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上谕 一、滿清入主中原君臨天下，是否符合正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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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成功。
這種人不懂得觀察古今大勢。
曆史上凡是首先發動叛亂的人，沒有一個不是身受極刑，遺臭萬年的。
以天下和國家來講，是十分鞏固的，豈是一些烏合之衆、鼠竊狗偷的小人們能動搖得了的嗎？即使當世道衰退的時代，其首先發動叛亂的人，從曆史記載來看，也是沒有一個人能成大事的。
比如秦末的陳涉、項梁、張耳、陳餘等人，以至元朝末年的劉福通、韓林兒、陳友諒、張士誠等人，也隻是一時猖狂，很快都灰飛煙滅了。
而唐、宋中期的時候，出現一些叛亂草寇，接連不斷，也都同歸于盡。
總之，像這種奸民，不懂得君臣大義，不認識天命所歸，白白自取滅亡，成為千古罪人而已。
【原文】 夫人之所以為人，而異于禽獸者，以有此倫常之理也。
故五倫謂之人倫，是缺一則不可謂之人矣。
君臣居五倫之首，天下有無君之人，而尚可謂之人乎？人而懷無君之心，而尚不謂之禽獸乎？盡人倫則謂人，滅天理則謂禽獸，非可因華夷而區别人禽也。
且天命之以為君，而乃懷逆天之意，焉有不遭天之誅殛者乎？朕思秉彜好德，人心所同，天下億萬臣民，共具天良，自切尊君親上之念，無庸再為剖示宣谕。
但險邪昏亂之小人，如呂留良等，胸懷悖逆者，普天之下不可言止此數賊也。
用頒此旨特加訓谕，若平日稍有存此心者，當問天扪心，各發天良，詳細自思之。
朕之詳悉剖示者，非好辯也。
古昔人心淳樸，是以堯舜之時，都俞籲，其詞甚簡。
逮至殷周之世，人心漸不如前，故《殷盤》、《周诰》所以告誡臣民者，往複周詳肫誠剀切，始能去其蔽固，覺其遇蒙，此古今時勢之不得不然者。
每見陰險小人，為大義所折，理屈詞窮，則借聖人之言，以巧為诋毀，曰：“是故惡夫佞者。
” 不知孔子之以子路為佞，因子路“何必讀書，然後為學” 之語而發。
蓋以無理之論，而欲強勝于人，則謂之佞，所謂禦人以口給也。
若遇呂留良、嚴鴻逵、曾靜等逆天背理，惑世誣民之賊，而曉以天經地義，綱常倫紀之大道，使愚昧無知，平日為邪說陷溺之人，豁然醒悟，不緻遭天譴而罹國法，此乃為世道人心計，豈可以謂之佞乎？天下後世自有公論。
著将呂留良、嚴鴻逵、曾靜等悖逆之言，及朕谕旨，一一刊刻，通行頒布天下各府、州、縣、遠鄉僻壤，俾讀書士子及鄉曲小民共知之，并令各貯一冊于學宮之中，使将來後學新進之士，人人觀覽知悉。
倘有未見此書，未聞朕旨者，經朕随時察出，定将該省學政及該縣教官從重治罪。
特谕。
【譯文】 人之所以為人而不同于禽獸的地方，是因為人具有倫理綱常的道理。
五倫齊備就是人倫，缺少一種，便不能稱之為人了。
君臣這一倫，在五倫當中是第一重要的，天下能有心中沒有君王的人，還配稱之為人嗎？作為人而懷有沒有君王的心，這種人難道還不可以稱他為禽獸之心嗎？能盡人倫的才配稱為人，滅天理的則就叫禽獸，并不是因為中華内地和邊疆夷狄按地域去區别人和禽獸的。
而且君王都是秉承天命而為君王的，心中沒有君王，就是違逆了天意，這種人怎能不受到上天的懲罰呢！朕想到遵守法度愛好道德，是普天下人都同此一心的。
