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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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思邈和王焘的成就，同時對唐人流傳在民間的單方，也作了介紹。
《唐本草》雖已殘缺，但此書對《重修政和證類本草》和《本草綱目》都是非常重要的資料，直到今天，我們對它進行研究，還有一定的重要意義。
在使用史料方面，寫隋唐五代史僅僅依靠正史如《隋書》、《舊唐書》、《新唐書》、《舊五代史》、《新五代史》，這是遠遠不夠的，還須廣泛搜集。
如《通典》、《文獻通考》、《唐會要》、《五代會要》、《冊府元龜》（尤其外臣部）、《唐大诏令集》、《元和郡縣圖志》、《太平寰宇記》、《太平廣記》以及唐五代宋人的筆記瑣談，尤其近年的考古發掘和敦煌、吐魯番發現的文書。
在拙著中，能引《舊唐書》的，就用《舊唐書》，《舊唐書》實在沒有這方面材料時，才引用《新唐書》。
能引《舊五代史》的，就用《舊五代史》；但因《舊五代史》殘缺過多，所以有些隻能用《新五代史》來補充了。
我之所以多引《舊唐書》、《舊五代史》，而少引《新唐書》、《新五代史》，主要因為前者比後者文字通暢，後者文字反而佶屈聱牙，學生讀起來困難多。
這裡還應該交代一下的，就是在拙著中頻繁引用《資治通鑒》問題。
我在抗戰時期，除短期流寓昆明之外，大部分時間，在重慶教書。
當時手頭隻有一部書，即大東書局縮印的《資治通鑒》，因為借書困難，主要依靠這部書，翻來覆去地看，看了十多遍，這對于我幫助太大了，魏晉到唐五代的史事，從頭至尾，基本搞熟了。
這次寫《隋唐五代史》，大大得力于這部書。
有時我就徑用這部書，代替新舊《唐書》、新舊《五代史》。
有些史料，正史是錯的，《資治通鑒》在引用史料時，卻經過嚴格審訂，因此翔實可靠，凡是經過《考異》訂正、胡注匡正的史料，我是放心使用的。
現在舉一個例子來說吧。
《新唐書·宦者·仇士良傳》記載了一件事：甘露事變之後，仇士良、魚弘志謀廢文宗，“崔慎由為翰林學士，直（當值）夜未半，有中使召入，至秘殿，見士良等坐堂上，帷帳周密，謂慎由曰：&lsquo上不豫已久，自即位，政令多荒阙，皇太後有制更立嗣君，學士當作诏。
&rsquo慎由驚曰：&lsquo上高明之德在天下，安可輕議？慎由親族中表千人，兄弟群從且三百，何可與覆族事！雖死不承命。
&rsquo士良等默然。
久乃啟後戶，引至小殿，帝在焉。
士良等曆階數帝過失，帝俯首。
既而士良指帝曰：&lsquo不為學士，不得更坐此。
&rsquo乃送慎由出，戒曰：&lsquo毋洩，禍及爾宗。
&rsquo慎由記其事，藏箱枕間，時人莫知。
将沒，以授其子胤，故胤惡中官。
”我起初就将此事寫入此書，認為甘露事變以後，文宗受制宦官，日子不好過，這一段史料描寫得非常形象。
後來讀《通鑒考異》，始知《新唐書》這段史料，引自皮光業《見聞錄》，其說不可靠。
《通鑒考異》謂崔慎由于宣宗大中初始入朝，為右拾遺、員外郎、知制诰，正拜舍人，召充翰林學士。
文宗開成時，崔慎由并不在長安，也尚未為翰林學士，《新唐書》承皮光業《見聞錄》之訛。
翻檢《翰苑新書》，也說崔慎由是大中初的翰林學士，證據确鑿，無可懷疑，才把拙著中崔慎由開成初夜入宮禁這條材料删掉了。
《通鑒考異》三十卷，唐肅宗至德元載至後周世宗顯德六年，占了十六卷之多，說明中晚唐至五代，時間和司馬光接近，資料多，訂正考證最為精審。
所以我在叙述元和以後曆史時，主要依據《資治通鑒》。
書的末尾，附錄《大事年表》。
這個年表，政治、文化并重，可惜有些著名畫家卒年無考，隻能阙如了。
本書佛教神學思想部分，是50年代寫成的；本書的五代史部分，是80年代寫成的。
雖然全書的寫成，花了六七年時間，而前後持續了二三十年之久，有時一擱就是十多年。
所以前後内容或不能照顧，自相矛盾，有些人物的評價，事件的輕重，也可能處理失當，希望各方面多予嚴格批評。
書中所插曆史地圖，是請複旦大學曆史地理研究所劉思源、陳偉慶先生繪制的，承他付出辛勤的勞動，并此緻謝。
