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豎琴》前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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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的文學，從尼古拉斯二世〔２〕時候以來，就是“為人生”的，無論它的主意是在探究，或在解決，或者堕入神秘，淪于頹唐，而其主流還是一個：為人生。
這一種思想，在大約二十年前即與中國一部分的文藝紹介者合流，陀思妥夫斯基，都介涅夫〔３〕，契诃夫，托爾斯泰之名，漸漸出現于文字上，并且陸續翻譯了他們的一些作品，那時組織的介紹“被壓迫民族文學”的是上海的文學研究會〔４〕，也将他們算作為被壓迫者而呼号的作家的。
凡這些，離無産者文學本來還很遠，所以凡所紹介的作品，自然大抵是叫喚，呻吟，困窮，酸辛，至多，也不過是一點掙紮。
但已經使又一部分人很不高興了，就招來了兩标軍馬的圍剿。
創造社豎起了“為藝術的藝術”的大旗，喊着“自我表現”的口号，〔５〕要用波斯詩人的酒杯，“黃書”文士的手杖，〔６〕将這些“庸俗”打平。
還有一标是那些受過了英國的小說在供紳士淑女的欣賞，美國的小說家在迎合讀者的心思這些“文藝理論”的洗禮而回來的，一聽到下層社會的叫喚和呻吟，就使他們眉頭百結，揚起了帶着白手套的纖手，揮斥道：這些下流都從“藝術之宮”裡滾出去！ 而且中國原來還有着一标布滿全國的舊式的軍馬，這就是以小說為“閑書”的人們。
小說，是供“看官”們茶餘酒後的消遣之用的，所以要優雅，超逸，萬不可使讀者不歡，打斷他消閑的雅興。
此說雖古，但卻與英美時行的小說論合流，于是這三标新舊的大軍，就不約而同的來痛剿了“為人生的文學”——俄國文學。
然而還是有着不少共鳴的人們，所以它在中國仍然是宛轉曲折的生長着。
但它在本土，卻突然凋零下去了。
在這以前，原有許多作者企望着轉變的，而十月革命的到來，卻給了他們一個意外的莫大的打擊。
于是有梅壘什珂夫斯基夫婦（ＤAＳAＭｅｒｅｚｈｉ－ｋｏｖｓｋｉｉＺAＮAＨｉｐｐｉｕｓ），庫普林（ＡAＩAＫｕｐｒｉｎ），蒲甯（ＩAＡAＢｕｎｉｎ），安特來夫（ＬAＮAＡｎｄｒｅｅｖ）之流的逃亡〔７〕，阿爾志跋綏夫（ＭAＰAＡｒｔｚｙｂａｓｈｅｖ），梭羅古勃（ＦｉｏｄｏｒＳｏｌｏｇｕｂ）之流的沉默〔８〕，舊作家的還在活動者，隻剩了勃留梭夫（ＶａｌｅｒｉＢｒｉｕｓｏｖ），惠壘賽耶夫（ＶAＶｅｒｅｓａｉｅｖ），戈理唬ǎ停幔椋恚牽铮颍耄椋暄晴娣蛩*基（ＶAＶAＭａｙａｋｏｖｓｋｉ）這幾個人，到後來，還回來了一個亞曆舍·托爾斯泰（ＡｌｅｋｓｅｉＮAｏｌｓｔｏｉ）〔９〕。
此外也沒有什幺顯着的新起的人物，在國*谡争和列強封鎖中的文苑，是隻見萎謝和荒涼了。
至一九二○年頃，新經濟政策〔１０〕實行了，造紙，印刷，出版等項事業的勃興，也幫助了文藝的複活，這時的最重要的樞紐，是一個文學團體“綏拉比翁的兄弟們”（Ｓｅｒａｐｉｏｎｓｂｒü－ｄｅｒ）〔１１〕。
這一派的出現，表面上是始于二一年二月一日，在列甯格拉“藝術府”裡的第一回集會的，加盟者大抵是年青的文人，那立場是在一切立場的否定。
