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關燈
小
中
大
執懵懂處，也就蘊蓄在生活态度中。
他們正如昔人所說：“知道了某一點，其餘便完全不知道。
”明白了一樣事情，卻把其餘九樣事情看得極其朦胧，所有的工作又離不開其餘那些事情，這能成就什麼事業？為了她談到長江方面的一片消息，完全同我從朋友所得的報告相反，故我就告給了她一些那方面的“事實”。
我不掃她的興，卻隻在盡她明白一件事實。
另外關于南京方面在上海的種種活動，如何不利于由作家入手的（某種計劃），她們所知道的，也似乎不如我從南京聽來的消息翔實。
各人心中一點成見使我們仿佛疏遠些，同她談話時，真有不知如何是好的情形。
我以為凡作一件事情，固然應當認識“可以作去”的真理，但同時也就必需明白“無法作去”的事實。
所作的事若果同社會制度組織有關，對于在這個社會制度組織下一切的現象，豈不是也應當弄得清清楚楚？革命事業在知識分子工作中，需要理知的機會，似乎比需要感情機會更多。
兩人的信仰惟建立于租界地内觀聽所及以及其他某方面難于置信的報告統計文件中，真使人為他發愁以外還稍微覺得可憐可憫。
我的結論是這樣意思： “你們仿佛從别的文件中，十分明白中國情形，故定下若幹計劃，這些計劃其實是毫無用處的。
你們對于租界以外的任何事情太缺少理解了。
為什麼不離開上海租界看看，多得分經驗？” 她對我這種話的回答似乎隻作過一個微笑，微笑中包含了“杞人憂天”的意味，這是一點輕微的嘲諷。
她旋即問我武昌學校的情形，上海出版物在那方面的情形，本地受出版物所刺激的影響，以及關于這類問題的種種。
她意思似乎對于她自己先前一時的談話有了一點追悔，以為不該同我說的那麼多，因此打量把話語引到别的問題上去。
但既問到武昌出版情形，我就又有機會告她一件事情了。
武昌（因售賣左翼）文學書籍，曾經殺了一個書店經理。
我告她被殺的如何被殺，所賣的書在上海租界上又正在如何公開的發賣。
我把因環境不同，一個信仰一點主張所引起的不同事件告給她。
且指明身在租界既不認識曆史又不明了空間的作家們，讨論大衆文學的效率與大衆文學的形式，以及由文學而運輸某種思想于異地青年諸問題，如何在昧于事實情形中徒然努力。
且這種昧于事實情形中，作着種種糟蹋青年妨礙社會自然進步的決定，具有偉大眼光的……尤不可不力加糾正。
大緻所提出的問題究竟太大了點，各人所知道的又似乎太少了點，因此這件事當時無法詳細讨論，雖互相約好，此後由我把它寫出來，作為一個自由作者從經驗方面對于左翼文學方面一點批評一種讨論，她卻就我文章所提出各點，逐一答複，糾正我認識上的錯處，說明我意見上的正确處，文章寫成後就一同拿去發表。
這文章過後無法寫出，現在自然就更無從着手了。
海軍學生離開我住處約在下午兩點鐘左右，過了下午五點鐘還不回家。
我說：“别被（獵狗逮住）了！”丁玲就說：“近來獸物也機警聰明了，不礙事的。
”本約好等他回來，兩人同走，到後她還是因為擔心家中小孩哭醒，新來娘姨疏忽了小孩子食物，便先回了法租界。
大約将近七點時，海軍學生方匆匆的趕來，見我正想出門，就問我預備過什麼地方去。
我正想過法租界看他們，在他們那裡吃飯。
他又問我“有幾件冬天衣服”，知道我隻有一件破皮袍同一件厚絨夾袍後，他便輕輕的說：“把夾袍給我，我不能再穿這洋服了。
”衣服換好後，下樓時他卻拉我從後門下樓。
他不說我還不知道這住處有個後門。
兩人從後門下樓到了博物院路上，他又拉我再轉北京路向南過外灘上東。
這樣走着彎曲路線，我先還以為是他弄錯了方向，後來被他在肩上輕輕打了一下，我方明白對于上海的路線，這半年來他比我已經熟習多了。
一到家中這海軍學生把我那件絨袍脫下，向床上丁玲身旁丢去，坐近爐旁一張藤椅上，微笑着，且搖着那個額角極寬的頭顱，像作了一件最得意事情。
丁玲問：“怎麼，換了衣！” “不換衣，電車上全是狗！（他笑着）貂比狗究竟快多了。
你瞧，那袍子毛絨簡直同貂皮一樣，穿起來暖和又輕。
休，你穿這樣好袍子，真是個……” 我說：“小胡你倒真不壞，剛到過我那裡頭一次，就被你把後門也看清楚了！”他一句話不說，像小孩一樣笑了許久。
過後方記起了應當把皮鞋脫下，脫下皮鞋時，有一點字紙之類被他用手掏出，撥開了火爐鐵門，把那東西向熊熊煜煜的紅煤中抛去，即刻就消失了。
我看得清清楚楚，卻不說及這件事，隻問他有什麼可吃的，大家動手來作。
丁玲女士把另外間小房的門一手拉開後，就有辣子豆豉氣味，從那小房間溢出。
