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仲堪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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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仲堪便上書朝廷說： 控制險要地勢鎮守藩國，應當因地制宜，劍閣之險要，實為蜀地的關鍵。
巴西、梓潼、宕渠三郡離漢中遼遠，處在劍閣之内，其成敗得失與蜀地同為一體，而統歸梁州管轄，大概因為中國定鼎于中原之初，憂慮蜀地拖延統一，所以将險絕之地從蜀分出，以開辟軍隊行進之路。
自京都南遷江東，在岷山邛水一帶設防戍守，其地理的遠近國防的緩急，大異于從前。
所以大司馬桓溫平定成漢李勢之後，就将此三郡劃歸益州統轄，意在加強上流險阻之勢以守邊關。
事情經過一精一心籌劃，幾十年來一直保持不變。
梁州以益州管轄三郡過于遙遠，而請求歸還，竟忘記了王侯将帥于險要設防的大義，違背以地勢内外而治理的實際情況，隻知叫嚷人力匮乏寡弱，故作哀苦之言。
現在蜀地安定太平，..隴一帶亦歸順朝廷，關中賊一黨一餘孽，自相殘害，梁州上書朝廷求還三郡，益州又強調三郡已有歸屬，互相牽制扯皮，不知聽從哪一方。
緻使巴西、宕渠二郡為蠻獠所占領，城邑空蕩，人民流亡，肥沃的土地險要的關隘皆為蠻獠所有。
現在從長遠考慮，應該盡力保全險塞。
又因蠻獠強盛，我方兵力不足，如果處置不當，号令不一，那麼劍閣難以保全，蠻獠醜類更加難以控制。
這是捍衛長江上遊的至要關鍵。
過去三郡完整無缺，按規定可派文武官吏三百人，以協助梁州。
現在人口土地被蠻獠俘虜占領，剩下的不到十分之二，加上百姓到處求食分散零落，物資給養無法保證，如果遵從命令三郡交梁州統管，隻怕公私疲憊，無法承受，而劍閣的守衛就連打更的人也派不出來；号令指揮不統一于益州，使益州空有統監三郡之名，而無控制之權，這恐怕不是劃分職務的本旨，治理國家的長策。
臣以為現在可為梁州增加文武官吏五百人，與以前的合起來共一千五百人，除此之外，一概沿襲舊例。
假設梁州遇有緊急情況，蜀地之兵應當全力相救。
疏表上奏到朝廷，朝廷準許了殷仲堪的要求。
桓玄在南郡，著文論商山四皓出現在漢朝宮廷裡，孝惠帝才得以戰勝趙王如意而繼承皇位。
而孝惠帝柔一弱不剛，呂後兇狠忌刻，這幾位高人賢士，出山接觸塵世，想要匡救時弊。
兩家雙方，各有其一黨一羽，奪取一方的繼承權給予另一方，其仇恨鬥争必然要發生。
如果不懂得一般人的願望，四位高人賢士怎能逃脫其災禍？布衣素食，隐居山林以保養終生者，哪像如此呢！桓玄将此文送給殷仲堪看。
殷仲堪便答複他說： 隐藏山林或者顯露自己，說話議政或者沉默不語，這都不是賢達之士的本意，大概隻是因為他們所遭遇的時世不同，因而所選擇的道路也必然不一樣。
天道事理無所偏斜而天下因此獲得安定，仁者之心不能不有所感動。
像此四位高人賢士，隐居山林潔心養志，德高天下，秦朝法令雖酷嚴，但他們遊曆四方無所畏懼，漢高祖雖為英雄霸主，請他們出山而他們置之不理，隻因某一事理感動他們，便翻然應一召，侍孝惠帝同賓客之禮，談論不涉及是非大事，孝惠帝的皇位就因他們而獲得鞏固，這種恩德實在無法報答，趙王如意因他們而不改諸侯之位，也找不到理由去仇視他們。