淑雪兼珂說過：“從黨人的觀點看起來，我是沒有宗旨的人物。
這不很好幺？自己說起自己來，則我既不是共産主義者，也不是社會革命黨員，也不是帝制主義者。
我隻是一個俄國人，而且對于政治，是沒有操持的。
大概和我最相近的，是布爾塞維克，和他們一同布爾塞維克化，我是贊成的。
……但我愛農民的俄國。
”〔１２〕這就很明白的說出了他們的立場。
但在那時，這一個文學團體的出現，卻确是一種驚異，不久就幾乎席卷了全國的文壇。
在蘇聯中，這樣的非蘇維埃的文學的勃興，是很足以令人奇怪的。
然而理由很簡單：當時的革命者，正忙于實行，惟有這些青年文人發表了較為優秀的作品者其一；他們雖非革命者，而身曆了鐵和火的試練，所以凡所描寫的恐怖和戰栗，興奮和感激，易得讀者的共鳴者其二；其三，則當時指揮文學界的瓦浪斯基〔１３〕，是很給他們支持的。
讬羅茨基也是支持者之一，稱之為“同路人”。
同路人者，謂因革命中所含有的英雄主義而接受革命，一同前行，但并無徹底為革命而鬥争，雖死不惜的信念，僅是一時同道的伴侶罷了。
這名稱，由那時一直使用到現在。
然而，單說是“愛文學”而沒有明确的觀念形态的徽幟的“綏拉比翁的兄弟們”，也終于逐漸失掉了作為團體的存在的意義，始于渙散，繼以消亡，後來就和别的同路人們一樣，各各由他個人的才力，受着文學上的評價了。
在四五年以前，中國又曾盛大的紹介了蘇聯文學，然而就是這同路人的作品居多。
這也是無足異的。
一者，此種文學的興起較為在先，頗為西歐及日本所賞贊和介紹，給中國也得了不少轉譯的機緣；二者，恐怕也還是這種沒有立場的立場，反而易得介紹者的賞識之故了，雖然他自以為是“革命文學者”。
我向來是想介紹東歐文學的一個人，也曾譯過幾篇同路人作品，現在就合了十個人的短篇為一集，其中的三篇，是别人的翻譯，我相信為很可靠的。
可惜的是限于篇幅，不能将
這一種思想，在大約二十年前即與中國一部分的文藝紹介者合流，陀思妥夫斯基，都介涅夫〔３〕，契诃夫，托爾斯泰之名，漸漸出現于文字上，并且陸續翻譯了他們的一些作品，那時組織的介紹“被壓迫民族文學”的是上海的文學研究會〔４〕，也将他們算作為被壓迫者而呼号的作家的。
凡這些，離無産者文學本來還很遠，所以凡所紹介的作品，自然大抵是叫喚，呻吟，困窮，酸辛，至多，也不過是一點掙紮。
但已經使又一部分人很不高興了，就招來了兩标軍馬的圍剿。
創造社豎起了“為藝術的藝術”的大旗，喊着“自我表現”的口号，〔５〕要用波斯詩人的酒杯，“黃書”文士的手杖，〔６〕将這些“庸俗”打平。
還有一标是那些受過了英國的小說在供紳士淑女的欣賞，美國的小說家在迎合讀者的心思這些“文藝理論”的洗禮而回來的，一聽到下層社會的叫喚和呻吟，就使他們眉頭百結，揚起了帶着白手套的纖手，揮斥道：這些下流都從“藝術之宮”裡滾出去！ 而且中國原來還有着一标布滿全國的舊式的軍馬，這就是以小說為“閑書”的人們。
小說，是供“看官”們茶餘酒後的消遣之用的，所以要優雅，超逸，萬不可使讀者不歡，打斷他消閑的雅興。
此說雖古，但卻與英美時行的小說論合流，于是這三标新舊的大軍，就不約而同的來痛剿了“為人生的文學”——俄國文學。
然而還是有着不少共鳴的人們，所以它在中國仍然是宛轉曲折的生長着。
