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
關燈
小
中
大
方面××）所發現，監獄中又增加了一些青年學生。
丁玲在原先住處，先還用“先生過漢口有事去了”來搪塞房東的詢問，誰知房東早已看明白了此中情形，隻希望她趕快搬家，不要到時出了什麼事情連累主人。
同時她自己也擔心住處會為偵探知道，一時無其他辦法脫身。
一時既無其他适當住處可以搬去，隻好暫且到西門路西門裡李家去住，把一個生下地還隻七十天的小孩，同一些零碎衣服，先行過去，再來搬其他粗重東西。
關于失蹤者的下落，不久就又從海軍學生自己想方設法露出一點消息，知道他還在公安局，又知道他自己不久就得過龍華，請趕即想法找人取保。
為了這樣一個消息，使我第二次再過南京。
從南京方面得到了蔡先生的一封緻上海市長的信，回上海拿了這信去會張群，從一個秘書方面始知道原來一批人犯兩天前已轉過龍華司令部了。
到了龍華司令部，使我們更擔了一分心，同時也放心多了。
若幹日來我們希望莫引渡，既成為徒然的努力，如今卻又希望不過南京了。
按照習慣青年政治犯一到龍華，就似乎有了着落，所犯的案件麻煩一些，不久必押過南京，或就地槍斃。
所犯的案件無頭緒可尋，或不甚重要，便定下一個徒刑的期間，或七年八年，或五月十月，到判決時若有人向某一方面設祛，譬如說××××××之類，就可以減輕一些。
本應作三年的，有人說一句話，也許就可改成六個月。
恰好複旦方面有個姓祝的朋友，半年前因文聯劇聯的小小嫌疑，被捕去後，略加訊問，就被判處兩年零十個月的徒刑，再經過一道希奇古怪外人莫得其詳的手續，又複從那個年限中減至六個月。
預計羁押期間已四個月，于是把這點日子折合半數，再坐幾個月牢便放出來了。
這×君既同××略有關系，剛被釋出就來找尋丁玲，故見面時談及内幕，我們方明白了年青人被逮捕得釋放還有另外一種理由。
我們心想一個人既然在正當法律下毫無保障，又無法使這類事從南京方面設法，如有什麼方法可使這些軍法官，發生慈悲，求他們真正公道一點，這方法倒不可不注意了。
我們從×君方面的詢問，得到一分知識後，就又向一個郭女士處去探詢。
郭女士正因為同樣一件事情，送了一份八百塊錢的禮物，給她一個廣東同鄉，這同鄉很幽默的收下那禮物，似乎本來就明白凡是年青人被拘押的皆出于無知被騙，故極熱心來主張公道。
海軍學生既不能從法律得到公道，也就隻好從法官要點公道了。
我們為了這件事各處去籌錢，這件事情很得到幾個人的幫助。
丁玲賣了兩本書，又借了些。
但錢得到手時，便發生了一個問題，郭女土因為替那在押的籌錢回廣東去了，我們想把這錢來買公道，可不知道這買賣應如何作下去，同誰接頭，錢交誰手。
案情又似乎緩和起來，海軍學生有信捎出了。
信上說一切還好，但事一持久必被牽連，最好乘此時設法保出。
送信人自然還是五元。
這送信人把酒錢得到後，看明白了我們的意思，恰好他同老國會議員相熟，那議員就是同丁玲要好早已死去的王女士的父親，問及他這件事，他便慷慨陳詞，願意替我們“買”公道。
他把這件事說得有條有理，在叙述幾個過去的故事時，就舉出些很諧趣的理論來證明。
他知道這些事情之多，完全出乎我們意料之外。
丁玲相信了他，要他做出點成績來看看，他答應以後便走了。
第二次他帶了海軍學生的來信，也說及這人可靠。
于是我們被他騙了一手，把一筆小款交給了他，這錢被他騙到手後，他究竟如何去辦交涉，這就隻有天知道了。
但他也不白白的得了這筆錢，他指示我們個方法，如何照規矩去探獄，他把一切手續告給我們，我們因此還能夠在海軍學生被捕以後，死去前，在獄中隔着雙重鐵欄互相招呼一次。
自從這一次見面以後，海軍學生便從這世界消滅了，無一個人明白他到什麼地方去了！至于這樣一個人被捉去以後，不聞宣布如何罪名，便居然消滅了，初初看來仿佛很稀奇，且在稍有人權法律觀念的人看來，會覺得政府這種處置青年人辦法很可懷疑。
但其實這是城市中讀書人的看法。
若一個稍稍明白内地情形的人，就不會如此了。
這種殺戮在内地極其平常，十年來是無可統計的。
古怪的不是這種青年人的失蹤，應是大多數人的麻木。
這種麻木包括讀書人與×××在内，他們既不知把一些青年人殺去，對于一個民族是一種如何損失，大規模的殺戮雖日日在舉行，多數知識階級還扪■談天，專在一些無當于實際的問題上有所争論。
（也不知道殺戮年青人的辦法是一種如何愚蠢的辦法，故這種殺戮還在用種種方式繼續下去。
