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滿人當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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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時局所顯示的那樣，惟一沒有受到削弱的民族力量，便是勞工階層了。
他們身上那種勤奮勞動、努力工作的精神力量，還存在于這個社會中。
然而，中國普通民衆身上這種以勤勞刻苦為本質的精神力量，即便沒有受到削弱，但是，由于他們接受不到儒生們有效的教化和管理，不僅性情逐漸變得粗俗，而且工作效率也降低了。
更為糟糕的是，民衆們與儒生們一樣還失去了高尚的指導——沒有滿洲貴族以高尚的品格去引導他們為一高尚目的而辛勤工作，中國勞工階層的勤勞力量，就被卑劣的目的浪費了。
也就是說，眼下勞工的力量不是被用來生産那些能促進國民身心健康的生活必需品，而是生産一些供人擺闊、滿足其驕奢淫逸之欲望的器物。
總之，現在的勞工隻是在為了滿足庸人的感官愉悅和虛榮心而勞動罷了。
羅斯金曾以其畢生的精力想使人們認可，政治經濟學是一門倫理學，其目的是教會人民乃至國家如何花錢，而非如何掙錢。
确實，眼下中國的财政狀況不景氣，世界經濟也呈現出一派蕭條。
究其原因，不是說整個社會缺乏足夠的生産能力，也不是說人們缺乏工業制品和鐵路，真正的問題乃是在于那種可恥的“浪費性消費”正大行其道。
這種可恥的浪費性消費——無論是地區性的還是全國性的，都是由于缺乏高貴精神的引導而産生的。
如果民衆身上那種以勤勞刻苦為本質的生産力量缺乏高貴精神的引導，那麼所謂“浪費性消費”也自然而然地會出現。
在一個國家或地區，如果人們有一高尚品格引導，将懂得怎樣花錢——怎樣為一高尚的目的而花錢。
而當人們懂得怎樣為一高尚目的而花錢的時候，他們将不再在乎自己擁有什麼，而會在乎自己怎麼去做——不是一味去追求宏大、豪奢，也不是要去跟别人炫耀什麼，而是追求高雅的生活情趣和所處環境的優美。
如果說某個國家或地區人民的品德達到一定的高度，他們除了高雅的生活情趣和優美的生活環境之外别無所求，就不再會把民衆的生産力量浪費在修建這些東西上面了——他們絕不會去建造龐大、醜陋的樓宇，也不會去修築冗長、無用的公路。
總之，一旦某個國家或地區人民的生産力量得到一高尚目的的引導而不至于被浪費掉，那麼這個國家或地區就可以稱得上是真正的富裕之邦了——它不是因為有足夠多的财物或擁有龐大、醜陋的樓宇而稱富，而是因人民身體健康、心靈優美而稱富。
歌德說：“每一種天賦之物都有自身的價值，都應該得到發展，有人隻鼓勵生産‘美’的東西，也有人隻鼓勵生産‘有用’的東西，實際上，隻有将兩者結合起來，才能建設好一個國家。
‘有用’的東西不必主動追求，因為這些東西是人人不可或缺的，大衆自然會生産它們；而‘美’的東西則必須被追求，因為很少有人能夠主動展示它——但許多人又确實需要它。
”因此，袁世凱先生和莫理循博士認為中國最需要這樣的東西：諸如煤、鐵、廉價的肥皂、便宜的電車以及無線電報——即歌德稱之為“有用的東西”。
其實，我認為對于這些東西的生産倒不必過于鼓勵。
然而，已故的皇太後陛下則認為中國需要這樣的東西：諸如她的頤和園的美、《論語》之美，中國詩之美，乃至于八股文的美——即歌德所謂的“美好而必須加以追求的東西”。
一方面，很少有人能夠主動展示它；另一方面，不僅是許多人而且是所有的人都需要它。
如果我們的國家、社會缺少了這些歌德稱之為“美”的東西，便不會有高尚的品格；而如果沒有高尚的品格，正如我們所看到的，人民身上那種以勤勞刻苦為本質的生産力量就會被可恥地浪費掉。
緊接着，那裡的人民在生活中所享有的舒适、奢靡與豪華，就會像死海南岸罪惡之都俄摩拉的蘋果那樣，落得個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下場。
19世紀初，在列強用槍炮轟開中國大門的前夜，那個時候的中國承平日久，蘇州、杭州等城市的富豪顯貴們正過着安逸的紙醉金迷的豪奢生活，彼時出現的種種征兆都已明顯地顯示出，古老中國的社會肌體上已經産生“浪費性消費”的癌變。
至于其原因，正如我已說過的那樣，是由于中國失去了滿洲貴族高貴品格的引導，人民身上固有的勤勞的生産力量也缺乏一高尚目的的引導。
事實上，可恥的浪費性消費不僅浪費了人民的生産力量，而且使他們的勞動果實也難以得到公平的分配。