而且皇位之争一旦滋生，主者為劉、呂二姓，則百姓容易産生叛變之心；天子更換過快，則人人都自以為自己是聖賢可統治天下。
況且漢朝是靠武力建立起來的，人們不懂道義，抑制一奸一邪小人為虐作惡，隻适合以嫡系子孫繼承皇位。
天下國家，是珍貴的寶器，如果朝政恐怖動蕩，則滄海橫流勢不可止。
推究這些人所以奮力救世，難道隻是為一個人的興廢嗎？他們的行動可以使仁義暢行于世，這與那些屈節貪生、委質于賊、不分榮辱的人，品德事迹相差甚遠，道理與形勢皆不相同，你為什麼要懷疑他們呢？ 你又認為呂家兄弟勢力強盛，幾乎危及劉氏天下，趙王如意如果立為天子，肯定無此災禍。
要知道禍福同門，相互依存相互轉化，萬般複雜，是很難判斷的。
當時天下初定，權力由天子控制，漢高祖分封劉氏子弟為藩王，天下穩固如山，為社稷深謀遠慮之臣，比比皆是，豈是細小卑微的呂祿、呂産所能颠覆奪取得了的？這或許是在四位高人預料之中，在今天也無法辯駁，隻是探尋古代賢人之心，應該看重其遠大的志向與高尚的情一操一。
正本清源維護正道者，雖然不能保證沒有危險，但其危險容易控制。
如果開啟争逐之路，雖然未必不安定，但其安定難保長久。
這是治理國家極其重要的道理，也是古今賢人哲士所共同痛惜的事。
桓玄為殷仲堪的論理所折服。
殷仲堪自從做荊州刺史以來，荊州連年遭受水旱之災，百姓饑荒，殷仲堪吃飯通常可達五碗，盤子裡無剩餘的菜肴，飯粒掉到席上，就拾起來吃下，這雖然是意在為人表率，但也是因為其一性一情坦率所緻。
常告誡子侄們說：“人們見我受命任州郡長官，認為我将抛棄往日的作風，現在我保持原貌不變。
貧困是士人的常情，怎能登上樹枝而損毀樹根呢？你們千萬不要忘本！”後來蜀地洪水滾滾而來，沖毀江陵數千戶人家。
因江岸堤壩防洪不嚴，又被朝廷降号為甯遠将軍。
晉安帝即位後，晉号為冠軍将
殷仲堪便上書朝廷說： 控制險要地勢鎮守藩國，應當因地制宜，劍閣之險要，實為蜀地的關鍵。
巴西、梓潼、宕渠三郡離漢中遼遠，處在劍閣之内，其成敗得失與蜀地同為一體，而統歸梁州管轄，大概因為中國定鼎于中原之初，憂慮蜀地拖延統一，所以将險絕之地從蜀分出，以開辟軍隊行進之路。
自京都南遷江東，在岷山邛水一帶設防戍守，其地理的遠近國防的緩急，大異于從前。
所以大司馬桓溫平定成漢李勢之後，就将此三郡劃歸益州統轄，意在加強上流險阻之勢以守邊關。
事情經過一精一心籌劃，幾十年來一直保持不變。
梁州以益州管轄三郡過于遙遠，而請求歸還，竟忘記了王侯将帥于險要設防的大義，違背以地勢内外而治理的實際情況，隻知叫嚷人力匮乏寡弱，故作哀苦之言。
現在蜀地安定太平，..隴一帶亦歸順朝廷，關中賊一黨一餘孽，自相殘害，梁州上書朝廷求還三郡，益州又強調三郡已有歸屬，互相牽制扯皮，不知聽從哪一方。
緻使巴西、宕渠二郡為蠻獠所占領，城邑空蕩，人民流亡，肥沃的土地險要的關隘皆為蠻獠所有。
現在從長遠考慮，應該盡力保全險塞。
又因蠻獠強盛，我方兵力不足，如果處置不當，号令不一，那麼劍閣難以保全，蠻獠醜類更加難以控制。
這是捍衛長江上遊的至要關鍵。
過去三郡完整無缺，按規定可派文武官吏三百人，以協助梁州。
現在人口土地被蠻獠俘虜占領，剩下的不到十分之二，加上百姓到處求食分散零落，物資給養無法保證，如果遵從命令三郡交梁州統管，隻怕公私疲憊，無法承受，而劍閣的守衛就連打更的人也派不出來；号令指揮不統一于益州，使益州空有統監三郡之名，而無控制之權，這恐怕不是劃分職務的本旨，治理國家的長策。
