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論“第三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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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望舒〔２〕先生遠遠的從法國給我們一封通信，叙述着法國ＡAＥAＡAＲA（革命文藝家協會）得了紀德〔３〕的參加，在三月二十一日召集大會，猛烈的反抗德國法西斯谛的情形，并且紹介了紀德的演說，發表在六月号的《現代》上。
法國的文藝家，這樣的仗義執言的舉動是常有的：較遠，則如左拉為德來孚斯打不平〔４〕，法朗士當左拉改葬時候的講演〔５〕；較近，則有羅曼羅蘭的反對戰争。
但這回更使我感到真切的歡欣，因為問題是當前的問題，而我也正是憎惡法西斯谛的一個。
不過戴先生在報告這事實的同時，一并指明了中國左翼作家的“愚蒙”和像軍閥一般的橫暴，我卻還想來說幾句話。
但希望不要誤會，以為意在辯解，希圖中國也從所謂“第三種人”得到對于德國的被壓迫者一般的聲援，——并不是的。
中國的焚禁書報，封閉書店，囚殺作者，實在還遠在德國的白色恐怖以前，而且也得到過世界的革命的文藝家的抗議了。
〔６〕我現在要說的，不過那通然裡的必須指出的幾點。
那通信叙述過紀德的加入反抗運動之後，說道——“在法國文壇中，我們可以說紀律是‘第三種人’，……自從他在一八九一年……起，一直到現在為止，他始終是一個忠實于他的藝術的人。
然而，忠實于自己的藝術的作者，不一定就是資産階級的‘幫閑者’，法國的革命作家沒有這種愚蒙的見解（或者不如說是精明的策略），因此，在熱烈的歡迎之中，紀德便在群衆之間發言了。
” 這就是說：“忠實于自己的藝術的作者”，就是“第三種人”，而中國的革命作家，卻“愚蒙”到指這種人為全是“資産階級的幫閑者”，現在已經由紀德證實，是“不一定”的了。
這裡有兩個問題應該解答。
第一，是中國的左翼理論家是否真指“忠實于自己的藝術的作者”為全是“資産階級的幫閑者”？據我所知道，卻并不然。
左翼理論家無論如何“愚蒙”，還不至于不明白“為藝術的藝術”在發生時，是對于一種社會的成規的革命，但待到新興的戰鬥的藝術出現之際，還拿着這老招牌來明明暗暗阻礙他的發展，那就成為反動，且不隻是“資産階級的幫閑者”了。
至于“忠實于自己的藝術的作者”，卻并未視同一律。
因為不問那一階級的作家，都有一個“自己”，這“自己”，就都是他本階級的一分子，忠實于他自己的藝術的人，也就是忠實于他本階級的作者，在資産階級如此，在無産階級也如此。
這是極顯明粗淺的事實，左翼理論家也不會不明白的。
但這位——戴先生用“忠實于自己的藝術”來和“為藝術的藝術”掉了一個包，可真顯得左翼理論家的“愚蒙”透頂了。
第二，是紀德是否真是中國所謂的“第三種人”？我沒有讀過紀德的書，對于作品，沒有加以批評的資格。
但我相信：創作和演說，形式雖然不同，所含的思想是決不會兩樣的。
我可以引出戴先生所紹介的演說裡的兩段來——“有人會對我說：‘在蘇聯也是這樣的。
’那是可能的事；但是目的卻是完全兩樣的，而且，為了要建設一個新社會起見，為了把發言權給與那些一向做着受壓迫者，一向沒有發言權的人們起見，不得已的矯枉過正也是免不掉的事。
“我為什幺并怎樣會在這裡贊同我在那邊所反對的事呢？那就是因為我在德國的恐怖政策中，見到了最可歎最可憎的過去底再演，在蘇聯的社會創設中，我卻見到一個未來的無限的允約。
” 這說得清清楚楚，雖是同一手段，而他卻因目的之不同而分為贊成或反抗。
蘇聯十月革命後，側重藝術的“綏拉比翁的兄弟們”這團體，也被稱為“同路人”，但他們卻并沒有這幺積極。
中國關于“第三種人”的文字，今年已經彙印了一本專書〔７〕，我們可以查一查，凡自稱為“第三種人”的言論，可有絲毫近似這樣的意見的幺？倘其沒有，則我敢決定地說，“不可以說紀德是‘第三種人’”。
然而正如我說紀德不像中國的“第三種人”一樣，戴望舒先生也覺得中國的左翼作家和法國的大有賢愚之别了。