上海人民出版社責任編輯林烨卿、張美娣同志負責審訂此稿，提出許多寶貴意見，對此書的減少錯誤，提高質量，有很大幫助，特此緻謝。
1985年8月，王仲荦寫定于濟南山東大學新校南園之華山館。
《唐本草》雖已殘缺，但此書對《重修政和證類本草》和《本草綱目》都是非常重要的資料，直到今天，我們對它進行研究，還有一定的重要意義。
在使用史料方面，寫隋唐五代史僅僅依靠正史如《隋書》、《舊唐書》、《新唐書》、《舊五代史》、《新五代史》，這是遠遠不夠的，還須廣泛搜集。
如《通典》、《文獻通考》、《唐會要》、《五代會要》、《冊府元龜》（尤其外臣部）、《唐大诏令集》、《元和郡縣圖志》、《太平寰宇記》、《太平廣記》以及唐五代宋人的筆記瑣談，尤其近年的考古發掘和敦煌、吐魯番發現的文書。
在拙著中，能引《舊唐書》的，就用《舊唐書》，《舊唐書》實在沒有這方面材料時，才引用《新唐書》。
能引《舊五代史》的，就用《舊五代史》；但因《舊五代史》殘缺過多，所以有些隻能用《新五代史》來補充了。
我之所以多引《舊唐書》、《舊五代史》，而少引《新唐書》、《新五代史》，主要因為前者比後者文字通暢，後者文字反而佶屈聱牙，學生讀起來困難多。
這裡還應該交代一下的，就是在拙著中頻繁引用《資治通鑒》問題。
我在抗戰時期，除短期流寓昆明之外，大部分時間，在重慶教書。
當時手頭隻有一部書，即大東書局縮印的《資治通鑒》，因為借書困難，主要依靠這部書，翻來覆去地看，看了十多遍，這對于我幫助太大了，魏晉到唐五代的史事，從頭至尾，基本搞熟了。
這次寫《隋唐五代史》，大大得力于這部書。
有時我就徑用這部書，代替新舊《唐書》、新舊《五代史》。
有些史料，正史是錯的，《資治通鑒》在引用史料時，卻經過嚴格審訂，因此翔實可靠，凡是經過《考異》訂正、胡注匡正的史料，我是放心使用的。
現在舉一個例子來說吧。
《新唐書·宦者·仇士良傳》記載了一件事：甘露事變之後，仇士良、魚弘志謀廢文宗，“崔慎由為翰林學士，直（當值）夜未半，有中使召入，至秘殿，見士良等坐堂上，帷帳周密，謂慎由曰：&lsquo上不豫已久，自即位，政令多荒阙，皇太後有制更立嗣君，學士當作诏。
&rsquo慎由驚曰：&lsquo上高明之德在天下，安可輕議？慎由親族中表千人，兄弟群從且三百，何可與覆族事！雖死不承命。
&rsquo士良等默然。
久乃啟後戶，引至小殿，帝在焉。
士良等曆階數帝過失，帝俯首。
既而士良指帝曰：&lsquo不為學士，不得更坐此。
&rsquo乃送慎由出，戒曰：&lsquo毋洩，禍及爾宗。
&rsquo慎由記其事，藏箱枕間，時人莫知。
将沒，以授其子胤，故胤惡中官。
”我起初就将此事寫入此書，認為甘露事變以後，文宗受制宦官，日子不好過，這一段史料描寫得非常形象。
後來讀《通鑒考異》，始知《新唐書》這段史料，引自皮光業《見聞錄》，其說不可靠。
《通鑒考異》謂崔慎由于宣宗大中初始入朝，為右拾遺、員外郎、知制诰，正拜舍人，召充翰林學士。
文宗開成時，崔慎由并不在長安，也尚未為翰林學士，《新唐書》承皮光業《見聞錄》之訛。
翻檢《翰苑新書》，也說崔慎由是大中初的翰林學士，證據确鑿，無可懷疑，才把拙著中崔慎由開成初夜入宮禁這條材料删掉了。
《通鑒考異》三十卷，唐肅宗至德元載至後周世宗顯德六年，占了十六卷之多，說明中晚唐至五代，時間和司馬光接近，資料多，訂正考證最為精審。
所以我在叙述元和以後曆史時，主要依據《資治通鑒》。
書的末尾，附錄《大事年表》。
這個年表，政治、文化并重，可惜有些著名畫家卒年無考，隻能阙如了。
本書佛教神學思想部分，是50年代寫成的；本書的五代史部分，是80年代寫成的。
雖然全書的寫成，花了六七年時間，而前後持續了二三十年之久，有時一擱就是十多年。
所以前後内容或不能照顧，自相矛盾，有些人物的評價，事件的輕重，也可能處理失當，希望各方面多予嚴格批評。
書中所插曆史地圖，是請複旦大學曆史地理研究所劉思源、陳偉慶先生繪制的，承他付出辛勤的勞動，并此緻謝。
上海人民出版社責任編輯林烨卿、張美娣同志負責審訂此稿，提出許多寶貴意見，對此書的減少錯誤，提高質量，有很大幫助，特此緻謝。
1985年8月，王仲荦寫定于濟南山東大學新校南園之華山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