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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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兵家互收。
《内經》之篇有黃帝問，不得因黃帝而出其書於方技也。
假使《六韬》果有夫子之問，問在兵書，安得遂歸儒家部次邪？ ──右十四之一 儒家部有《周政》六篇，《周法》九篇，其書不傳。
班固注《周政》雲：“周時法度政教。
”注《周法》雲：“法天地，立百官。
”則二書蓋官《禮》之遺也。
附之《禮》經之下為宜，入於儒家非也。
大抵《漢志》不立史部，凡遇職官、故事、章程、法度之書，不入六藝部次，則歸儒雜二家；故二家之書，類附率多牽混，惜不能盡見其書，校正之也。
夫儒之職業，誦法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
因以所得，自成一家之言，孟荀諸子是也。
若職官故事章程法度，則當世之實迹，非一家之立言，附於儒家，其義安取？故《高祖》、《孝文》諸篇之入儒，前人議其非，是也。
──右十四之二 儒家《虞氏春秋》十五篇，司馬遷《十二諸侯年表序》作八篇；或初止八篇，而劉向校書，為之分析篇次，未可知也。
然其書以《春秋》标題，而撰著之文，則又上采春秋，下觀近世，而定著為書，抑亦《春秋》，之支别也。
法當附著《春秋》，而互見於諸子。
班《志》入僅著於儒家，惜其未習於史遷之叙列爾。
──右十四之三 司馬遷之叙載籍也，疏而理；班固之志《藝文》也，密而舛。
蓋遷能溯源，固惟辨迹故也。
遷於《十二諸侯表叙》，既推《春秋》為主，則左丘、铎椒、虞卿、呂不韋諸家，以次論其體例，則《春秋》之支系也。
至於孟、荀、公孫固、韓非諸書，命意各殊，與《春秋》之部，不相附麗；然論辨紀述，多及春秋時事，則約略紀之，蓋《春秋》之旁證也。
張蒼曆譜五德，董仲舒推《春秋》義，乃《春秋》之流别，故終篇推衍及之。
則觀斯表者，求《春秋》之折衷，無遺憾矣。
至於著書之人，學有專長，所著之書，義非一概，則自有專篇列傳，别為表明；亦猶劉向、任宏於校雠部次，重複為之互注例也。
班氏拘拘於法度之内，此其所以類例難精而動多掣肘欤？ ──右十四之四 《賈誼》五十八篇，收於儒家，似矣；然與法家當互見也。
孝《賈誼傳》，初以通諸家書，召為博士，又出河南守吳公門下。
吳公嘗學事李斯，以治行第一，召為廷尉，乃薦賈誼。
誼所上書，稱說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興禮樂，草具儀法。
文帝謙讓未遑。
然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其說皆自誼發之。
又司馬遷曰：“賈生、晁錯明申商。
”今其書尚可考見；宗旨雖出於儒，而作用實本於法也。
《漢志》叙錄雲：“法家者流，出於理官。
”蓋法制禁令，《周官》之刑典也。
“名家者流，出於禮官。
”蓋名物度數，《周官》之禮典也。
古者刑法禮制，相為損益，故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而五刑之屬三千，條繁文密，其數適相等也。
是故聖王教民以禮，而禁之以刑。
出於禮者，即入於刑，勢無中立。
故民日遷善，而不知所以自緻也。
儒家者流，總約刑禮，而折衷於道，蓋懼斯民泥於刑禮之迹，而忘其性所固有也。
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夫法則禮刑條目，有節度者皆是也。
善則欽明文思，允恭克讓，無形體者皆是也。
程子曰：“有《關雎》、《麟趾》之心，而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
”所謂《關雎》、《麟趾》，仁義是也。
所謂周官法度，刑禮之屬皆是也。
然則儒與名法，其原皆出於一；非若異端釋老，屏去民彜物則，而自為一端者比也。
商鞅、韓非之法，未嘗不本聖人之法，而所以制而用者非也。
鄧析、公孫龍之名，不得自外於聖人之名，而所以持而辨者非也。
儒分為八，墨分為三，則儒亦有不合聖人之道者矣。
此其所以著錄之書，貴知原委，而又當善條其流别也。
賈生之言王道，深識本原，推論三代，其為儒效，不待言矣。
然其立法創制，條列禁令，則是法家之實。
其書互見法家，正以明其體用所備；儒固未足為榮，名法亦不足為隐諱也。
