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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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他們在經過一段英勇抗抵之後終于被人消滅了。
但是他們的學說卻采取了更柔和的形式而流傳到荷蘭、英國和美國；這就是曆史上貴格會的起源。
在十九世紀又産生了另一種形式更激烈的、已經和宗教不再有聯系的無政府主義。
在俄國、在西班牙、以及較小的程度上也在意大利，它都有過相當的成功；并且直到今天，它在美國移民當局的眼裡還是個可怕的怪物。
這種近代的形式雖然是反宗教的，但是仍然具有很多的早期新教的精神；它的不同點主要就在于把路德針對着教皇的那種仇恨轉過來針對着世俗的政府。
主觀主義一旦脫缰之後，就隻能一瀉到底而不能再被束縛于任何的界限之内。
新教徒在道德上之強調個人的良心，本質上乃是無政府主義的。
但習慣與風俗卻是如此之有力，以緻于除了象闵斯特那樣暫時的爆發而外，個人主義的信徒們在倫理方面仍然是按照傳統所認為的道德方式來行動，但這是一種不穩定的平衡。
十八世紀的“感性”崇拜開始破壞了這種平衡：一種行為之受到贊美并不是因為它有好結果或者因為它與一種道德教條相符合，而是因為它有那種把它激發起來的情操。
從這種态度就發展了象卡萊爾和尼采所表現的那種英雄崇拜，以及拜倫式的對于任何激情的崇拜。
浪漫主義運動在藝術上、在文學上以及在政治上，都是和這種對人采取主觀主義的判斷方式相聯系着的，亦即不把人作為集體的一個成員而是作為一種美感上的愉悅的觀照對象。
猛虎比綿羊更美麗，但是我們甯願把它關在籠子裡。
典型的浪漫派卻要把籠子打開來，欣賞猛虎消滅綿羊時那幕壯麗的縱身一躍。
他鼓勵着人們想象他們自己是猛虎，可是如果他成功的話，結果并不會是完全愉快的。
針對着近代主觀主義的比較不健康的形式，曾經出現過各種不同的反應。
首先是一種折衷妥協的哲學，即自由主義的學說，它企圖給政府和個人指定其各自的領域。
這種學說的近代形式是從洛克開始的，洛克對于“熱情主義”——即再洗禮派的個人主義——和對于絕對的權威以及對傳統的盲目服從，是同樣地反對的。
另一種更徹底的反抗則導緻了國家崇拜的理論，這種理論把天主教所給予教會，甚至于有時候是給予上帝的那種地位給了國家。
霍布斯、盧梭和黑格爾代表了這種理論的各個不同方面，而他們的學說在實踐上就體現為克倫威爾、拿破侖和近代的德國。
共産主義在理論上是和這些哲學距離得非常遙遠的，但是在實踐上也趨向于一種與國家崇拜的結果極其相似的社會形态。
自從公元前600年直到今天這一全部漫長的發展史上，哲學家們可以分成為希望加強社會約束的人與希望放松社會約束的人。
與這種區别相聯系着的還有其他的區别。
紀律主義分子宣揚着某種或新或舊的教條體系，并且因此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就不得不仇視科學，因為他們的教條并不能從經驗上加以證明。
他們幾乎總是教訓人說，幸福并不就是善，而惟有“崇高”或者“英雄主義”才是值得願望的。
他們對于人性中的非理性的部分有着一種同情，因為他們感到理性是不利于社會團結的。
另外一方面，則自由主義分子，除了極端的無政府主義者而外，都傾向于科學、功利與理性而反對激情，并且是一切較深刻形式的宗教的敵人。
這種沖突早在我們所認為的哲學興起之前就在希臘存在着了，并且在早期的希臘思想中已經十分顯著。
它變成為各種形式，一直持續到今天，并且無疑地将會持續到未來的時代。
很顯然，在這一争論中——就象所有經曆了漫長時期而存留下來的争論一樣——每一方都是部分正确的而又部分錯誤的。
社會團結是必要的，但人類迄今還不曾有過單憑說理的論辯就能加強團結的事。
每一個社會都受着兩種相對立的危險的威脅：一方面是由于過分講紀律與尊敬傳統而産生的僵化，另一方面是由于個人主義與個人獨立性的增長而使得合作成為不可能，因而造成解體或者是對外來征服者的屈服。
一般說來，重要的文明都是從一種嚴格和迷信的體系出發，逐漸地松弛下來，在一定的階段就達到了一個天才輝煌的時期；這時，舊傳統中的好東西繼續保存着，而在其解體之中所包含着的那些壞東西則還沒有來得及發展。
但是随着壞東西的發展，它就走向無政府主義，從而不可避免地走向一種新的暴政，同時産生出來一種受到新的教條體系所保證的新的綜合。
自由主義的學說就是想要避免這種無休止的反複的一種企圖。
