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向天下頒布《大義覺迷錄》的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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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照律治罪。
” 呂留良案内，“黃補庵，自稱私淑門人，所作詩詞，荒唐狂悖；車鼎豐、車鼎贲，刊刻逆書，往來契厚；孫用克，陰相援結；周敬輿，甘心附逆，私藏禁書。
黃補庵應拟斬立訣，妻妾子女給功臣之家為奴，父母子孫兄弟流二千裡。
車鼎豐等，俱拟斬監候。
” 呂留良案内：“被惑門徒房明疇、金子尚，應革去生員，杖一百，佥妻流三千裡。
陳祖陶、沈允懷、沈成之、董呂音、李天維、費定原、王立夫、施子由、沈鬥山、沈惠候、沈林友應革去教谕、舉人、監生、生員、杖一百，徒三年。
朱霞山、朱芷年從學嚴鴻逵，時年尚小，張聖範、朱羽采令伊等幼子從沈在寬附學訓蒙，審無與沈在寬交好之處，應無庸議。
” 在清代康熙、雍正年間，文人稍有不慎，就有遭文字之禍。
禍從筆生，禍從口出，其例很多。
車鼎豐、車鼎贲平時有較強反清複明思想，他的兄車鼎晉，因奉诏校《全唐詩》，其弟鼎豐有句雲：“清風不識字，何事亂翻書。
”意謂清朝統治者不識文字，何能做皇帝理國政。
有一日，車鼎豐與弟鼎贲喝酒，酒盅為明瓷，盅底有“成化年造”字樣。
鼎豐翻其杯表示酒已幹了，說：“大明天子今重見”，鼎贲把壺放在一旁說：“且把壺兒擱半邊”。
取壺、胡同音之意思，以表示對異族統治者不滿。
後二人都被呂留良文字獄案所誅連被處斬刑。
哥哥車鼎晉終日驚懼萬分，憂悲成疾而死去。
據《東華錄》雍正十年十二月十七日記載，此案最後的處置結果是：“嚴鴻逵著戮屍枭示，其孫著發甯古塔給披甲人為奴。
沈在寬著改斬立訣。
黃補庵已伏冥誅，其嫡屬照議治罪。
車鼎豐、車鼎贲、孫克用、周敬輿俱依拟應斬，著斬監候，秋後處決。
房明疇、金子尚，俱著佥妻流三千。
陳祖陶等十一人，著以杖責完結。
張聖範、朱羽采、朱霞山、朱芷年，著釋放。
” 然而，這樁天字号文字獄案的處置結果，并不能以雍正的意志為轉移。
當雍正帝駕崩後的當年，皇太子弘曆即位，是為乾隆帝。
乾隆當上皇帝僅有四十三天，即雍正十三年（年）十二月八日，就違背乃父“朕之子孫，将來亦不得以其诋毀朕躬，而追究誅戮”的遺命。
他降旨道：“曾靜大逆不道，雖處之極典，不足蔽其辜。
” 他認為曾靜、張熙所犯罪行，在雍正時得到寬容赦免，那是皇考的“政策”。
乾隆強調按照處置呂留良案的先例處置曾靜案，改變雍正的“攻心”為“滅身”的處置方針。
于是下令：“著湖廣督撫将曾靜、張熙即行鎖拿，遴選幹員解京候審，毋得疏縱曳漏。
其嫡屬交地方嚴行看守候旨。
” 同年十二月十九日，乾隆帝又下令将“曾靜、張熙著照法司所拟，淩遲處死。
” 接着将雍正精心編撰刊行天下的《大義覺迷錄》宣布為禁書，停止刊刻，停止頒發，私藏者治罪，在全國範圍内統統收繳銷毀。
《大義覺迷錄》是雍正朝禦制國書，刊行全國使其家喻戶曉，欲以使人人“覺迷”。
轉眼之間，乾隆繼位宣布為特号禁書，凡有私藏者，即有殺頭滅身之罪，惟恐有一人“覺迷”。
