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楊人先生公開信的公開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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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即使因為我罪孽深重,革命文學的第一步,必須拿我來開刀,我也敢于咬着牙關忍受。

    殺不掉,我就退進野草裡,自己舐盡了傷口的血痕,決不煩别人傅藥。

    但是,人非聖人,為了麻煩而激動起來的時候也有的,我誠然譏诮過先生“們”,這些文章,後來都收在《三閑集》中,一點也不删去,然而和先生“們”的造謠言和攻擊文字的數量來比一比罷,不是不到十分之一幺?不但此也,在講演裡,我有時也曾嘲笑葉靈鳳先生或先生,先生們以“前衛”之名,雄赳赳出陣的時候,我是祭旗的犧牲,則戰不數合便從火線上爬了開去之際,我以為實在也難以禁絕我的一笑。

    無論在階級的立場上,在個人的立場上,我都有一笑的權利的。

    然而我從未傲然的假借什幺“良心”或“無産階級大衆”之名,來淩壓敵手,我接着一定聲明:這是因為我和他有些個人的私怨的。

    先生,這還不夠退讓幺? 但為了不能使我負責的新聞記事,竟引起先生的“反感”來了,然而仍蒙破格的優待,在《新儒林外史》〔12〕裡,還賞我拿一柄大刀。

    在禮儀上,我是應該緻謝的,但在實際上,卻也如大張筵宴一樣,我并無大刀,隻有一枝筆,名曰“金不換”。

    這也并不是在廣告不收盧布的意思,是我從小用慣,每枝五分的便宜筆。

    我确曾用這筆碰着了先生,不過也隻如運用古典一樣,信手拈來,涉筆成趣而已,并不特别含有報複的惡意。

    但先生卻又給我挂上“三枝冷箭”了。

    這可不能怪先生的,因為這隻是陳源教授的餘唾〔13〕。

    然而,即使算是我在報複罷,由上面所說的原因,我也還不至于走進“以怨報德”的隊伍裡面去。

     至于所謂《北平五講與上海三噓》,其實是至今沒有寫,聽說北平有一本《五講》出版,那可并不是我做的,我也沒有見過那一本書。

    不過既然鬧了風潮,将來索性寫一點也難說,如果寫起來,我想名為《五講三噓集》,但後一半也未必正是報上所說的三位。

    先生似乎羞與梁實秋張若谷兩位先生為伍,我看是排起來倒也并不怎樣辱沒了先生,隻是張若谷先生比較的差一點,淺陋得很,連做一“噓”的材料也不夠,我大概要另換一位的。

     對于先生,照我此刻的意見,寫起來恐怕也不會怎幺壞。

    我以為先生雖是革命場中的一位小販,卻并不是奸商。

    我所謂奸商者,一種是國共合作時代的闊人,那時頌蘇聯,贊共産,無所不至,一到清黨時候,就用共産青年,共産嫌疑青年的血來洗自己的手,依然是闊人,時勢變了,而不變其闊;一種是革命的骁将,殺土豪,倒劣紳,激烈得很,一有蹉跌,便稱為“棄邪歸正”,罵“土匪”,殺同人,也激烈得很,主義改了,而仍不失其骁。

    先生呢,據“自白”,革命與否以親之苦樂為轉移,有些投機氣味是無疑的,但并沒有反過來做大批的買賣,僅在竭力要化為“第三種人”,來過比革命黨較好的生活。

    既從革命陣線上退回來,為辯護自己,做穩“第三種人”起見,總得有一點零星的忏悔,對于統治者,其實是頗有些益處的,但竟還至于遇到“左右夾攻的當兒”者,恐怕那一方面,還嫌先生門面太小的緣故罷,這和銀行雇員的看不起小錢店夥計是一樣的。

    先生雖然覺得抱屈,但不信“第三種人”的存在不獨是左翼,卻因先生的經驗而證明了,這也是一種很大的功德。

     平心而論,先生是不算失敗的,雖然自己覺得被“夾攻”,但現在隻要沒有馬上殺人之權的人,有誰不遭人攻擊。

    生活當然是辛苦的罷,不過比起被殺戮,被囚禁的人們來,真有天淵之别;文章也随處能夠發表,較之被封鎖,壓迫,禁止的作者,也自由自在得遠了。

    和闊人骁将比,那當然還差得很遠,這就因為先生并不是奸商的緣故。

    這是先生的苦處,也是先生的好處。

     話已經說得太多了,就此完結。

    總之,我還是和先前一樣,決不肯造謠說謊,特别攻擊先生,但從此改變另一種态度,卻也不見得,本人的“反感”或“恭敬”,我是毫不打算的。

    請先生也不要因為我的“将因為生理上的緣故而要停止工作”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