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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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校長眼睛紅着送女兒出門後，家中方面既有了一個消磨她那一分剩餘母性小孤雛，全部事實一時又還不能明白，故我們走時，一面覺得她極其可憐，一面也猜想得出她此後生活必能從小孩子方面，找出一種自娛自慰的方法。
我們從常德坐了六點公共汽車到長沙，落店後，聽說一切旅客都得需要一個保人，找尋熟人作保成為一個問題，于是即刻又把一點行李移到火車站去，搭了當夜快車直過武昌。
二十五點鐘後到武昌，因為下行船不很方便，留在武昌住了兩天。
在漢口江海關前面，看了一回采真臨刑的地點，又過江到叔華夫婦住處去，同他們在後湖坐了三點鐘的小船。
買了些活鲫魚，照了幾張相片，還在他們家中吃了一次飯。
四天後，我們又摻入了上海社會裡，成為半殖民地的上海市民之一，預備來過日子了。
上海出版界在政府拘束下，依然極其蕭條，無從振作。
左翼文學在壓迫中已無法存在，民族文學則在譏笑中更不容易發展。
各刊物在得過且過情形中支持下去，各作者莫不從大學校找尋生活的依據，教了一點兒書。
時間業已四月左右，我既已把過武昌作事的機會失去，住在上海生活又實在不容易應付。
（南京）方面××月刊，（由朋友某君的主張，要我去作編輯，且可以允許我把刊物）自由發展下去，不受×××拘束，不為任何有力方面所左右，隻看我願不願意。
我在回南京朋友的信時，答應過了這件事。
我有我的打算。
我想将這刊物在精神方面成為一個獨立東西。
在十二期刊物内，我将使讀者對于十餘年來中國文學的過去得失，得到一個較公平的認識。
且将讓讀者從過去的發展上，認明白中國文學的将來。
宜如何去發展。
我正在對曆史發生興味，相信文學論者從小說史的發展上疏解文學的可能性與必然性。
這種從曆史言論的讨論文學，一面可作左翼文學理論者一點事實上參考，一面也就正面的指示出所謂“英國紳士的幽默”，“本國土産的諧谑”，“小報式的造謠”，“黑慕大觀式之說謊”，（“■撕揉扯旁人理論而來的大衆文學主張”，“受官方豢養而來的三民主義文學”，如何不适宜于存在，）以及一切流行趣味風氣，如何妨害到有價值的作品産生。
我預備作十二期的批評，每一期讨論一個問題。
但這計劃因了兩個人的意見面變更，到了五月，我卻過北京了。
那個女作家以為我的打算不啻“與虎謀皮”。
徐志摩先生适在北京，卻來信說：“北京不是使人餓死的地方，你若在上海已感到厭倦，盡管來北京好了，北京各處機關各個位置上雖仿佛已滿填了人，地面也好像全是人，但你一來，就會有一個空處讓你站。
你那麼一個人一天吃得幾兩米？難道誰還擔心你一來北京米就漲價？” 五月十六日我便過了北京。
當我們三月中旬從湖南回到上海時，朋友×××轉述來一點消息，說一個美國女記者（即史沫特萊女士。
——編者）很想見見丁玲。
那美國人既是個×××，對于“中國反帝大同盟”國際上宣傳，似乎盡過很多的氣力。
她原同朋友蔡詠裳女士相識，與我九妹也見過面。
四月間，那美國人還來過我們那裡一次，恰好我們不在家，無法碰頭。
到後又要她一個翻譯（即馮達，當時為中共地下黨員，1933年5月14日被國民黨特務組織逮捕後即叛變，供出丁玲的住址，當日丁玲在寓所與潘梓年一道遭秘密逮捕。
——編者）來會丁玲，見過兩次，約好了一個日子，丁玲便同那廣東籍青年翻譯，過西摩路那個美國記者家中談話去了。
那一次與那女記者所談的，自然并無什麼重要性質。
惟在半年後，這翻譯被那記者辭退時，卻為了這翻譯已同丁玲合居。
這一切都可以說是偶然的，綜合這些偶然的事件，便産生所謂曆史。
自從海軍學生失蹤後，熟人中如×××，×××，××，與丁玲相知較深的，本來就莫不為這個人将來的生活懷了一分憂慮。
大家都知道這個人文章寫來膽量大，事實上卻是個最老實最規矩的人。
表面上看來這個人性情極強硬，事實上這個人卻十分柔軟。
海軍學生在世時，同她一處過日子，哄她，服侍她，不高興時又埋怨她，生氣時節甚至于還捏了拳頭來恐吓她，她已習慣了那出自南方人熱情的一切安排。
這不完全是一個故事上男子的愛情，卻真是一個“人”的愛情。
