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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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後結果。
第三個時期，自十七世紀至今天，比起前兩個時期的任何一個來，更受着科學的支配；傳統的宗教信仰仍占重要地位，但卻感到有給自己作辯護的必要了；而每當科學似乎是使改造成為必要的時候，宗教信仰總是會被改造的。
這一時期很少有哲學家在天主教立場上是正統派，而且在他們的思想裡世俗的國家也要比教會重要得多。
社會團結與個人自由，也象科學與宗教一樣，在一切的時期裡始終是處于一種沖突狀态或不安的妥協狀态。
在希臘，社會團結是靠着對城邦的忠誠而得到保證的；即使是亞裡士多德（雖則在他那時候亞力山大止在使得城邦成為過時的陳迹），也看不出任何其他體制能有更多的優點。
個人自由因個人對城邦的責任而被縮減的程度，是大有不同的。
在斯巴達，個人所享有的自由要和在現在的德國或俄國一樣地少；在雅典，則除了有時候有迫害而外，公民在最好的時代裡曾享有過不受國家所限制的極大的自由。
希臘思想直到亞裡士多德的時代為止，一直為希臘人對城邦的宗教熱誠與愛國熱誠所支配；它的倫理體系是适應于公民們的生活的，并且有着很大的政治成份在内。
當希臘人最初臣服于馬其頓人，而後又臣服于羅馬人的時候，與他們獨立的歲月相适應的那些概念就不能再适用了。
這就一方面，由于與傳統斷絕而喪失了蓬勃的生氣，而另一方面又産生了一種更為個人化的、更缺少社會性的倫理。
斯多葛派認為有德的生活乃是一種靈魂對上帝的關系，而不是公民對國家的關系。
這樣他們便為基督教準備了道路，因為基督教和斯多葛主義一樣，起初也是非政治性的，在它最初的三個世紀裡，它的信徒們都是對政府毫無影響的。
從亞力山大到君士坦丁的六個半世紀裡，社會團結既不是靠哲學，也不是靠古代的忠誠，而是靠強力，最初是靠軍隊的強力，爾後則是靠行政機構的強力，才獲得保障的。
羅馬軍隊、羅馬道路、羅馬法與羅馬官吏首先創立了，随後又維系了一個強大的中央集權的國家。
沒有什麼是可以歸功于羅馬哲學的，因為根本就沒有什麼羅馬哲學。
在這個漫長的時期裡，從自由的時代所繼承下來的希臘觀念經曆了一番逐漸轉化的過程。
某些古老的觀念，尤其是那些我們認為最富于宗教色彩的觀念，獲得了相對的重要性；而另外那些更富理性主義色彩的觀念則因為它們不再符合時代的精神，就被人們抛棄了。
後來的異教徒們就是以這種方式整理了希臘的傳統，使它終于能夠被吸收到基督教的教義裡來。
基督教把一個早已為斯多葛派學說所包含了的、然而對古代的一般精神卻是陌生的重要見解給普及化了。
我指的就是認為一個人對上帝的責任要比他對國家的責任更為必要的那種見解。
象蘇格拉底和使徒們所說的“我們應該服從神更甚于服從人”的這種見解，在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以後一直維持了下來，因為早期基督徒的皇帝們都是阿利烏斯教派傾向于阿利烏斯主義。
當皇帝變成了正統的教徒以後，這種見解就中斷了。
在拜占廷帝國它卻仍然潛存着，正如後來它在俄羅斯帝國一樣，俄羅斯帝國的基督教本是從君士坦丁堡傳來的①。
但是在西方，天主教的皇帝們幾乎是立即（除了高盧的某幾部分而外）就被異教徒的蠻人征服者所取而代之，于是宗教忠貞應優越于政治忠貞的思想就保存了下來，而且在某種程度上迄今依然保存着。
①這就是為什麼現代的俄國人認為我們不應該服從辯證唯物主義有甚于我們應該服從斯大林。
野蠻人的入侵中斷了西歐文明達六個世紀之久。
但它在愛爾蘭卻不絕如縷，直到九世紀時丹麥人才摧毀了它；在它滅亡之前它還在那裡産生過一位出色的人物，即司各脫·厄裡根納。
在東羅馬帝國，希臘文明以一種枯朽的形式繼續保存下去，好象在一所博物館裡面一樣，一直到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為止。
然而除了一種藝術上的傳統以及查士丁尼的羅馬法典而外，世界上并沒有什麼重要的東西是出自君士坦丁堡的。
在黑暗時代，自五世紀末葉至十一世紀中葉，西羅馬世界經曆了一些非常有趣的變化。
基督教所帶來的對上帝的責任與對國家的責任兩者之間的沖突，采取了教會與國王之間的沖突的形式。
教皇的教權伸展到意大利、法國與西班牙、大不列颠與愛爾蘭、德國、斯堪的那維亞與波蘭。
起初，除了在意大利和法國南部以外，教皇對于主教們和修道院長們的控制力量本是很薄弱的；但自從格雷高裡第七的時代（十一世紀末）以來，教皇對他們就有了實際而有效的控制力量。