但它在本土，卻突然凋零下去了。
在這以前，原有許多作者企望着轉變的，而十月革命的到來，卻給了他們一個意外的莫大的打擊。
于是有梅壘什珂夫斯基夫婦（ＤAＳAＭｅｒｅｚｈｉ－ｋｏｖｓｋｉｉＺAＮAＨｉｐｐｉｕｓ），庫普林（ＡAＩAＫｕｐｒｉｎ），蒲甯（ＩAＡAＢｕｎｉｎ），安特來夫（ＬAＮAＡｎｄｒｅｅｖ）之流的逃亡〔７〕，阿爾志跋綏夫（ＭAＰAＡｒｔｚｙｂａｓｈｅｖ），梭羅古勃（ＦｉｏｄｏｒＳｏｌｏｇｕｂ）之流的沉默〔８〕，舊作家的還在活動者，隻剩了勃留梭夫（ＶａｌｅｒｉＢｒｉｕｓｏｖ），惠壘賽耶夫（ＶAＶｅｒｅｓａｉｅｖ），戈理唬ǎ停幔椋恚牽铮颍耄椋暄晴娣蛩*基（ＶAＶAＭａｙａｋｏｖｓｋｉ）這幾個人，到後來，還回來了一個亞曆舍·托爾斯泰（ＡｌｅｋｓｅｉＮAｏｌｓｔｏｉ）〔９〕。
此外也沒有什幺顯着的新起的人物，在國*谡争和列強封鎖中的文苑，是隻見萎謝和荒涼了。
至一九二○年頃，新經濟政策〔１０〕實行了，造紙，印刷，出版等項事業的勃興，也幫助了文藝的複活，這時的最重要的樞紐，是一個文學團體“綏拉比翁的兄弟們”（Ｓｅｒａｐｉｏｎｓｂｒü－ｄｅｒ）〔１１〕。
這一派的出現，表面上是始于二一年二月一日，在列甯格拉“藝術府”裡的第一回集會的，加盟者大抵是年青的文人，那立場是在一切立場的否定。
淑雪兼珂說過：“從黨人的觀點看起來，我是沒有宗旨的人物。
這不很好幺？自己說起自己來，則我既不是共産主義者，也不是社會革命黨員，也不是帝制主義者。
我隻是一個俄國人，而且對于政治，是沒有操持的。
大概和我最相近的，是布爾塞維克，和他們一同布爾塞維克化，我是贊成的。
……但我愛農民的俄國。
”〔１２〕這就很明白的說出了他們的立場。
但在那時，這一個文學團體的出現，卻确是一種驚異，不久就幾乎席卷了全國的文壇。
在蘇聯中，這樣的非蘇維埃的文學的勃興，是很足以令人奇怪的。
然而理由很簡單：當時的革命者，正忙于實行，惟有這些青年文人發表了較為優秀的作品者其一；他們雖非革命者，而身曆了鐵和火的試練，所以凡所描寫的恐怖和戰栗，興奮和感激，易得讀者的共鳴者其二；其三，則當時指揮文學界的瓦浪斯基〔１３〕，是很給他們支持的。
讬羅茨基也是支持者之一，稱之為“同路人”。
同路人者，謂因革命中所含有的英雄主義而接受革命，一同前行，但并無徹底為革命而鬥争，雖死不惜的信念，僅是一時同道的伴侶罷了。
這名稱，由那時一直使用到現在。
然而，單說是“愛文學”而沒有明确的觀念形态的徽幟的“綏拉比翁的兄弟們”，也終于逐漸失掉了作為團體的存在的意義，始于渙散，繼以消亡，後來就和别的同路人們一樣，各各由他個人的才力，受着文學上的評價了。
在四五年以前，中國又曾盛大的紹介了蘇聯文學，然而就是這同路人的作品居多。
這也是無足異的。
一者，此種文學的興起較為在先，頗為西歐及日本所賞贊和介紹，給中國也得了不少轉譯的機緣；二者，恐怕也還是這種沒有立場的立場，反而易得介紹者的賞識之故了，雖然他自以為是“革命文學者”。
我向來是想介紹東歐文學的一個人，也曾譯過幾篇同路人作品，現在就合了十個人的短篇為一集，其中的三篇，是别人的翻譯，我相信為很可靠的。
可惜的是限于篇幅，不能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