從此《大義覺迷錄》成為絕世罕見的一部皇帝撰寫的禦制國書，湮沒二百多年不見天日，這一切更增加了它的神秘色彩。
乾隆之所以與雍正處置曾靜謀反案大相徑庭，有他周密的考慮。
他在青年時代目睹了這場文字案的前前後後，他清楚認識到：父王對曾靜謀反案和呂留良文字獄案的公開審訊和批判，實際是把父王自己推上審判台；雍正的“華夷之别”的新釋、十大罪狀的自我辯解、皇宮中的秘聞醜事洩露、皇子間爾虞我詐、文武大臣間明槍暗箭等等，統統詳細地記錄于《大義覺迷錄》一書中，損害了萬乘之尊皇帝的光輝形象，暴露了國祚和宮廷的絕密，起到反宣傳作用，根本達不到使臣民“覺迷”的目的，隻能更增強人們的反清排滿情緒。
因此必須徹底剪除禁锢異端思想的蔓延，肅清其流毒。
同時留着這兩個彌天重犯”當“反面教員”，更難以起到“感化”教育的作用。
證明他父皇失德确有其事。
乾隆深思熟慮，甘願冒着違犯父王遺命的罪名，誅殺了曾靜、張熙，以絕後患。
乾隆此舉，實際上是秦始皇“焚書坑儒”的翻版，比其乃父的深謀遠慮“出奇料理”低劣多了。
清朝文字獄是我國曆史上數量最多的朝代。
康熙、雍正、乾隆三代正是清王朝興盛時期，這三代皇帝都具有雄才大略有所作為，希圖傳江山于萬世，留英名于百代，采取政治上消除敵對勢力，而且加強思想文化領域的絕對統一，故而這一曆史時期文字獄相對苛繁頻仍。
這三代皇帝制造的文字獄，有案可查的就有一百七十多起，但就其文字獄的特色來看，都遠不及雍正朝時的曾靜、呂留良文字獄最富有特色，雍正朝時這樁文字獄案，不僅誅連規模之廣，治罪誅戮之嚴酷，而且處置上的“出奇料理”，堪稱文字獄案的絕無僅有。
雍正敢于公開全案的詳細末節，敢于公開大批判大辯論，敢于向天下刊發《大義覺迷錄》，讓人人皆知；敢于無罪赦免“彌天重犯”讓其自新，當反面宣傳員；敢于讓讀書士子對此案人人表态；敢于讓人們對照自己，搞人人過關等。
凡此種種，都給後人留下許多問号。
薛予生
” 呂留良案内，“黃補庵，自稱私淑門人，所作詩詞，荒唐狂悖；車鼎豐、車鼎贲，刊刻逆書，往來契厚；孫用克，陰相援結；周敬輿，甘心附逆，私藏禁書。
黃補庵應拟斬立訣，妻妾子女給功臣之家為奴，父母子孫兄弟流二千裡。
車鼎豐等，俱拟斬監候。
” 呂留良案内：“被惑門徒房明疇、金子尚，應革去生員，杖一百，佥妻流三千裡。
陳祖陶、沈允懷、沈成之、董呂音、李天維、費定原、王立夫、施子由、沈鬥山、沈惠候、沈林友應革去教谕、舉人、監生、生員、杖一百，徒三年。
朱霞山、朱芷年從學嚴鴻逵，時年尚小，張聖範、朱羽采令伊等幼子從沈在寬附學訓蒙，審無與沈在寬交好之處，應無庸議。
” 在清代康熙、雍正年間，文人稍有不慎，就有遭文字之禍。
禍從筆生，禍從口出，其例很多。
車鼎豐、車鼎贲平時有較強反清複明思想，他的兄車鼎晉，因奉诏校《全唐詩》，其弟鼎豐有句雲：“清風不識字，何事亂翻書。
”意謂清朝統治者不識文字，何能做皇帝理國政。
有一日，車鼎豐與弟鼎贲喝酒，酒盅為明瓷，盅底有“成化年造”字樣。
鼎豐翻其杯表示酒已幹了，說：“大明天子今重見”，鼎贲把壺放在一旁說：“且把壺兒擱半邊”。
取壺、胡同音之意思，以表示對異族統治者不滿。
後二人都被呂留良文字獄案所誅連被處斬刑。
哥哥車鼎晉終日驚懼萬分，憂悲成疾而死去。
據《東華錄》雍正十年十二月十七日記載，此案最後的處置結果是：“嚴鴻逵著戮屍枭示，其孫著發甯古塔給披甲人為奴。
沈在寬著改斬立訣。