從那時候起，教士在整個西歐就形成一個受羅馬指揮的單一組織，巧妙地而又無情地追逐着權勢；一直到公元1300年以後，他們在與
第三個時期，自十七世紀至今天，比起前兩個時期的任何一個來，更受着科學的支配；傳統的宗教信仰仍占重要地位，但卻感到有給自己作辯護的必要了；而每當科學似乎是使改造成為必要的時候，宗教信仰總是會被改造的。
這一時期很少有哲學家在天主教立場上是正統派，而且在他們的思想裡世俗的國家也要比教會重要得多。
社會團結與個人自由，也象科學與宗教一樣，在一切的時期裡始終是處于一種沖突狀态或不安的妥協狀态。
在希臘，社會團結是靠着對城邦的忠誠而得到保證的；即使是亞裡士多德（雖則在他那時候亞力山大止在使得城邦成為過時的陳迹），也看不出任何其他體制能有更多的優點。
個人自由因個人對城邦的責任而被縮減的程度，是大有不同的。
在斯巴達，個人所享有的自由要和在現在的德國或俄國一樣地少；在雅典，則除了有時候有迫害而外，公民在最好的時代裡曾享有過不受國家所限制的極大的自由。
希臘思想直到亞裡士多德的時代為止，一直為希臘人對城邦的宗教熱誠與愛國熱誠所支配；它的倫理體系是适應于公民們的生活的，并且有着很大的政治成份在内。
當希臘人最初臣服于馬其頓人，而後又臣服于羅馬人的時候，與他們獨立的歲月相适應的那些概念就不能再适用了。
這就一方面，由于與傳統斷絕而喪失了蓬勃的生氣，而另一方面又産生了一種更為個人化的、更缺少社會性的倫理。
斯多葛派認為有德的生活乃是一種靈魂對上帝的關系，而不是公民對國家的關系。
這樣他們便為基督教準備了道路，因為基督教和斯多葛主義一樣，起初也是非政治性的，在它最初的三個世紀裡，它的信徒們都是對政府毫無影響的。
從亞力山大到君士坦丁的六個半世紀裡，社會團結既不是靠哲學，也不是靠古代的忠誠，而是靠強力，最初是靠軍隊的強力，爾後則是靠行政機構的強力，才獲得保障的。
羅馬軍隊、羅馬道路、羅馬法與羅馬官吏首先創立了，随後又維系了一個強大的中央集權的國家。
沒有什麼是可以歸功于羅馬哲學的，因為根本就沒有什麼羅馬哲學。
在這個漫長的時期裡，從自由的時代所繼承下來的希臘觀念經曆了一番逐漸轉化的過程。
某些古老的觀念，尤其是那些我們認為最富于宗教色彩的觀念，獲得了相對的重要性；而另外那些更富理性主義色彩的觀念則因為它們不再符合時代的精神，就被人們抛棄了。
後來的異教徒們就是以這種方式整理了希臘的傳統，使它終于能夠被吸收到基督教的教義裡來。
基督教把一個早已為斯多葛派學說所包含了的、然而對古代的一般精神卻是陌生的重要見解給普及化了。
我指的就是認為一個人對上帝的責任要比他對國家的責任更為必要的那種見解。
象蘇格拉底和使徒們所說的“我們應該服從神更甚于服從人”的這種見解，在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以後一直維持了下來，因為早期基督徒的皇帝們都是阿利烏斯教派傾向于阿利烏斯主義。
當皇帝變成了正統的教徒以後，這種見解就中斷了。
在拜占廷帝國它卻仍然潛存着，正如後來它在俄羅斯帝國一樣，俄羅斯帝國的基督教本是從君士坦丁堡傳來的①。
但是在西方，天主教的皇帝們幾乎是立即（除了高盧的某幾部分而外）就被異教徒的蠻人征服者所取而代之，于是宗教忠貞應優越于政治忠貞的思想就保存了下來，而且在某種程度上迄今依然保存着。
①這就是為什麼現代的俄國人認為我們不應該服從辯證唯物主義有甚于我們應該服從斯大林。
野蠻人的入侵中斷了西歐文明達六個世紀之久。
但它在愛爾蘭卻不絕如縷，直到九世紀時丹麥人才摧毀了它；在它滅亡之前它還在那裡産生過一位出色的人物，即司各脫·厄裡根納。
在東羅馬帝國，希臘文明以一種枯朽的形式繼續保存下去，好象在一所博物館裡面一樣，一直到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為止。
然而除了一種藝術上的傳統以及查士丁尼的羅馬法典而外，世界上并沒有什麼重要的東西是出自君士坦丁堡的。
在黑暗時代，自五世紀末葉至十一世紀中葉，西羅馬世界經曆了一些非常有趣的變化。
基督教所帶來的對上帝的責任與對國家的責任兩者之間的沖突，采取了教會與國王之間的沖突的形式。
教皇的教權伸展到意大利、法國與西班牙、大不列颠與愛爾蘭、德國、斯堪的那維亞與波蘭。
起初，除了在意大利和法國南部以外，教皇對于主教們和修道院長們的控制力量本是很薄弱的；但自從格雷高裡第七的時代（十一世紀末）以來，教皇對他們就有了實際而有效的控制力量。
從那時候起，教士在整個西歐就形成一個受羅馬指揮的單一組織，巧妙地而又無情地追逐着權勢；一直到公元1300年以後，他們在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