國家裡億萬臣民都具有天地良心，自然有尊敬君王親近皇上的思想，完全不必要再三去宣傳解釋這個道理。
但是有一些奸險小人，如呂留良等懷叛逆的，從全國來講，就不能說隻有他們幾個奸賊了。
所以特地頒發這個谕旨，再加一番訓導教育。
如果有人平常稍存有這種錯誤思想的人，應該問天扪心，各自用自己的良心，好好地仔細想想。
朕所以在這裡詳細解剖這個道理告知大家，不是因為性好辯論。
古代人心比較敦厚樸實，所以在堯舜的時候，君臣對話時不過用“都俞籲” 四個歎詞來表示是與不是，詞句十分筒略。
到了殷、周的時候，人心漸漸不如過去，所以才出現了《殷盤》、《周诰》這些告誡臣民的谕旨，所以要告誡臣民，用反複周詳、真誠切實的語言，才能夠除去他們錯誤的見解，覺醒他們愚昧的思想，這是古今形勢不同，不得不這樣去做。
常見有些陰險的小人被大義所駁倒，理屈詞窮，便去假借聖人的語錄巧妙地進行低毀，說：“這本來就是毒惡奸佞的人。
” 而不知道孔子以為子路奸佞，是針對子路說的“何必讀書而後才能稱為好學”而言。
這是說用無理的言論，而要強使别人接受，這就叫做奸佞，也就是靠巧言善辯來抵禦不同看法。
如果遇到像呂留良、嚴鴻逵、曾靜這些違背天理、盅惑人心，禍害百姓的賊人，而明白地用天經地義、倫理綱常的大道理告誡人們，使那些愚昧無知，平常受邪說蒙蔽的人，豁然醒悟過來，不緻于受上天的責罰而身受國法。
這是從安定世道和人心出發，怎麼能說是巧言善辯呢？天下臣民和後代人自有公正評論。
為此特令把呂留良、嚴鴻逵、曾靜等人的荒謬忤逆的言論和朕的谕旨，一一刊刻成書，全面頒發公布到全國各府、州、縣以及所有遠鄉僻壤，以使各地讀書人和鄉村百姓都知道。
并且命令各地都要保存一冊于當地儒學之中，以使将來新到學校讀書的人，人人都能讀到此書，知道此件事。
假如有沒有見過這部書，或沒聽說過朕的旨意的人，經朕随時考察出來，一定要将這省的學政和該縣教官從重治罪。
特此曉谕。
這種人不懂得觀察古今大勢。
曆史上凡是首先發動叛亂的人，沒有一個不是身受極刑，遺臭萬年的。
以天下和國家來講，是十分鞏固的，豈是一些烏合之衆、鼠竊狗偷的小人們能動搖得了的嗎？即使當世道衰退的時代，其首先發動叛亂的人，從曆史記載來看，也是沒有一個人能成大事的。
比如秦末的陳涉、項梁、張耳、陳餘等人，以至元朝末年的劉福通、韓林兒、陳友諒、張士誠等人，也隻是一時猖狂，很快都灰飛煙滅了。
而唐、宋中期的時候，出現一些叛亂草寇，接連不斷，也都同歸于盡。
總之，像這種奸民，不懂得君臣大義，不認識天命所歸，白白自取滅亡，成為千古罪人而已。
【原文】 夫人之所以為人，而異于禽獸者，以有此倫常之理也。
故五倫謂之人倫，是缺一則不可謂之人矣。
君臣居五倫之首，天下有無君之人，而尚可謂之人乎？人而懷無君之心，而尚不謂之禽獸乎？盡人倫則謂人，滅天理則謂禽獸，非可因華夷而區别人禽也。
且天命之以為君，而乃懷逆天之意，焉有不遭天之誅殛者乎？朕思秉彜好德，人心所同，天下億萬臣民，共具天良，自切尊君親上之念，無庸再為剖示宣谕。
但險邪昏亂之小人，如呂留良等，胸懷悖逆者，普天之下不可言止此數賊也。
用頒此旨特加訓谕，若平日稍有存此心者，當問天扪心，各發天良，詳細自思之。
朕之詳悉剖示者，非好辯也。
古昔人心淳樸，是以堯舜之時，都俞籲，其詞甚簡。
逮至殷周之世，人心漸不如前，故《殷盤》、《周诰》所以告誡臣民者，往複周詳肫誠剀切，始能去其蔽固，覺其遇蒙，此古今時勢之不得不然者。