後世不知家學流别之義，相率而争於無益之空名；其有列於儒家者，不勝其榮，而次以名法者，不勝其辱；豈知同出聖人之道，而品第高下，又各有其得失；但求名實相副，為得其宜；不必有所選擇，而後其學始為貴也。
《漢志》始别九流，而儒雜二家，已多淆亂。
後世著錄之人，更無别出心裁，紛然以儒雜二家為蛇龍之菹焉。
凡於諸家著述，不能遽定意指之所歸，愛之則附於儒，輕之則推於雜；夫儒雜分家之本旨，豈如是耶？ ──右十四之五 《董仲舒》百二十三篇，部於儒家，是矣。
然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
至於說《春秋》事，得失間舉，所謂《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則當互見《春秋》部次者也。
──右十四之六 桓寬《鹽鐵論》六十篇，部於儒家，此亦良允。
第鹽鐵之議，乃孝昭之時政，其事見《食貨志》。
桓寬撰輯一時所謂文學賢良對議，乃具當代之舊事，不盡為儒門見風節也。
法當互見於故事；而《漢志》無故事之專門，亦可附於《尚書》之後也。
──右十四之七 劉向所叙六十七篇，部於儒家，則《世說》、《新序》、《說苑》、《列女傳頌圖》四種書也。
此劉歆《七略》所收，全無倫類。
班固從而效之，因有揚雄所叙三十八篇，不分《太玄》、《法言》、《樂》、《箴》四種之弊也。
鄭樵譏班固之混收揚雄一家為無倫類，而謂班氏不能學《七略》之徵；不知班氏固效劉歆也。
乃於劉歆之創為者，則故縱之；班固之因仍者，則酷斷之，甚矣，人心不可有偏惡也。
按《說苑》、《新序》，雜舉春秋時事，當互見於《春秋》之篇。
《世說》今不可詳，本傳所謂“《疾讒》、《摘要》、《救危》及《世頌》諸篇，依歸古事，悼己及同類也。
”似亦可以互見《春秋》矣。
惟《列女傳》，本采《詩》、《書》所載婦德可垂法戒之事，以之諷谏宮闱，則是史家傳記之書；而《漢志》未有傳記專門，亦當附次《春秋》之後可矣。
至其引風綴雅，讬興六義，又與《韓詩外傳》相為出入，則互注於《詩經》部次，庶幾相合；總非諸子儒家書也。
──右十四之八 道家部《老子鄰氏經傳》四篇，《傅氏經說》三十七篇，《徐氏經說》六篇。
按《老子》本書，今傳道德上下二篇，共八十一章；《漢志》不載本書篇次，則劉、班之疏也。
凡書有傳注解義諸家，離析篇次，則著錄者，必以本書篇章原數，登於首條；使讀之者可以考其原委，如《漢志》六藝各略之諸經篇目，是其義矣。
──右十四之九 或疑伊尹、太公皆古聖賢，何以遂為道家所宗，以是疑為後人假讬。
其說亦自合理。
惟是古人著書，援引稱說，不拘於方。
道家源委，《莊子天下》篇所叙述者，略可見矣。
是則伊尹、太公，莊老之徒未必引以為祖。
意其著書稱述，以及假說問對，偶及其人，而後人不辨，則以為其人自著。
及察其不類，又以為後人依讬。
今其書不存，殆亦難以考正也。
且如儒家之《魏文侯》《平原君》，未必非儒者之徒，篇名偶用其人，如《孟子》之有《梁惠王》、《滕文公》之類耳。
不然，則劉、班篇次雖疏，何至以戰國諸侯公子稱為儒家之書欤？ ──右十四之十 陰陽二十一家，與兵書陰陽十六家，同名異術，偏全各有所主；叙例發明其同異之故，抑亦可矣；今乃缺而不詳，失之疏耳。
第《諸子》陰陽之本叙，以謂出於羲和之官；數術七略之總叙，又雲“皆明堂羲和史蔔之職也。
”今觀陰陽部次所叙列，本與數術中之天文五行不相入。
是則劉、班叙
《内經》之篇有黃帝問，不得因黃帝而出其書於方技也。
假使《六韬》果有夫子之問，問在兵書，安得遂歸儒家部次邪？ ──右十四之一 儒家部有《周政》六篇，《周法》九篇，其書不傳。
班固注《周政》雲：“周時法度政教。
”注《周法》雲：“法天地，立百官。
”則二書蓋官《禮》之遺也。
附之《禮》經之下為宜，入於儒家非也。
大抵《漢志》不立史部，凡遇職官、故事、章程、法度之書，不入六藝部次，則歸儒雜二家；故二家之書，類附率多牽混，惜不能盡見其書，校正之也。
夫儒之職業，誦法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
因以所得，自成一家之言，孟荀諸子是也。
若職官故事章程法度，則當世之實迹，非一家之立言，附於儒家，其義安取？故《高祖》、《孝文》諸篇之入儒，前人議其非，是也。
──右十四之二 儒家《虞氏春秋》十五篇，司馬遷《十二諸侯年表序》作八篇；或初止八篇，而劉向校書，為之分析篇次，未可知也。
然其書以《春秋》标題，而撰著之文，則又上采春秋，下觀近世，而定著為書，抑亦《春秋》，之支别也。
法當附著《春秋》，而互見於諸子。
