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靜供詞二條 一、皇上不是有意遵循守孝三年的古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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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曾靜供：經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
” 又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是古之帝王治天下，其大本大根，必在于孝。
誠以孝為百行之源，萬化所從出之地，所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如木之有根，水之有源，必根盛而後望得葉茂，源深而後可得流長，必親親無虧，而後德足以仁民，仁民量滿，而後功足以覆物。
是德教加于百姓，樂利普遍環區者，皆由一孝所緻，即《論語》所謂：“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是也。
然理雖一定而不易，其實躬行實踐者少。
至于三年之喪，雖曰“自天子達于庶人，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然新主當萬機綜理之下，苟非仁孝誠敬之至，實有難行。
此不唯三代以下罕見，即三代以上之聖君哲後，從頭算來，亦未聞曆曆有幾。
古稱大孝，首推虞帝，然當上世渾噩，風氣未開，禮制未備，三年之喪，未經記載，其詳不可得知。
繼算武王為達孝，禮制略述于《中庸》。
其中喪葬之制，春秋祖廟之修，繼志述事之績，與夫追王之禮，享帝之儀，可謂千古郁郁之盛。
然在當時，武王亦不能獨成其美備，大事多資周公之力，定于周公之手。
其餘隻有高宗，書載諒陰三年，所以卒推商朝中興賢聖之首君。
然在當時，孔門高弟亦疑其勢有難行，後儒注疏亦多疑諒陰之制為心喪，未必能實居廬被素也。
後世以日易月，雖自漢文帝，然戰國時，滕文公欲行三年之喪，訪于孟子，父兄百官，皆不欲，謂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
則是短喪之制，自春秋戰國時，已視為泛常矣，豈獨自漢始乎！即在諸侯素稱秉禮之國，亦不能行，況無子乎！自是以來，曆代帝王固無有能行者，即向有一二好禮之君，仁孝之主，則有欲行而勢不能行者，有勉強行之者，而不終者；有徒循其名，而不能盡其實者，求其實能盡禮盡制，出于至情，發于本心，表裡無間，始終如一日者，則絕無焉。
【譯文】曾靜供：經文上講：“先王有至上的道德禮義，以順應治理天下。
”又說：“謹慎地處理先人的臨終之事，百姓的歸順之心就會淳厚。
” 所以古代帝王治理天下，其最根本的一條，就在于孝。
确實應該把孝作為人的根本。
所以說有：“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如木之有根，水之有源，必根盛而後才可希望枝葉的繁茂，水的源頭深廣而後才可以使流水悠長。
必親親無虧，而後才算德足，才能仁愛百姓；仁愛百姓的器識滿盈，然後功足才能包容事物。
凡是百姓得到教化，天下得到治理者，都是由孝所緻，也就是《論語》講的“孝悌，是仁義的根本”。
一點不錯。
然而道理雖是這樣，真正身體力行的也真是太少。
至于三年之喪的制度，雖說從天子到百姓，在這個事情上不分貴賤，然而新的皇上正當日理萬機的時候，如果不是特别的仁孝，十分的誠敬，實難實行。
這不單是三代以來罕見，即使三代以上的聖君哲後，甚至從開天辟地以來，也沒有聽說有幾個。
古代稱孝順的，第一就算是虞帝，可是那時間沒有文字記載，其詳情人們不知，無可考證。
周朝的武王可以說達到了至孝的程度，但《中庸》記述的也不多。
不過其中喪葬之制，春秋祖廟的修建，記述功績，追尊帝王的儀式，可以說超過千古的盛況。
然而在當時，武王雖然功業顯赫，但也不能獨享全部譽美之詞，他也是在很多方面得力于周公的幫助和打基礎的結果。
另外商朝還有位高宗，也可以稱為中興的聖賢之君，史書記載他守孝三年。