他在參加大會，為德國的左翼藝術家同伸義憤之後，就又想起了中國左翼作家的愚蠢橫暴的行為。
于是他臨末禁不住感慨—— “我不知道我國對于德國法西斯谛的暴行有沒有什幺表示。
正如我們的軍閥一樣，我們的文藝者也是勇于内戰的。
在法國的革命作家們和紀德攜手的時候，我們的左翼作家
法國的文藝家，這樣的仗義執言的舉動是常有的：較遠，則如左拉為德來孚斯打不平〔４〕，法朗士當左拉改葬時候的講演〔５〕；較近，則有羅曼羅蘭的反對戰争。
但這回更使我感到真切的歡欣，因為問題是當前的問題，而我也正是憎惡法西斯谛的一個。
不過戴先生在報告這事實的同時，一并指明了中國左翼作家的“愚蒙”和像軍閥一般的橫暴，我卻還想來說幾句話。
但希望不要誤會，以為意在辯解，希圖中國也從所謂“第三種人”得到對于德國的被壓迫者一般的聲援，——并不是的。
中國的焚禁書報，封閉書店，囚殺作者，實在還遠在德國的白色恐怖以前，而且也得到過世界的革命的文藝家的抗議了。
〔６〕我現在要說的，不過那通然裡的必須指出的幾點。
那通信叙述過紀德的加入反抗運動之後，說道——“在法國文壇中，我們可以說紀律是‘第三種人’，……自從他在一八九一年……起，一直到現在為止，他始終是一個忠實于他的藝術的人。
然而，忠實于自己的藝術的作者，不一定就是資産階級的‘幫閑者’，法國的革命作家沒有這種愚蒙的見解（或者不如說是精明的策略），因此，在熱烈的歡迎之中，紀德便在群衆之間發言了。
” 這就是說：“忠實于自己的藝術的作者”，就是“第三種人”，而中國的革命作家，卻“愚蒙”到指這種人為全是“資産階級的幫閑者”，現在已經由紀德證實，是“不一定”的了。
這裡有兩個問題應該解答。
第一，是中國的左翼理論家是否真指“忠實于自己的藝術的作者”為全是“資産階級的幫閑者”？據我所知道，卻并不然。
左翼理論家無論如何“愚蒙”，還不至于不明白“為藝術的藝術”在發生時，是對于一種社會的成規的革命，但待到新興的戰鬥的藝術出現之際，還拿着這老招牌來明明暗暗阻礙他的發展，那就成為反動，且不隻是“資産階級的幫閑者”了。
至于“忠實于自己的藝術的作者”，卻并未視同一律。
因為不問那一階級的作家，都有一個“自己”，這“自己”，就都是他本階級的一分子，忠實于他自己的藝術的人，也就是忠實于他本階級的作者，在資産階級如此，在無産階級也如此。
這是極顯明粗淺的事實，左翼理論家也不會不明白的。
但這位——戴先生用“忠實于自己的藝術”來和“為藝術的藝術”掉了一個包，可真顯得左翼理論家的“愚蒙”透頂了。
第二，是紀德是否真是中國所謂的“第三種人”？我沒有讀過紀德的書，對于作品，沒有加以批評的資格。
但我相信：創作和演說，形式雖然不同，所含的思想是決不會兩樣的。
我可以引出戴先生所紹介的演說裡的兩段來——“有人會對我說：‘在蘇聯也是這樣的。
’那是可能的事；但是目的卻是完全兩樣的，而且，為了要建設一個新社會起見，為了把發言權給與那些一向做着受壓迫者，一向沒有發言權的人們起見，不得已的矯枉過正也是免不掉的事。
“我為什幺并怎樣會在這裡贊同我在那邊所反對的事呢？那就是因為我在德國的恐怖政策中，見到了最可歎最可憎的過去底再演，在蘇聯的社會創設中，我卻見到一個未來的無限的允約。
” 這說得清清楚楚，雖是同一手段，而他卻因目的之不同而分為贊成或反抗。
蘇聯十月革命後，側重藝術的“綏拉比翁的兄弟們”這團體，也被稱為“同路人”，但他們卻并沒有這幺積極。
中國關于“第三種人”的文字，今年已經彙印了一本專書〔７〕，我們可以查一查，凡自稱為“第三種人”的言論，可有絲毫近似這樣的意見的幺？倘其沒有，則我敢決定地說，“不可以說紀德是‘第三種人’”。
然而正如我說紀德不像中國的“第三種人”一樣，戴望舒先生也覺得中國的左翼作家和法國的大有賢愚之别了。
他在參加大會，為德國的左翼藝術家同伸義憤之後，就又想起了中國左翼作家的愚蠢橫暴的行為。
于是他臨末禁不住感慨—— “我不知道我國對于德國法西斯谛的暴行有沒有什幺表示。
正如我們的軍閥一樣，我們的文藝者也是勇于内戰的。
在法國的革命作家們和紀德攜手的時候，我們的左翼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