵（前任駐英公使曾紀澤之父）。
這位偉大的侯爵乃是近代中國儒生的領袖。
在整個太平天國叛亂時期，皇太後陛下授予他“便宜行事”的絕對權力，因此，當時他可以說是中國事實上的獨裁者。
在他的統率之下，漢族儒生響應皇太後陛下的号召，毅然脫下身上的長衫，紛紛投筆從戎。
戰争初期，雖然儒生們對戰争韬略一竅不通，對行軍打仗的辛勞也極不習慣，但他們仍然奮發努力，克服了他們遇到的一切困難。
開始，他們先是以超人的智識及時抑制住太平軍的瘋狂進攻；接着，在實戰中他們逐漸掌握了戰争的藝術；最後，曆時十數年，他們終于撲滅了這場叛亂的大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