黃補庵已伏冥誅，其嫡屬照議治罪。
車鼎豐、車鼎贲、孫克用、周敬輿俱依拟應斬，著斬監候，秋後處決。
房明疇、金子尚，俱著佥妻流三千。
陳祖陶等十一人，著以杖責完結。
張聖範、朱羽采、朱霞山、朱芷年，著釋放。
” 然而，這樁天字号文字獄案的處置結果，并不能以雍正的意志為轉移。
當雍正帝駕崩後的當年，皇太子弘曆即位，是為乾隆帝。
乾隆當上皇帝僅有四十三天，即雍正十三年（年）十二月八日，就違背乃父“朕之子孫，将來亦不得以其诋毀朕躬，而追究誅戮”的遺命。
他降旨道：“曾靜大逆不道，雖處之極典，不足蔽其辜。
” 他認為曾靜、張熙所犯罪行，在雍正時得到寬容赦免，那是皇考的“政策”。
乾隆強調按照處置呂留良案的先例處置曾靜案，改變雍正的“攻心”為“滅身”的處置方針。
于是下令：“著湖廣督撫将曾靜、張熙即行鎖拿，遴選幹員解京候審，毋得疏縱曳漏。
其嫡屬交地方嚴行看守候旨。
” 同年十二月十九日，乾隆帝又下令将“曾靜、張熙著照法司所拟，淩遲處死。
” 接着将雍正精心編撰刊行天下的《大義覺迷錄》宣布為禁書，停止刊刻，停止頒發，私藏者治罪，在全國範圍内統統收繳銷毀。
《大義覺迷錄》是雍正朝禦制國書，刊行全國使其家喻戶曉，欲以使人人“覺迷”。
轉眼之間，乾隆繼位宣布為特号禁書，凡有私藏者，即有殺頭滅身之罪，惟恐有一人“覺迷”。
從此《大義覺迷錄》成為絕世罕見的一部皇帝撰寫的禦制國書，湮沒二百多年不見天日，這一切更增加了它的神秘色彩。
乾隆之所以與雍正處置曾靜謀反案大相徑庭，有他周密的考慮。
他在青年時代目睹了這場文字案的前前後後，他清楚認識到：父王對曾靜謀反案和呂留良文字獄案的公開審訊和批判，實際是把父王自己推上審判台；雍正的“華夷之别”的新釋、十大罪狀的自我辯解、皇宮中的秘聞醜事洩露、皇子間爾虞我詐、文武大臣間明槍暗箭等等，統統詳細地記錄于《大義覺迷錄》一書中，損害了萬乘之尊皇帝的光輝形象，暴露了國祚和宮廷的絕密，起到反宣傳作用，根本達不到使臣民“覺迷”的目的，隻能更增強人們的反清排滿情緒。
因此必須徹底剪除禁锢異端思想的蔓延，肅清其流毒。
同時留着這兩個彌天重犯”當“反面教員”，更難以起到“感化”教育的作用。
證明他父皇失德确有其事。
乾隆深思熟慮，甘願冒着違犯父王遺命的罪名，誅殺了曾靜、張熙，以絕後患。
乾隆此舉，實際上是秦始皇“焚書坑儒”的翻版，比其乃父的深謀遠慮“出奇料理”低劣多了。
清朝文字獄是我國曆史上數量最多的朝代。
康熙、雍正、乾隆三代正是清王朝興盛時期，這三代皇帝都具有雄才大略有所作為，希圖傳江山于萬世，留英名于百代，采取政治上消除敵對勢力，而且加強思想文化領域的絕對統一，故而這一曆史時期文字獄相對苛繁頻仍。
這三代皇帝制造的文字獄，有案可查的就有一百七十多起，但就其文字獄的特色來看，都遠不及雍正朝時的曾靜、呂留良文字獄最富有特色，雍正朝時這樁文字獄案，不僅誅連規模之廣，治罪誅戮之嚴酷，而且處置上的“出奇料理”，堪稱文字獄案的絕無僅有。
雍正敢于公開全案的詳細末節，敢于公開大批判大辯論，敢于向天下刊發《大義覺迷錄》，讓人人皆知；敢于無罪赦免“彌天重犯”讓其自新，當反面宣傳員；敢于讓讀書士子對此案人人表态；敢于讓人們對照自己，搞人人過關等。
凡此種種，都給後人留下許多問号。
薛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