如今已把她從這分業已成為習慣了的生活拉開，将來怎麼樣？她那點力量，那一堆文章，莫不從海軍學生同居生活中得來，如今那一個就此失蹤了，這一個還要活下去，還想活下去，應當怎麼樣方可以活下去？ 在笑話中她答複了朋友這個問題。
她說：
我們從常德坐了六點公共汽車到長沙，落店後，聽說一切旅客都得需要一個保人，找尋熟人作保成為一個問題，于是即刻又把一點行李移到火車站去，搭了當夜快車直過武昌。
二十五點鐘後到武昌，因為下行船不很方便，留在武昌住了兩天。
在漢口江海關前面，看了一回采真臨刑的地點，又過江到叔華夫婦住處去，同他們在後湖坐了三點鐘的小船。
買了些活鲫魚，照了幾張相片，還在他們家中吃了一次飯。
四天後，我們又摻入了上海社會裡，成為半殖民地的上海市民之一，預備來過日子了。
上海出版界在政府拘束下，依然極其蕭條，無從振作。
左翼文學在壓迫中已無法存在，民族文學則在譏笑中更不容易發展。
各刊物在得過且過情形中支持下去，各作者莫不從大學校找尋生活的依據，教了一點兒書。
時間業已四月左右，我既已把過武昌作事的機會失去，住在上海生活又實在不容易應付。
（南京）方面××月刊，（由朋友某君的主張，要我去作編輯，且可以允許我把刊物）自由發展下去，不受×××拘束，不為任何有力方面所左右，隻看我願不願意。
我在回南京朋友的信時，答應過了這件事。
我有我的打算。
我想将這刊物在精神方面成為一個獨立東西。
在十二期刊物内，我将使讀者對于十餘年來中國文學的過去得失，得到一個較公平的認識。
且将讓讀者從過去的發展上，認明白中國文學的将來。
宜如何去發展。
我正在對曆史發生興味，相信文學論者從小說史的發展上疏解文學的可能性與必然性。
這種從曆史言論的讨論文學，一面可作左翼文學理論者一點事實上參考，一面也就正面的指示出所謂“英國紳士的幽默”，“本國土産的諧谑”，“小報式的造謠”，“黑慕大觀式之說謊”，（“■撕揉扯旁人理論而來的大衆文學主張”，“受官方豢養而來的三民主義文學”，如何不适宜于存在，）以及一切流行趣味風氣，如何妨害到有價值的作品産生。
我預備作十二期的批評，每一期讨論一個問題。
但這計劃因了兩個人的意見面變更，到了五月，我卻過北京了。
那個女作家以為我的打算不啻“與虎謀皮”。
徐志摩先生适在北京，卻來信說：“北京不是使人餓死的地方，你若在上海已感到厭倦，盡管來北京好了，北京各處機關各個位置上雖仿佛已滿填了人，地面也好像全是人，但你一來，就會有一個空處讓你站。
你那麼一個人一天吃得幾兩米？難道誰還擔心你一來北京米就漲價？” 五月十六日我便過了北京。
當我們三月中旬從湖南回到上海時，朋友×××轉述來一點消息，說一個美國女記者（即史沫特萊女士。
——編者）很想見見丁玲。
那美國人既是個×××，對于“中國反帝大同盟”國際上宣傳，似乎盡過很多的氣力。
她原同朋友蔡詠裳女士相識，與我九妹也見過面。
四月間，那美國人還來過我們那裡一次，恰好我們不在家，無法碰頭。
到後又要她一個翻譯（即馮達，當時為中共地下黨員，1933年5月14日被國民黨特務組織逮捕後即叛變，供出丁玲的住址，當日丁玲在寓所與潘梓年一道遭秘密逮捕。
——編者）來會丁玲，見過兩次，約好了一個日子，丁玲便同那廣東籍青年翻譯，過西摩路那個美國記者家中談話去了。
那一次與那女記者所談的，自然并無什麼重要性質。
惟在半年後，這翻譯被那記者辭退時，卻為了這翻譯已同丁玲合居。
這一切都可以說是偶然的，綜合這些偶然的事件，便産生所謂曆史。
自從海軍學生失蹤後，熟人中如×××，×××，××，與丁玲相知較深的，本來就莫不為這個人将來的生活懷了一分憂慮。
大家都知道這個人文章寫來膽量大，事實上卻是個最老實最規矩的人。
表面上看來這個人性情極強硬，事實上這個人卻十分柔軟。
海軍學生在世時，同她一處過日子，哄她，服侍她，不高興時又埋怨她，生氣時節甚至于還捏了拳頭來恐吓她，她已習慣了那出自南方人熱情的一切安排。
這不完全是一個故事上男子的愛情，卻真是一個“人”的愛情。
如今已把她從這分業已成為習慣了的生活拉開，将來怎麼樣？她那點力量，那一堆文章，莫不從海軍學生同居生活中得來，如今那一個就此失蹤了，這一個還要活下去，還想活下去，應當怎麼樣方可以活下去？ 在笑話中她答複了朋友這個問題。
她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