）
丁玲在原先住處，先還用“先生過漢口有事去了”來搪塞房東的詢問，誰知房東早已看明白了此中情形，隻希望她趕快搬家，不要到時出了什麼事情連累主人。
同時她自己也擔心住處會為偵探知道，一時無其他辦法脫身。
一時既無其他适當住處可以搬去，隻好暫且到西門路西門裡李家去住，把一個生下地還隻七十天的小孩，同一些零碎衣服，先行過去，再來搬其他粗重東西。
關于失蹤者的下落，不久就又從海軍學生自己想方設法露出一點消息，知道他還在公安局，又知道他自己不久就得過龍華，請趕即想法找人取保。
為了這樣一個消息，使我第二次再過南京。
從南京方面得到了蔡先生的一封緻上海市長的信，回上海拿了這信去會張群，從一個秘書方面始知道原來一批人犯兩天前已轉過龍華司令部了。
到了龍華司令部，使我們更擔了一分心，同時也放心多了。
若幹日來我們希望莫引渡，既成為徒然的努力，如今卻又希望不過南京了。
按照習慣青年政治犯一到龍華，就似乎有了着落，所犯的案件麻煩一些，不久必押過南京，或就地槍斃。
所犯的案件無頭緒可尋，或不甚重要，便定下一個徒刑的期間，或七年八年，或五月十月，到判決時若有人向某一方面設祛，譬如說××××××之類，就可以減輕一些。
本應作三年的，有人說一句話，也許就可改成六個月。
恰好複旦方面有個姓祝的朋友，半年前因文聯劇聯的小小嫌疑，被捕去後，略加訊問，就被判處兩年零十個月的徒刑，再經過一道希奇古怪外人莫得其詳的手續，又複從那個年限中減至六個月。
預計羁押期間已四個月，于是把這點日子折合半數，再坐幾個月牢便放出來了。
這×君既同××略有關系，剛被釋出就來找尋丁玲，故見面時談及内幕，我們方明白了年青人被逮捕得釋放還有另外一種理由。
我們心想一個人既然在正當法律下毫無保障，又無法使這類事從南京方面設法，如有什麼方法可使這些軍法官，發生慈悲，求他們真正公道一點，這方法倒不可不注意了。
我們從×君方面的詢問，得到一分知識後，就又向一個郭女士處去探詢。
郭女士正因為同樣一件事情，送了一份八百塊錢的禮物，給她一個廣東同鄉，這同鄉很幽默的收下那禮物，似乎本來就明白凡是年青人被拘押的皆出于無知被騙，故極熱心來主張公道。
海軍學生既不能從法律得到公道，也就隻好從法官要點公道了。
我們為了這件事各處去籌錢，這件事情很得到幾個人的幫助。
丁玲賣了兩本書，又借了些。
但錢得到手時，便發生了一個問題，郭女土因為替那在押的籌錢回廣東去了，我們想把這錢來買公道，可不知道這買賣應如何作下去，同誰接頭，錢交誰手。
案情又似乎緩和起來，海軍學生有信捎出了。
信上說一切還好，但事一持久必被牽連，最好乘此時設法保出。
送信人自然還是五元。
這送信人把酒錢得到後，看明白了我們的意思，恰好他同老國會議員相熟，那議員就是同丁玲要好早已死去的王女士的父親，問及他這件事，他便慷慨陳詞，願意替我們“買”公道。
他把這件事說得有條有理，在叙述幾個過去的故事時，就舉出些很諧趣的理論來證明。
他知道這些事情之多，完全出乎我們意料之外。
丁玲相信了他，要他做出點成績來看看，他答應以後便走了。
第二次他帶了海軍學生的來信，也說及這人可靠。
于是我們被他騙了一手，把一筆小款交給了他，這錢被他騙到手後，他究竟如何去辦交涉，這就隻有天知道了。
但他也不白白的得了這筆錢，他指示我們個方法，如何照規矩去探獄，他把一切手續告給我們，我們因此還能夠在海軍學生被捕以後，死去前，在獄中隔着雙重鐵欄互相招呼一次。
自從這一次見面以後，海軍學生便從這世界消滅了，無一個人明白他到什麼地方去了！至于這樣一個人被捉去以後，不聞宣布如何罪名，便居然消滅了，初初看來仿佛很稀奇，且在稍有人權法律觀念的人看來，會覺得政府這種處置青年人辦法很可懷疑。
但其實這是城市中讀書人的看法。
若一個稍稍明白内地情形的人，就不會如此了。
這種殺戮在内地極其平常，十年來是無可統計的。
古怪的不是這種青年人的失蹤，應是大多數人的麻木。
這種麻木包括讀書人與×××在内，他們既不知把一些青年人殺去，對于一個民族是一種如何損失，大規模的殺戮雖日日在舉行，多數知識階級還扪■談天，專在一些無當于實際的問題上有所争論。
（也不知道殺戮年青人的辦法是一種如何愚蠢的辦法，故這種殺戮還在用種種方式繼續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