臣以為現在可為梁州增加文武官吏五百人，與以前的合起來共一千五百人，除此之外，一概沿襲舊例。
假設梁州遇有緊急情況，蜀地之兵應當全力相救。
疏表上奏到朝廷，朝廷準許了殷仲堪的要求。
桓玄在南郡，著文論商山四皓出現在漢朝宮廷裡，孝惠帝才得以戰勝趙王如意而繼承皇位。
而孝惠帝柔一弱不剛，呂後兇狠忌刻，這幾位高人賢士，出山接觸塵世，想要匡救時弊。
兩家雙方，各有其一黨一羽，奪取一方的繼承權給予另一方，其仇恨鬥争必然要發生。
如果不懂得一般人的願望，四位高人賢士怎能逃脫其災禍？布衣素食，隐居山林以保養終生者，哪像如此呢！桓玄将此文送給殷仲堪看。
殷仲堪便答複他說： 隐藏山林或者顯露自己，說話議政或者沉默不語，這都不是賢達之士的本意，大概隻是因為他們所遭遇的時世不同，因而所選擇的道路也必然不一樣。
天道事理無所偏斜而天下因此獲得安定，仁者之心不能不有所感動。
像此四位高人賢士，隐居山林潔心養志，德高天下，秦朝法令雖酷嚴，但他們遊曆四方無所畏懼，漢高祖雖為英雄霸主，請他們出山而他們置之不理，隻因某一事理感動他們，便翻然應一召，侍孝惠帝同賓客之禮，談論不涉及是非大事，孝惠帝的皇位就因他們而獲得鞏固，這種恩德實在無法報答，趙王如意因他們而不改諸侯之位，也找不到理由去仇視他們。
而且皇位之争一旦滋生，主者為劉、呂二姓，則百姓容易産生叛變之心；天子更換過快，則人人都自以為自己是聖賢可統治天下。
況且漢朝是靠武力建立起來的，人們不懂道義，抑制一奸一邪小人為虐作惡，隻适合以嫡系子孫繼承皇位。
天下國家，是珍貴的寶器，如果朝政恐怖動蕩，則滄海橫流勢不可止。
推究這些人所以奮力救世，難道隻是為一個人的興廢嗎？他們的行動可以使仁義暢行于世，這與那些屈節貪生、委質于賊、不分榮辱的人，品德事迹相差甚遠，道理與形勢皆不相同，你為什麼要懷疑他們呢？ 你又認為呂家兄弟勢力強盛，幾乎危及劉氏天下，趙王如意如果立為天子，肯定無此災禍。
要知道禍福同門，相互依存相互轉化，萬般複雜，是很難判斷的。
當時天下初定，權力由天子控制，漢高祖分封劉氏子弟為藩王，天下穩固如山，為社稷深謀遠慮之臣，比比皆是，豈是細小卑微的呂祿、呂産所能颠覆奪取得了的？這或許是在四位高人預料之中，在今天也無法辯駁，隻是探尋古代賢人之心，應該看重其遠大的志向與高尚的情一操一。
正本清源維護正道者，雖然不能保證沒有危險，但其危險容易控制。
如果開啟争逐之路，雖然未必不安定，但其安定難保長久。
這是治理國家極其重要的道理，也是古今賢人哲士所共同痛惜的事。
桓玄為殷仲堪的論理所折服。
殷仲堪自從做荊州刺史以來，荊州連年遭受水旱之災，百姓饑荒，殷仲堪吃飯通常可達五碗，盤子裡無剩餘的菜肴，飯粒掉到席上，就拾起來吃下，這雖然是意在為人表率，但也是因為其一性一情坦率所緻。
常告誡子侄們說：“人們見我受命任州郡長官，認為我将抛棄往日的作風，現在我保持原貌不變。
貧困是士人的常情，怎能登上樹枝而損毀樹根呢？你們千萬不要忘本！”後來蜀地洪水滾滾而來，沖毀江陵數千戶人家。
因江岸堤壩防洪不嚴，又被朝廷降号為甯遠将軍。
晉安帝即位後，晉号為冠軍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