然而在當時，孔夫子的重要弟子也懷疑他難以真正實行。
後來的儒士在注述古史的時候，也懷疑搭個簡陋的棚子，住裡邊守喪的辦法是心情過悲而形容出來的情況，并不真的會那樣做。
後世有些變通，例如戰國時，滕文公想實行三年之喪辦
” 又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是古之帝王治天下，其大本大根，必在于孝。
誠以孝為百行之源，萬化所從出之地，所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如木之有根，水之有源，必根盛而後望得葉茂，源深而後可得流長，必親親無虧，而後德足以仁民，仁民量滿，而後功足以覆物。
是德教加于百姓，樂利普遍環區者，皆由一孝所緻，即《論語》所謂：“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是也。
然理雖一定而不易，其實躬行實踐者少。
至于三年之喪，雖曰“自天子達于庶人，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然新主當萬機綜理之下，苟非仁孝誠敬之至，實有難行。
此不唯三代以下罕見，即三代以上之聖君哲後，從頭算來，亦未聞曆曆有幾。
古稱大孝，首推虞帝，然當上世渾噩，風氣未開，禮制未備，三年之喪，未經記載，其詳不可得知。
繼算武王為達孝，禮制略述于《中庸》。
其中喪葬之制，春秋祖廟之修，繼志述事之績，與夫追王之禮，享帝之儀，可謂千古郁郁之盛。
然在當時，武王亦不能獨成其美備，大事多資周公之力，定于周公之手。
其餘隻有高宗，書載諒陰三年，所以卒推商朝中興賢聖之首君。
然在當時，孔門高弟亦疑其勢有難行，後儒注疏亦多疑諒陰之制為心喪，未必能實居廬被素也。
後世以日易月，雖自漢文帝，然戰國時，滕文公欲行三年之喪，訪于孟子，父兄百官，皆不欲，謂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
則是短喪之制，自春秋戰國時，已視為泛常矣，豈獨自漢始乎！即在諸侯素稱秉禮之國，亦不能行，況無子乎！自是以來，曆代帝王固無有能行者，即向有一二好禮之君，仁孝之主，則有欲行而勢不能行者，有勉強行之者，而不終者；有徒循其名，而不能盡其實者，求其實能盡禮盡制，出于至情，發于本心，表裡無間，始終如一日者，則絕無焉。
【譯文】曾靜供：經文上講：“先王有至上的道德禮義，以順應治理天下。
”又說：“謹慎地處理先人的臨終之事，百姓的歸順之心就會淳厚。
” 所以古代帝王治理天下，其最根本的一條，就在于孝。
确實應該把孝作為人的根本。
所以說有：“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如木之有根，水之有源，必根盛而後才可希望枝葉的繁茂，水的源頭深廣而後才可以使流水悠長。
必親親無虧，而後才算德足，才能仁愛百姓；仁愛百姓的器識滿盈，然後功足才能包容事物。
凡是百姓得到教化，天下得到治理者，都是由孝所緻，也就是《論語》講的“孝悌，是仁義的根本”。
一點不錯。
然而道理雖是這樣，真正身體力行的也真是太少。
至于三年之喪的制度，雖說從天子到百姓，在這個事情上不分貴賤，然而新的皇上正當日理萬機的時候，如果不是特别的仁孝，十分的誠敬，實難實行。
這不單是三代以來罕見，即使三代以上的聖君哲後，甚至從開天辟地以來，也沒有聽說有幾個。
古代稱孝順的，第一就算是虞帝，可是那時間沒有文字記載，其詳情人們不知，無可考證。
周朝的武王可以說達到了至孝的程度，但《中庸》記述的也不多。
不過其中喪葬之制，春秋祖廟的修建，記述功績，追尊帝王的儀式，可以說超過千古的盛況。
然而在當時，武王雖然功業顯赫，但也不能獨享全部譽美之詞，他也是在很多方面得力于周公的幫助和打基礎的結果。
另外商朝還有位高宗，也可以稱為中興的聖賢之君，史書記載他守孝三年。
然而在當時，孔夫子的重要弟子也懷疑他難以真正實行。
後來的儒士在注述古史的時候，也懷疑搭個簡陋的棚子，住裡邊守喪的辦法是心情過悲而形容出來的情況，并不真的會那樣做。
後世有些變通，例如戰國時，滕文公想實行三年之喪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