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逵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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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逵字安道，谯國人。少年博學多聞，喜好談論，善于作文，工于書法繪畫，能彈琴，其他各種才藝也莫不集于一身。還沒成年的時候，就用雞一卵一汁浸泡的白瓦屑做成了鄭玄碑，然後自撰碑文并親自镌刻，辭采華麗器物巧妙，當時沒有人不驚歎的。生一性一不合世俗，常常以書琴自娛。拜豫章術士範宣為師，範宣把他看作奇士，并把兄長的女兒嫁給他為妻。太宰、武陵王司馬日希，聽說他善于彈琴，便派人征召他，戴逵當着使者的面摔破琴器，說：“我戴安道不作王府門中的伶人！”司馬日希氣惱之極，便改召他的兄長戴述。戴述得到召令興高采烈，抱着琴就去了。
戴逵後來遷移到了會稽剡縣。他生一性一高潔，時時處處以禮儀制度為處世準則，在内心深處把放達一浪一蕩看作無道，于是便著文說：
“聽說親人死了采藥不歸的人，是不仁之子；看到國君危急了卻出關而去的，是苟且偷安之臣。古代的人為什麼不認為他們妨礙名教呢，因為人們理解他們的本質，就不會被表面的形式所迷惑。像元康時代(291～299)的人們，可以說他們是好隐逸卻不探求隐逸的實質，所以有舍本逐末、向聲背實的弊病，這就好比以西施為美卻學她的颦眉，羨慕司馬有道的風姿卻隻注重折疊巾角，他們所仰慕的，并非對方真正的優點，隻是注重形式罷了。紫色之所以能混淆朱紅色，是因為它近似朱紅色的緣故。恭謹溫順的和事佬，似乎也符合中和之道，但是卻破壞了美德；放一蕩的人好像是曠達的，事實上卻破壞了大道。這樣看來，竹林七賢的放一蕩，便是西施有病在身而皺眉的一類，而元康時代(291～299)的放一蕩，便是無德無才而隻折巾角的一類，難道不應該分清嗎？
“再說儒家崇尚聲譽，原本是想借此倡導聖賢，既失初衷，便變成了嘩衆取一寵一、博取聲名的陋行。懷情喪失真率，以容貌相欺，其最終的惡果便是流入做僞的末流。道家崇尚無名，意在自然真實，假若失去本意，便會變成越禮背法的惡行。情禮俱虧，連俯仰吟詠都忘了，其最終的惡果便是流入淺薄，不是儒道兩家本旨的失誤，它的弊病在于假借兩家的旗号而通行于世。人生大道有千古不變的準則，可是弊端卻沒有千篇一律的規律，因此《六經》有失，王政有弊，假若違背根本大道，就是聖賢也無可奈何。
“唉呀！行大道之人如果不是修養完善、舉止必當，那麼，又怎能不追懷古烈、仰慕學習先代聖人呢？如果有迷惑，學習之後才行動，讨論之後再發言，當然應該分辨其取舍的标準，追求用心之術，認識他們小屈而大伸的主旨，肯定他們披褐衣而懷寶玉的緣由。像這樣，途徑雖有差别，但殊途同歸；足迹雖然好像混亂，但沒有背離根本目标。假如不能這樣，那麼就會隐遁忘返，随波逐流，為外物所驅，以僞诳自欺，向外迷惑于塵世的喧嚣豪華，對内喪失人一性一的真實自然，以自矜清高改變内心的真情，使塵垢掩蓋心靈的本心正義，以至于贻笑千載，能不謹慎嗎？”
晉孝武帝時，朝廷屢次征召他作散騎常侍、國子博士，他以父親有病為由推辭不就。郡縣催一逼一不止，便隻身逃離吳地。吳國内史王王旬在武丘山有别墅，戴逵偷偷跑到那裡，同王王旬一起遊玩十多天。會稽内史謝玄考慮戴逵遠逃不歸，便上奏疏說；“我看出戴逵是個超塵脫俗、不營世務的人，他甘居陋室，以書琴為友。雖然策書征召多次，依然幽靜之一操一不改，超然絕迹于世，追求自己的志趣。況且他年近七十，常抱病在身，有時身心不适，病情更會加重。如今王命沒有收回，将會使他遭受風霜之苦。陛下既然一愛一護器重他，就該使他身名并存。請陛下停止對他的诏命。”奏疏上報後，孝武帝答應了，戴逵就又回到了剡縣。
