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怎麼做起小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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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怎幺做起小說來？——這來由，已經在《呐喊》的序文上，約略說過了。
這裡還應該補叙一點的，是當我留心文學的時候，情形和現在很不同：在中國，小說不算文學，做小說的也決不能稱為文學家，所以并沒有人想在這一條道路上出世。
我也并沒有要将小說擡進“文苑”裡的意思，不過想利用他的力量，來改良社會。
但也不是自己想創作，注重的倒是在紹介，在翻譯，而尤其注重于短篇，特别是被壓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
因為那時正盛行着排滿論，有些青年，都引那叫喊和反抗的作者為同調的。
所以“小說作法”之類，我一部都沒有看過，看短篇小說卻不少，小半是自己也愛看，大半則因了搜尋紹介的材料。
也看文學史和批評，這是因為想知道作者的為人和思想，以便決定應否紹介給中國。
和學問之類，是絕不相幹的。
因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勢必至于傾向了東歐，因此所看的俄國，波蘭以及巴爾幹諸小國作家的東西就特别多。
也曾熱心的搜求印度，埃及的作品，但是得不到。
記得當時最愛看的作者，是俄國的果戈理（ＮAＧｏｇｏｌ）和波蘭的顯克微支Ｓｉｅｋｉｅｗｉｔｚ）〔２〕。
日本的，是夏目漱石和森鷗外，回國以後，就辦學校，再沒有看小說的工夫了，這樣的有五六年。
為什幺又開手了呢？——這也已經寫在《呐喊》的序文裡，不必說了。
但我的來做小說，也并非自以為有做小說的才能，隻因為那時是住在北京的會館〔４〕裡的，要做論文罷，沒有參考書，要翻譯罷，沒有底本，就隻好做一點小說模樣的東西塞責，這就是《狂人日記》。
大約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過的百來篇外國作品和一點醫學上的知識，此外的準備，一點也沒有。
但是《新青年》的編輯者，卻一回一回的來催，催幾回，我就做一篇，這裡我必得記念陳獨秀〔５〕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說最着力的一個。
自然，做起小說來，總不免自己有些主見的。
例如，說到“為什幺”做小說罷，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啟蒙主義”，以為必須是“為人生”，而且要改良這人生。
我深惡先前的稱小說為“閑書”，而且将“為藝術的藝術”，看作不過是“消閑”的新式的别号。
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
所以我力避行文的唠叨，隻要覺得夠将意思傳給别人了，就甯可什幺陪襯拖帶也沒有。
中國舊戲上，沒有背景，新年賣給孩子看的花紙上，隻有主要的幾個人（但現在的花紙卻多有背景了），我深信對于我的目的，這方法是适宜的，所以我不去描寫風月，對話也決不說到一大篇。
我做完之後，總要看兩遍，自己覺得拗口的，就增删幾個字，一定要它讀得順口；沒有相宜的白話，甯可引古語，希望總有人會懂，隻有自己懂得或流自己也不懂的生造出來的字句，是不大用的。
這一節，許多批評家之中，隻有一個人看出來了，但他稱我為Ｓｔｙｌｉｓｔ〔６〕。
所寫的事迹，大抵有一點見過或聽到過的緣由，但決不全用這事實，隻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發開去，到足以幾乎完全發表我的意思為止。
人物的模特兒也一樣，沒有專用過一個人，往往嘴在浙江，臉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個拼湊起來的腳色。
有人說，我的那一篇是罵誰，某一篇又是罵誰，那是完全胡說的。
不過這樣的寫法，有一種困難，就是令人難以放下筆。
一氣寫下去，這人物就逐漸活動起來，盡了他的任務。
但倘有什幺分心的事情來一打岔，放下許久之後再來寫，性格也許就變了樣，情景也會和先前所豫想的不同起來。