他們正如昔人所說：“知道了某一點，其餘便完全不知道。
”明白了一樣事情，卻把其餘九樣事情看得極其朦胧，所有的工作又離不開其餘那些事情，這能成就什麼事業？為了她談到長江方面的一片消息，完全同我從朋友所得的報告相反，故我就告給了她一些那方面的“事實”。
我不掃她的興，卻隻在盡她明白一件事實。
另外關于南京方面在上海的種種活動，如何不利于由作家入手的（某種計劃），她們所知道的，也似乎不如我從南京聽來的消息翔實。
各人心中一點成見使我們仿佛疏遠些，同她談話時，真有不知如何是好的情形。
我以為凡作一件事情，固然應當認識“可以作去”的真理，但同時也就必需明白“無法作去”的事實。
所作的事若果同社會制度組織有關，對于在這個社會制度組織下一切的現象，豈不是也應當弄得清清楚楚？革命事業在知識分子工作中，需要理知的機會，似乎比需要感情機會更多。
兩人的信仰惟建立于租界地内觀聽所及以及其他某方面難于置信的報告統計文件中，真使人為他發愁以外還稍微覺得可憐可憫。
我的結論是這樣意思： “你們仿佛從别的文件中，十分明白中國情形，故定下若幹計劃，這些計劃其實是毫無用處的。
你們對于租界以外的任何事情太缺少理解了。
為什麼不離開上海租界看看，多得分經驗？” 她對我這種話的回答似乎隻作過一個微笑，微笑中包含了“杞人憂天”的意味，這是一點輕微的嘲諷。
她旋即問我武昌學校的情形，上海出版物在那方面的情形，本地受出版物所刺激的影響，以及關于這類問題的種種。
她意思似乎對于她自己先前一時的談話有了一點追悔，以為不該同我說的那麼多，因此打量把話語引到别的問題上去。
但既問到武昌出版情形，我就又有機會告她一件事情了。
武昌（因售賣左翼）文學書籍，曾經殺了一個書店經理。
我告她被殺的如何被殺，所賣的書在上海租界上又正在如何公開的發賣。
我把因環境不同，一個信仰一點主張所引起的不同事件告給她。
且指明身在租界既不認識曆史又不明了空間的作家們，讨論大衆文學的效率與大衆文學的形式，以及由文學而運輸某種思想于異地青年諸問題，如何在昧于事實情形中徒然努力。
且這種昧于事實情形中，作着種種糟蹋青年妨礙社會自然進步的決定，具有偉大眼光的……尤不可不力加糾正。
大緻所提出的問題究竟太大了點，各人所知道的又似乎太少了點，因此這件事當時無法詳細讨論，雖互相約好，此後由我把它寫出來，作為一個自由作者從經驗方面對于左翼文學方面一點批評一種讨論，她卻就我文章所提出各點，逐一答複，糾正我認識上的錯處，說明我意見上的正确處，文章寫成後就一同拿去發表。
這文章過後無法寫出，現在自然就更無從着手了。
海軍學生離開我住處約在下午兩點鐘左右，過了下午五點鐘還不回家。
我說：“别被（獵狗逮住）了！”丁玲就說：“近來獸物也機警聰明了，不礙事的。
”本約好等他回來，兩人同走，到後她還是因為擔心家中小孩哭醒，新來娘姨疏忽了小孩子食物，便先回了法租界。
大約将近七點時，海軍學生方匆匆的趕來，見我正想出門，就問我預備過什麼地方去。
我正想過法租界看他們，在他們那裡吃飯。
他又問我“有幾件冬天衣服”，知道我隻有一件破皮袍同一件厚絨夾袍後，他便輕輕的說：“把夾袍給我，我不能再穿這洋服了。
”衣服換好後，下樓時他卻拉我從後門下樓。
他不說我還不知道這住處有個後門。
兩人從後門下樓到了博物院路上，他又拉我再轉北京路向南過外灘上東。
這樣走着彎曲路線，我先還以為是他弄錯了方向，後來被他在肩上輕輕打了一下，我方明白對于上海的路線，這半年來他比我已經熟習多了。
一到家中這海軍學生把我那件絨袍脫下，向床上丁玲身旁丢去，坐近爐旁一張藤椅上，微笑着，且搖着那個額角極寬的頭顱，像作了一件最得意事情。
丁玲問：“怎麼，換了衣！” “不換衣，電車上全是狗！（他笑着）貂比狗究竟快多了。
你瞧，那袍子毛絨簡直同貂皮一樣，穿起來暖和又輕。
休，你穿這樣好袍子，真是個……” 我說：“小胡你倒真不壞，剛到過我那裡頭一次，就被你把後門也看清楚了！”他一句話不說，像小孩一樣笑了許久。
過後方記起了應當把皮鞋脫下，脫下皮鞋時，有一點字紙之類被他用手掏出，撥開了火爐鐵門，把那東西向熊熊煜煜的紅煤中抛去，即刻就消失了。
我看得清清楚楚，卻不說及這件事，隻問他有什麼可吃的，大家動手來作。
丁玲女士把另外間小房的門一手拉開後，就有辣子豆豉氣味，從那小房間溢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