自由主義的本質就是企圖不根據非理性的教條而獲得一種社會秩序，并且除了為保存社會所必須的束縛而外，不再以更多的束縛來保證社會的安定。
這種企圖是否可以成功，隻有未來才能夠斷定了。
但是他們的學說卻采取了更柔和的形式而流傳到荷蘭、英國和美國；這就是曆史上貴格會的起源。
在十九世紀又産生了另一種形式更激烈的、已經和宗教不再有聯系的無政府主義。
在俄國、在西班牙、以及較小的程度上也在意大利，它都有過相當的成功；并且直到今天，它在美國移民當局的眼裡還是個可怕的怪物。
這種近代的形式雖然是反宗教的，但是仍然具有很多的早期新教的精神；它的不同點主要就在于把路德針對着教皇的那種仇恨轉過來針對着世俗的政府。
主觀主義一旦脫缰之後，就隻能一瀉到底而不能再被束縛于任何的界限之内。
新教徒在道德上之強調個人的良心，本質上乃是無政府主義的。
但習慣與風俗卻是如此之有力，以緻于除了象闵斯特那樣暫時的爆發而外，個人主義的信徒們在倫理方面仍然是按照傳統所認為的道德方式來行動，但這是一種不穩定的平衡。
十八世紀的“感性”崇拜開始破壞了這種平衡：一種行為之受到贊美并不是因為它有好結果或者因為它與一種道德教條相符合，而是因為它有那種把它激發起來的情操。
從這種态度就發展了象卡萊爾和尼采所表現的那種英雄崇拜，以及拜倫式的對于任何激情的崇拜。
浪漫主義運動在藝術上、在文學上以及在政治上，都是和這種對人采取主觀主義的判斷方式相聯系着的，亦即不把人作為集體的一個成員而是作為一種美感上的愉悅的觀照對象。
猛虎比綿羊更美麗，但是我們甯願把它關在籠子裡。
典型的浪漫派卻要把籠子打開來，欣賞猛虎消滅綿羊時那幕壯麗的縱身一躍。
他鼓勵着人們想象他們自己是猛虎，可是如果他成功的話，結果并不會是完全愉快的。
針對着近代主觀主義的比較不健康的形式，曾經出現過各種不同的反應。
首先是一種折衷妥協的哲學，即自由主義的學說，它企圖給政府和個人指定其各自的領域。
這種學說的近代形式是從洛克開始的，洛克對于“熱情主義”——即再洗禮派的個人主義——和對于絕對的權威以及對傳統的盲目服從，是同樣地反對的。
另一種更徹底的反抗則導緻了國家崇拜的理論，這種理論把天主教所給予教會，甚至于有時候是給予上帝的那種地位給了國家。
霍布斯、盧梭和黑格爾代表了這種理論的各個不同方面，而他們的學說在實踐上就體現為克倫威爾、拿破侖和近代的德國。
共産主義在理論上是和這些哲學距離得非常遙遠的，但是在實踐上也趨向于一種與國家崇拜的結果極其相似的社會形态。
自從公元前600年直到今天這一全部漫長的發展史上，哲學家們可以分成為希望加強社會約束的人與希望放松社會約束的人。
與這種區别相聯系着的還有其他的區别。
紀律主義分子宣揚着某種或新或舊的教條體系，并且因此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就不得不仇視科學，因為他們的教條并不能從經驗上加以證明。
他們幾乎總是教訓人說，幸福并不就是善，而惟有“崇高”或者“英雄主義”才是值得願望的。
他們對于人性中的非理性的部分有着一種同情，因為他們感到理性是不利于社會團結的。
另外一方面，則自由主義分子，除了極端的無政府主義者而外，都傾向于科學、功利與理性而反對激情，并且是一切較深刻形式的宗教的敵人。
這種沖突早在我們所認為的哲學興起之前就在希臘存在着了，并且在早期的希臘思想中已經十分顯著。
它變成為各種形式，一直持續到今天，并且無疑地将會持續到未來的時代。
很顯然，在這一争論中——就象所有經曆了漫長時期而存留下來的争論一樣——每一方都是部分正确的而又部分錯誤的。
社會團結是必要的，但人類迄今還不曾有過單憑說理的論辯就能加強團結的事。
每一個社會都受着兩種相對立的危險的威脅：一方面是由于過分講紀律與尊敬傳統而産生的僵化，另一方面是由于個人主義與個人獨立性的增長而使得合作成為不可能，因而造成解體或者是對外來征服者的屈服。
一般說來，重要的文明都是從一種嚴格和迷信的體系出發，逐漸地松弛下來，在一定的階段就達到了一個天才輝煌的時期；這時，舊傳統中的好東西繼續保存着，而在其解體之中所包含着的那些壞東西則還沒有來得及發展。
但是随着壞東西的發展，它就走向無政府主義，從而不可避免地走向一種新的暴政，同時産生出來一種受到新的教條體系所保證的新的綜合。
自由主義的學說就是想要避免這種無休止的反複的一種企圖。
自由主義的本質就是企圖不根據非理性的教條而獲得一種社會秩序，并且除了為保存社會所必須的束縛而外，不再以更多的束縛來保證社會的安定。
這種企圖是否可以成功，隻有未來才能夠斷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