長此以往，富者愈富，貧者愈貧，也就順理成章了。
上述這些，就是西方人最初帶着他們的商品和鴉片來中國時我們這個老大帝國的狀況。
西方人通過黑白兩手——做正常生意和販賣鴉片來向中國沿海一帶
他們身上那種勤奮勞動、努力工作的精神力量，還存在于這個社會中。
然而，中國普通民衆身上這種以勤勞刻苦為本質的精神力量，即便沒有受到削弱，但是，由于他們接受不到儒生們有效的教化和管理，不僅性情逐漸變得粗俗，而且工作效率也降低了。
更為糟糕的是，民衆們與儒生們一樣還失去了高尚的指導——沒有滿洲貴族以高尚的品格去引導他們為一高尚目的而辛勤工作，中國勞工階層的勤勞力量，就被卑劣的目的浪費了。
也就是說，眼下勞工的力量不是被用來生産那些能促進國民身心健康的生活必需品，而是生産一些供人擺闊、滿足其驕奢淫逸之欲望的器物。
總之，現在的勞工隻是在為了滿足庸人的感官愉悅和虛榮心而勞動罷了。
羅斯金曾以其畢生的精力想使人們認可，政治經濟學是一門倫理學，其目的是教會人民乃至國家如何花錢，而非如何掙錢。
确實，眼下中國的财政狀況不景氣，世界經濟也呈現出一派蕭條。
究其原因，不是說整個社會缺乏足夠的生産能力，也不是說人們缺乏工業制品和鐵路，真正的問題乃是在于那種可恥的“浪費性消費”正大行其道。
這種可恥的浪費性消費——無論是地區性的還是全國性的，都是由于缺乏高貴精神的引導而産生的。
如果民衆身上那種以勤勞刻苦為本質的生産力量缺乏高貴精神的引導，那麼所謂“浪費性消費”也自然而然地會出現。
在一個國家或地區，如果人們有一高尚品格引導，将懂得怎樣花錢——怎樣為一高尚的目的而花錢。
而當人們懂得怎樣為一高尚目的而花錢的時候，他們将不再在乎自己擁有什麼，而會在乎自己怎麼去做——不是一味去追求宏大、豪奢，也不是要去跟别人炫耀什麼，而是追求高雅的生活情趣和所處環境的優美。
如果說某個國家或地區人民的品德達到一定的高度，他們除了高雅的生活情趣和優美的生活環境之外别無所求，就不再會把民衆的生産力量浪費在修建這些東西上面了——他們絕不會去建造龐大、醜陋的樓宇，也不會去修築冗長、無用的公路。
總之，一旦某個國家或地區人民的生産力量得到一高尚目的的引導而不至于被浪費掉，那麼這個國家或地區就可以稱得上是真正的富裕之邦了——它不是因為有足夠多的财物或擁有龐大、醜陋的樓宇而稱富，而是因人民身體健康、心靈優美而稱富。
歌德說：“每一種天賦之物都有自身的價值，都應該得到發展，有人隻鼓勵生産‘美’的東西，也有人隻鼓勵生産‘有用’的東西，實際上，隻有将兩者結合起來，才能建設好一個國家。
‘有用’的東西不必主動追求，因為這些東西是人人不可或缺的，大衆自然會生産它們；而‘美’的東西則必須被追求，因為很少有人能夠主動展示它——但許多人又确實需要它。
”因此，袁世凱先生和莫理循博士認為中國最需要這樣的東西：諸如煤、鐵、廉價的肥皂、便宜的電車以及無線電報——即歌德稱之為“有用的東西”。
其實，我認為對于這些東西的生産倒不必過于鼓勵。
然而，已故的皇太後陛下則認為中國需要這樣的東西：諸如她的頤和園的美、《論語》之美，中國詩之美，乃至于八股文的美——即歌德所謂的“美好而必須加以追求的東西”。
一方面，很少有人能夠主動展示它；另一方面，不僅是許多人而且是所有的人都需要它。
如果我們的國家、社會缺少了這些歌德稱之為“美”的東西，便不會有高尚的品格；而如果沒有高尚的品格，正如我們所看到的，人民身上那種以勤勞刻苦為本質的生産力量就會被可恥地浪費掉。
緊接着，那裡的人民在生活中所享有的舒适、奢靡與豪華，就會像死海南岸罪惡之都俄摩拉的蘋果那樣，落得個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下場。
19世紀初，在列強用槍炮轟開中國大門的前夜，那個時候的中國承平日久，蘇州、杭州等城市的富豪顯貴們正過着安逸的紙醉金迷的豪奢生活，彼時出現的種種征兆都已明顯地顯示出，古老中國的社會肌體上已經産生“浪費性消費”的癌變。
至于其原因，正如我已說過的那樣，是由于中國失去了滿洲貴族高貴品格的引導，人民身上固有的勤勞的生産力量也缺乏一高尚目的的引導。
事實上，可恥的浪費性消費不僅浪費了人民的生産力量，而且使他們的勞動果實也難以得到公平的分配。
長此以往，富者愈富，貧者愈貧，也就順理成章了。
上述這些，就是西方人最初帶着他們的商品和鴉片來中國時我們這個老大帝國的狀況。
西方人通過黑白兩手——做正常生意和販賣鴉片來向中國沿海一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