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磡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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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雜,真僞同列,便是由此産生,日甚一日。

    這雖然是推薦者不忠于國家的罪過,也是由于上級官吏聽察不嚴,才使他們能這樣做。

    昔日齊王好聽竽,必令三百人合吹爾後才聽,一人吃數人的俸祿。

    南郭先生是個不懂吹竽的人,認為三百人合吹可以混進去充數而不會被發現,就請求為齊王吹竽,白吃數人的俸祿。

    嗣位的新國王覺得三百人合吹太奢侈而加以改正,又怕是張揚先王的過錯。

    于是下令說:‘我比先王還喜歡聽竽,隻是想一個一個地聽。

    ’南郭先生于是逃走了。

    推賢之風不興,濫舉之法不改,則南郭先生之類的人就會充斥于朝廷。

    才高守道之士日漸引退,趨炎附勢的人日漸增多,雖然國家有典章刑法,也是無法禁止的。

     “謙讓之風不興的弊端,不隻是使賢人在下位不能晉升,那些肩負重任的國家良臣,也将漸受其禍而被逐退。

    何以見得呢?孔子認為顔回不重複犯一種錯誤,說明不是聖人誰都會有過錯,高官厚祿很多人都想争得,憎惡賢能的人堵塞道路,良臣有過,诋毀他的人也會很多,毀謗的産生也并非全無根據,必然抓住些小餅錯加以誇大。

    毀謗之言不斷傳來,在上者雖不願采納,也不能不根據傳聞而加以考察,反複考查,總可以得到驗證。

    得到驗證,怎麼可以不治其罪呢!若知道有罪而加放縱,則人主的威望日衰,法令不行會從此開始。

    知道的事都加以處理,被加上罪名而逐退的就多起來,大臣會人人自危。

    賢才不能進用,大臣日益疏遠,這是人主的一大憂慮啊!《詩經》上說:‘受祿不讓,會導緻滅亡。

    ’不知謙讓之人憂慮自身的危亡還來不及,而指望他有益于國家朝廷,不是很難嗎? “我以為改變這種風氣也是很容易的。

    怎見得呢!目前在官位的人,雖然也混雜一些平庸猥劣的人,而其中也有很多賢明的,怎能說他們都不知道讓賢為貴呢?隻因為當時的人都不讓,形成風氣,這些人也就随俗而不讓了。

    人臣在開始被授予官爵時,都要寫表章上報皇帝,名叫謝章,很久以來都是如此。

    謝章的本來用意,是推薦賢能,感謝國家之恩。

    昔日舜以禹為司空,禹叩頭拜謝,把官位讓給稷、契與咎繇。

    舜使益做虞官,益讓給朱虎、熊、罴。

    使伯夷掌管三禮,伯夷讓給夔和龍。

    堯舜時代,衆官初被任命時,沒有不讓的。

    謝章的用意就在于此。

    《尚書》把這些事記載下來,是要永久作為後世的楷模。

    到了末世,人臣也寫謝章,但不賢者不能讓賢,隻是虛假地感謝被提拔之恩罷了。

    這種做法相承不變,也是形成不一良風氣的結果。

     “分級提拔任用之官,能呈報章表者,章表中能讓賢推能就通報,不能讓賢白費紙張的章表,一律不予通報。

    人臣初受官,都應考慮推讓賢人,讓賢的章表交給主管此事的人保管。

    三司有缺位,就選擇被三司推讓最多的那個人加以任命。

    這就是一公缺位,三公就預先選好了補缺者。

    況且主選之人不是三公而選三公,不如讓三公共選一公,後者更了解被選者的詳情。

    四征缺位,選擇被四征推讓最多的人任職,這就是一征缺位,四征已選好了補缺者,這樣選出的人,比停缺後由主選辟選的更加準确可靠。

    尚書缺位,選擇被尚書推讓最多的人任職,這就是八個尚書共選一個尚書,比缺位後由主選者臨時選定的人更加準确可靠。

    郡守缺位,選擇被衆郡推讓最多的人任職,比主選者選擇的郡守更準确可靠。

     “以衆官百郡所讓與主選者所選作比較,真是不可同年而語。

    雖再令太尉、司徒、司空這三府共同選辟,因為這三府都不是受權專門選辟的,他們也不能專心緻志于此事,所用一精一力不過十之二三,隻讓主選吏按官位高低來選拔,是選不到一精一良人才的。

    賢者愚者都知讓,百姓耳目就成了國家耳目。

    人情相争則總想毀謗比自己強的人,人情相讓則會推薦比自己強的人。

    故世有相争之風則毀譽混雜,優劣不分,難得推讓。

    世有相讓之風,則賢智者顯著,才能大小會依次而列,是不會混淆的。

    此時,那些能推讓修身的人,被别人推讓的機會就會多,即是他甘心守貧賤,也是不可能的。

    那些奔走鑽謀的人要想别人推讓于他,就像倒退走路而想前進一樣。

    如能這樣,不管智者愚者都會知道要進身仕途,非嚴于修身律己是沒有途徑的。

    在外宦遊求官者,就會相随而歸。

    浮誇虛論者,不必禁止自己就會停息了。

    人人都用不着費心經營,任憑衆人評議,則天下就會自然形成良好風氣。

    不須教誨而風俗淳化,崇高的美德就會日漸顯著。

    讓賢可以達到這樣的效果,怎能不大力倡導實行呢! “《春秋傳》上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