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第三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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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鬥而獨立，生在現在而要做給與将來的作品，這樣的人，實在也是一個心造的幻影，在現實世界上是沒有的。
要做這樣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頭發，要離開地球一樣，他離不開，焦躁着，然而并非因為有人搖了搖頭，使他不敢拔了的緣故。
所以雖是“第三種人”，卻還是一定超不出階級的，蘇汶先生就先在豫料階級的批評了，作品裡又豈能擺脫階級的利害；也一定離不開戰鬥的，蘇汶先生就先以“第三種人”之名提出抗争了，雖然“抗争”之名又為作者所不願受；而且也跳不過現在的，他在創作超階級的，為将來的作品之前，先就留心于左翼的批判了。
這确是一種苦境。
但這苦境，是因為幻影不能成為實有而來的。
即使沒有左翼文壇作梗，也不會有這“第三種人”，何況作品。
但蘇汶先生卻又心造了一個橫暴的左翼文壇的幻影，将“第三種人”的幻影不能出現，以至将來的文藝不能發生的罪孽，都推給它了。
左翼作家誠然是不高超的，連環圖畫，唱本，然而也不到蘇汶先生所斷定那樣的沒出息〔９〕。
左翼也要托爾斯泰，弗羅培爾〔１０〕。
但不要“努力去創造一些屬于将來（因為他們現在是不要的）的東西”的托爾斯泰和弗羅培爾。
他們兩個，都是為現在而寫的，将來是現在的将來，于現在有意義，才于将來會有意義。
尤其是托爾斯泰，他寫些小故事給農民看，也不自命為“第三種人”，當時資産階級的多少攻擊，終于不能使他“擱筆”。
左翼雖然誠如蘇汶先生所說，不至于蠢到不知道“連環圖畫是産生不出托爾斯泰，産生不出弗羅培爾來”，但卻以為可以産出密開朗該羅，達文希〔１１〕那樣偉大的畫手。
而且我相信，從唱本說書裡是可以産生托爾斯泰，弗羅培爾的。
現在提起密開朗該羅們的畫來，誰也沒有非議了，但實際上，那不是宗教的宣傳畫，《舊約》〔１２〕的連環圖畫幺？而且是為了那時的“現在”的。
總括起來說，蘇汶先生是主張“第三種人”與其欺騙，與其做冒牌貨，倒還不如努力去創作，這是極不錯的。
“定要有自信的勇氣，才會有工作的勇氣！”〔１３〕這尤其是對的。
然而蘇汶先生又說，許多大大小小的“第三種人”們，卻又因為豫感了不祥之兆——左翼理論家的批評而“擱筆”了！“怎幺辦呢”？ 十月十日。
〔１〕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一日上海《現代》第二卷第一期。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胡秋原在他所主持的《文化評論》創刊号發表了《阿狗文藝論》一文，他自稱“自由人”，一方面批評“民族主義文學”，一方面則對當時“左聯”所領導的革命文學運動進行攻擊，認為“将藝術堕落到一種政治的留聲機，那是藝術的叛徒”。
其後，他又連續發表了《勿侵略文藝》、《錢杏邨理論之清算》二文，诽謗當時的革命文學運動，因此受到“左聯”的反擊。
洛揚（馮雪峰）在《文藝新聞》第五十八期（一九三二年六月六日）上發表了《緻文藝新聞的信》，指出胡秋原的目的“是進攻整個普羅革命文學運動”，揭露了胡秋原在“自由人”假面具掩蓋下的反動實質。
由此蘇汶（即杜衡）就在《現代》第一卷第三期（一九三二年七月）發表了《關于“文新”與胡秋原的文藝論辯》一文，自稱“第三種人”，認為當時許多作家（即他所說的“作家之群”）之所以“擱筆”，是因為“左聯”批評家的“兇暴”，和“左聯”“霸占”了文壇的緣故；并在文中對人民的革命鬥争進行歪曲和诽謗。
于是“左聯”也就繼續對胡秋原、蘇汶等加以反擊和批判。