後來王王旬做尚書仆射，又上疏奏請征召戴逵為國子祭酒，加封散騎常侍，去征召他，又不應一召。太元二十年(395)，皇太子始出東宮，太子太傅會稽王司馬道子、少傅王雅、詹事王王旬又上疏說：“戴逵德一操一貞潔剛正，合獨遊之趣，年在七十高齡，清風雅韻愈濃。東宮虛位以待有德之人，應延聘宮廷以外的高士。對戴逵應該表彰任命，使他參與僚侍之列。戴逵以重視幽居的節一操一出名，必定以朝廷難于召進自己為榮，應該下诏到當地官府，備盡禮節送來京師。”适逢戴逵病死。
戴逵的長子戴勃，有父親的遺風。義熙初年(405)，朝廷征召他做散騎侍郎，沒有應征，不久便死了。
戴逵後來遷移到了會稽剡縣。他生一性一高潔，時時處處以禮儀制度為處世準則，在内心深處把放達一浪一蕩看作無道，于是便著文說：
“聽說親人死了采藥不歸的人，是不仁之子；看到國君危急了卻出關而去的，是苟且偷安之臣。古代的人為什麼不認為他們妨礙名教呢，因為人們理解他們的本質，就不會被表面的形式所迷惑。像元康時代(291～299)的人們，可以說他們是好隐逸卻不探求隐逸的實質，所以有舍本逐末、向聲背實的弊病，這就好比以西施為美卻學她的颦眉，羨慕司馬有道的風姿卻隻注重折疊巾角，他們所仰慕的，并非對方真正的優點，隻是注重形式罷了。紫色之所以能混淆朱紅色，是因為它近似朱紅色的緣故。恭謹溫順的和事佬，似乎也符合中和之道，但是卻破壞了美德；放一蕩的人好像是曠達的，事實上卻破壞了大道。這樣看來，竹林七賢的放一蕩，便是西施有病在身而皺眉的一類，而元康時代(291～299)的放一蕩，便是無德無才而隻折巾角的一類，難道不應該分清嗎？
“再說儒家崇尚聲譽，原本是想借此倡導聖賢，既失初衷，便變成了嘩衆取一寵一、博取聲名的陋行。懷情喪失真率，以容貌相欺，其最終的惡果便是流入做僞的末流。道家崇尚無名，意在自然真實，假若失去本意，便會變成越禮背法的惡行。情禮俱虧，連俯仰吟詠都忘了，其最終的惡果便是流入淺薄，不是儒道兩家本旨的失誤，它的弊病在于假借兩家的旗号而通行于世。人生大道有千古不變的準則，可是弊端卻沒有千篇一律的規律，因此《六經》有失，王政有弊，假若違背根本大道，就是聖賢也無可奈何。
“唉呀！行大道之人如果不是修養完善、舉止必當，那麼，又怎能不追懷古烈、仰慕學習先代聖人呢？如果有迷惑，學習之後才行動，讨論之後再發言，當然應該分辨其取舍的标準，追求用心之術，認識他們小屈而大伸的主旨，肯定他們披褐衣而懷寶玉的緣由。像這樣，途徑雖有差别，但殊途同歸；足迹雖然好像混亂，但沒有背離根本目标。假如不能這樣，那麼就會隐遁忘返，随波逐流，為外物所驅，以僞诳自欺，向外迷惑于塵世的喧嚣豪華，對内喪失人一性一的真實自然，以自矜清高改變内心的真情，使塵垢掩蓋心靈的本心正義，以至于贻笑千載，能不謹慎嗎？”
晉孝武帝時，朝廷屢次征召他作散騎常侍、國子博士，他以父親有病為由推辭不就。郡縣催一逼一不止，便隻身逃離吳地。吳國内史王王旬在武丘山有别墅，戴逵偷偷跑到那裡，同王王旬一起遊玩十多天。會稽内史謝玄考慮戴逵遠逃不歸，便上奏疏說；“我看出戴逵是個超塵脫俗、不營世務的人，他甘居陋室，以書琴為友。雖然策書征召多次，依然幽靜之一操一不改，超然絕迹于世，追求自己的志趣。況且他年近七十，常抱病在身，有時身心不适，病情更會加重。如今王命沒有收回，将會使他遭受風霜之苦。陛下既然一愛一護器重他，就該使他身名并存。請陛下停止對他的诏命。”奏疏上報後，孝武帝答應了，戴逵就又回到了剡縣。
後來王王旬做
戴逵的長子戴勃，有父親的遺風。義熙初年(405)，朝廷征召他做散騎侍郎，沒有應征，不久便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