每見陰險小人，為大義所折，理屈詞窮，則借聖人之言，以巧為诋毀，曰：“是故惡夫佞者。
” 不知孔子之以子路為佞，因子路“何必讀書，然後為學” 之語而發。
蓋以無理之論，而欲強勝于人，則謂之佞，所謂禦人以口給也。
若遇呂留良、嚴鴻逵、曾靜等逆天背理，惑世誣民之賊，而曉以天經地義，綱常倫紀之大道，使愚昧無知，平日為邪說陷溺之人，豁然醒悟，不緻遭天譴而罹國法，此乃為世道人心計，豈可以謂之佞乎？天下後世自有公論。
著将呂留良、嚴鴻逵、曾靜等悖逆之言，及朕谕旨，一一刊刻，通行頒布天下各府、州、縣、遠鄉僻壤，俾讀書士子及鄉曲小民共知之，并令各貯一冊于學宮之中，使将來後學新進之士，人人觀覽知悉。
倘有未見此書，未聞朕旨者，經朕随時察出，定将該省學政及該縣教官從重治罪。
特谕。
【譯文】 人之所以為人而不同于禽獸的地方，是因為人具有倫理綱常的道理。
五倫齊備就是人倫，缺少一種，便不能稱之為人了。
君臣這一倫，在五倫當中是第一重要的，天下能有心中沒有君王的人，還配稱之為人嗎？作為人而懷有沒有君王的心，這種人難道還不可以稱他為禽獸之心嗎？能盡人倫的才配稱為人，滅天理的則就叫禽獸，并不是因為中華内地和邊疆夷狄按地域去區别人和禽獸的。
而且君王都是秉承天命而為君王的，心中沒有君王，就是違逆了天意，這種人怎能不受到上天的懲罰呢！朕想到遵守法度愛好道德，是普天下人都同此一心的。
國家裡億萬臣民都具有天地良心，自然有尊敬君王親近皇上的思想，完全不必要再三去宣傳解釋這個道理。
但是有一些奸險小人，如呂留良等懷叛逆的，從全國來講，就不能說隻有他們幾個奸賊了。
所以特地頒發這個谕旨，再加一番訓導教育。
如果有人平常稍存有這種錯誤思想的人，應該問天扪心，各自用自己的良心，好好地仔細想想。
朕所以在這裡詳細解剖這個道理告知大家，不是因為性好辯論。
古代人心比較敦厚樸實，所以在堯舜的時候，君臣對話時不過用“都俞籲” 四個歎詞來表示是與不是，詞句十分筒略。
到了殷、周的時候，人心漸漸不如過去，所以才出現了《殷盤》、《周诰》這些告誡臣民的谕旨，所以要告誡臣民，用反複周詳、真誠切實的語言，才能夠除去他們錯誤的見解，覺醒他們愚昧的思想，這是古今形勢不同，不得不這樣去做。
常見有些陰險的小人被大義所駁倒，理屈詞窮，便去假借聖人的語錄巧妙地進行低毀，說：“這本來就是毒惡奸佞的人。
” 而不知道孔子以為子路奸佞，是針對子路說的“何必讀書而後才能稱為好學”而言。
這是說用無理的言論，而要強使别人接受，這就叫做奸佞，也就是靠巧言善辯來抵禦不同看法。
如果遇到像呂留良、嚴鴻逵、曾靜這些違背天理、盅惑人心，禍害百姓的賊人，而明白地用天經地義、倫理綱常的大道理告誡人們，使那些愚昧無知，平常受邪說蒙蔽的人，豁然醒悟過來，不緻于受上天的責罰而身受國法。
這是從安定世道和人心出發，怎麼能說是巧言善辯呢？天下臣民和後代人自有公正評論。
為此特令把呂留良、嚴鴻逵、曾靜等人的荒謬忤逆的言論和朕的谕旨，一一刊刻成書，全面頒發公布到全國各府、州、縣以及所有遠鄉僻壤，以使各地讀書人和鄉村百姓都知道。
并且命令各地都要保存一冊于當地儒學之中，以使将來新到學校讀書的人，人人都能讀到此書，知道此件事。
假如有沒有見過這部書，或沒聽說過朕的旨意的人，經朕随時考察出來，一定要将這省的學政和該縣教官從重治罪。
特此曉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