本篇及瞿秋白所作《文藝的自由和文學家的不自由》（一九三二年十月《現代》第一卷第六期）就是在這情形下發表的。
〔２〕這裡所說的論客，指胡秋原和某些托洛茨基派分子。
當時胡秋原曾冒充“馬克思主義”者，并和托洛茨基派分子相勾結；托洛茨基派同國民黨反動派
要做這樣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頭發，要離開地球一樣，他離不開，焦躁着，然而并非因為有人搖了搖頭，使他不敢拔了的緣故。
所以雖是“第三種人”，卻還是一定超不出階級的，蘇汶先生就先在豫料階級的批評了，作品裡又豈能擺脫階級的利害；也一定離不開戰鬥的，蘇汶先生就先以“第三種人”之名提出抗争了，雖然“抗争”之名又為作者所不願受；而且也跳不過現在的，他在創作超階級的，為将來的作品之前，先就留心于左翼的批判了。
這确是一種苦境。
但這苦境，是因為幻影不能成為實有而來的。
即使沒有左翼文壇作梗，也不會有這“第三種人”，何況作品。
但蘇汶先生卻又心造了一個橫暴的左翼文壇的幻影，将“第三種人”的幻影不能出現，以至将來的文藝不能發生的罪孽，都推給它了。
左翼作家誠然是不高超的，連環圖畫，唱本，然而也不到蘇汶先生所斷定那樣的沒出息〔９〕。
左翼也要托爾斯泰，弗羅培爾〔１０〕。
但不要“努力去創造一些屬于将來（因為他們現在是不要的）的東西”的托爾斯泰和弗羅培爾。
他們兩個，都是為現在而寫的，将來是現在的将來，于現在有意義，才于将來會有意義。
尤其是托爾斯泰，他寫些小故事給農民看，也不自命為“第三種人”，當時資産階級的多少攻擊，終于不能使他“擱筆”。
左翼雖然誠如蘇汶先生所說，不至于蠢到不知道“連環圖畫是産生不出托爾斯泰，産生不出弗羅培爾來”，但卻以為可以産出密開朗該羅，達文希〔１１〕那樣偉大的畫手。
而且我相信，從唱本說書裡是可以産生托爾斯泰，弗羅培爾的。
現在提起密開朗該羅們的畫來，誰也沒有非議了，但實際上，那不是宗教的宣傳畫，《舊約》〔１２〕的連環圖畫幺？而且是為了那時的“現在”的。
總括起來說，蘇汶先生是主張“第三種人”與其欺騙，與其做冒牌貨，倒還不如努力去創作，這是極不錯的。
“定要有自信的勇氣，才會有工作的勇氣！”〔１３〕這尤其是對的。
然而蘇汶先生又說，許多大大小小的“第三種人”們，卻又因為豫感了不祥之兆——左翼理論家的批評而“擱筆”了！“怎幺辦呢”？ 十月十日。
〔１〕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一日上海《現代》第二卷第一期。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胡秋原在他所主持的《文化評論》創刊号發表了《阿狗文藝論》一文，他自稱“自由人”，一方面批評“民族主義文學”，一方面則對當時“左聯”所領導的革命文學運動進行攻擊，認為“将藝術堕落到一種政治的留聲機，那是藝術的叛徒”。
其後，他又連續發表了《勿侵略文藝》、《錢杏邨理論之清算》二文，诽謗當時的革命文學運動，因此受到“左聯”的反擊。
洛揚（馮雪峰）在《文藝新聞》第五十八期（一九三二年六月六日）上發表了《緻文藝新聞的信》，指出胡秋原的目的“是進攻整個普羅革命文學運動”，揭露了胡秋原在“自由人”假面具掩蓋下的反動實質。
由此蘇汶（即杜衡）就在《現代》第一卷第三期（一九三二年七月）發表了《關于“文新”與胡秋原的文藝論辯》一文，自稱“第三種人”，認為當時許多作家（即他所說的“作家之群”）之所以“擱筆”，是因為“左聯”批評家的“兇暴”，和“左聯”“霸占”了文壇的緣故；并在文中對人民的革命鬥争進行歪曲和诽謗。
于是“左聯”也就繼續對胡秋原、蘇汶等加以反擊和批判。
本篇及瞿秋白所作《文藝的自由和文學家的不自由》（一九三二年十月《現代》第一卷第六期）就是在這情形下發表的。
〔２〕這裡所說的論客，指胡秋原和某些托洛茨基派分子。
當時胡秋原曾冒充“馬克思主義”者，并和托洛茨基派分子相勾結；托洛茨基派同國民黨反動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