例如我做的《不周山》，原意是在描寫性的發動和創造，以至衰亡的，而中途去看報章，見了一位道學的批評家攻擊情詩〔７〕的文章，心裡很不以為然，于是小說裡就有一個小
這裡還應該補叙一點的，是當我留心文學的時候，情形和現在很不同：在中國，小說不算文學，做小說的也決不能稱為文學家，所以并沒有人想在這一條道路上出世。
我也并沒有要将小說擡進“文苑”裡的意思，不過想利用他的力量，來改良社會。
但也不是自己想創作，注重的倒是在紹介，在翻譯，而尤其注重于短篇，特别是被壓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
因為那時正盛行着排滿論，有些青年，都引那叫喊和反抗的作者為同調的。
所以“小說作法”之類，我一部都沒有看過，看短篇小說卻不少，小半是自己也愛看，大半則因了搜尋紹介的材料。
也看文學史和批評，這是因為想知道作者的為人和思想，以便決定應否紹介給中國。
和學問之類，是絕不相幹的。
因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勢必至于傾向了東歐，因此所看的俄國，波蘭以及巴爾幹諸小國作家的東西就特别多。
也曾熱心的搜求印度，埃及的作品，但是得不到。
記得當時最愛看的作者，是俄國的果戈理（ＮAＧｏｇｏｌ）和波蘭的顯克微支Ｓｉｅｋｉｅｗｉｔｚ）〔２〕。
日本的，是夏目漱石和森鷗外，回國以後，就辦學校，再沒有看小說的工夫了，這樣的有五六年。
為什幺又開手了呢？——這也已經寫在《呐喊》的序文裡，不必說了。
但我的來做小說，也并非自以為有做小說的才能，隻因為那時是住在北京的會館〔４〕裡的，要做論文罷，沒有參考書，要翻譯罷，沒有底本，就隻好做一點小說模樣的東西塞責，這就是《狂人日記》。
大約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過的百來篇外國作品和一點醫學上的知識，此外的準備，一點也沒有。
但是《新青年》的編輯者，卻一回一回的來催，催幾回，我就做一篇，這裡我必得記念陳獨秀〔５〕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說最着力的一個。
自然，做起小說來，總不免自己有些主見的。
例如，說到“為什幺”做小說罷，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啟蒙主義”，以為必須是“為人生”，而且要改良這人生。
我深惡先前的稱小說為“閑書”，而且将“為藝術的藝術”，看作不過是“消閑”的新式的别号。
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
所以我力避行文的唠叨，隻要覺得夠将意思傳給别人了，就甯可什幺陪襯拖帶也沒有。
中國舊戲上，沒有背景，新年賣給孩子看的花紙上，隻有主要的幾個人（但現在的花紙卻多有背景了），我深信對于我的目的，這方法是适宜的，所以我不去描寫風月，對話也決不說到一大篇。
我做完之後，總要看兩遍，自己覺得拗口的，就增删幾個字，一定要它讀得順口；沒有相宜的白話，甯可引古語，希望總有人會懂，隻有自己懂得或流自己也不懂的生造出來的字句，是不大用的。
這一節，許多批評家之中，隻有一個人看出來了，但他稱我為Ｓｔｙｌｉｓｔ〔６〕。
所寫的事迹，大抵有一點見過或聽到過的緣由，但決不全用這事實，隻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發開去，到足以幾乎完全發表我的意思為止。
人物的模特兒也一樣，沒有專用過一個人，往往嘴在浙江，臉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個拼湊起來的腳色。
有人說，我的那一篇是罵誰，某一篇又是罵誰，那是完全胡說的。
不過這樣的寫法，有一種困難，就是令人難以放下筆。
一氣寫下去，這人物就逐漸活動起來，盡了他的任務。
但倘有什幺分心的事情來一打岔，放下許久之後再來寫，性格也許就變了樣，情景也會和先前所豫想的不同起來。
例如我做的《不周山》，原意是在描寫性的發動和創造，以至衰亡的，而中途去看報章，見了一位道學的批評家攻擊情詩〔７〕的文章，心裡很不以為然，于是小說裡就有一個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