班《志》入僅著於儒家，惜其未習於史遷之叙列爾。
──右十四之三 司馬遷之叙載籍也，疏而理；班固之志《藝文》也，密而舛。
蓋遷能溯源，固惟辨迹故也。
遷於《十二諸侯表叙》，既推《春秋》為主，則左丘、铎椒、虞卿、呂不韋諸家，以次論其體例，則《春秋》之支系也。
至於孟、荀、公孫固、韓非諸書，命意各殊，與《春秋》之部，不相附麗；然論辨紀述，多及春秋時事，則約略紀之，蓋《春秋》之旁證也。
張蒼曆譜五德，董仲舒推《春秋》義，乃《春秋》之流别，故終篇推衍及之。
則觀斯表者，求《春秋》之折衷，無遺憾矣。
至於著書之人，學有專長，所著之書，義非一概，則自有專篇列傳，别為表明；亦猶劉向、任宏於校雠部次，重複為之互注例也。
班氏拘拘於法度之内，此其所以類例難精而動多掣肘欤？ ──右十四之四 《賈誼》五十八篇，收於儒家，似矣；然與法家當互見也。
孝《賈誼傳》，初以通諸家書，召為博士，又出河南守吳公門下。
吳公嘗學事李斯，以治行第一，召為廷尉，乃薦賈誼。
誼所上書，稱說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興禮樂，草具儀法。
文帝謙讓未遑。
然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其說皆自誼發之。
又司馬遷曰：“賈生、晁錯明申商。
”今其書尚可考見；宗旨雖出於儒，而作用實本於法也。
《漢志》叙錄雲：“法家者流，出於理官。
”蓋法制禁令，《周官》之刑典也。
“名家者流，出於禮官。
”蓋名物度數，《周官》之禮典也。
古者刑法禮制，相為損益，故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而五刑之屬三千，條繁文密，其數適相等也。
是故聖王教民以禮，而禁之以刑。
出於禮者，即入於刑，勢無中立。
故民日遷善，而不知所以自緻也。
儒家者流，總約刑禮，而折衷於道，蓋懼斯民泥於刑禮之迹，而忘其性所固有也。
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夫法則禮刑條目，有節度者皆是也。
善則欽明文思，允恭克讓，無形體者皆是也。
程子曰：“有《關雎》、《麟趾》之心，而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
”所謂《關雎》、《麟趾》，仁義是也。
所謂周官法度，刑禮之屬皆是也。
然則儒與名法，其原皆出於一；非若異端釋老，屏去民彜物則，而自為一端者比也。
商鞅、韓非之法，未嘗不本聖人之法，而所以制而用者非也。
鄧析、公孫龍之名，不得自外於聖人之名，而所以持而辨者非也。
儒分為八，墨分為三，則儒亦有不合聖人之道者矣。
此其所以著錄之書，貴知原委，而又當善條其流别也。
賈生之言王道，深識本原，推論三代，其為儒效，不待言矣。
然其立法創制，條列禁令，則是法家之實。
其書互見法家，正以明其體用所備；儒固未足為榮，名法亦不足為隐諱也。
後世不知家學流别之義，相率而争於無益之空名；其有列於儒家者，不勝其榮，而次以名法者，不勝其辱；豈知同出聖人之道，而品第高下，又各有其得失；但求名實相副，為得其宜；不必有所選擇，而後其學始為貴也。
《漢志》始别九流，而儒雜二家，已多淆亂。
後世著錄之人，更無别出心裁，紛然以儒雜二家為蛇龍之菹焉。
凡於諸家著述，不能遽定意指之所歸，愛之則附於儒，輕之則推於雜；夫儒雜分家之本旨，豈如是耶？ ──右十四之五 《董仲舒》百二十三篇，部於儒家，是矣。
然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
至於說《春秋》事，得失間舉，所謂《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則當互見《春秋》部次者也。
──右十四之六 桓寬《鹽鐵論》六十篇，部於儒家，此亦良允。
第鹽鐵之議，乃孝昭之時政，其事見《食貨志》。
桓寬撰輯一時所謂文學賢良對議，乃具當代之舊事，不盡為儒門見風節也。
法當互見於故事；而《漢志》無故事之專門，亦可附於《尚書》之後也。
──右十四之七 劉向所叙六十七篇，部於儒家，則《世說》、《新序》、《說苑》、《列女傳頌圖》四種書也。
此劉歆《七略》所收，全無倫類。
班固從而效之，因有揚雄所叙三十八篇，不分《太玄》、《法言》、《樂》、《箴》四種之弊也。
鄭樵譏班固之混收揚雄一家為無倫類，而謂班氏不能學《七略》之徵；不知班氏固效劉歆也。
乃於劉歆之創為者，則故縱之；班固之因仍者，則酷斷之，甚矣，人心不可有偏惡也。
按《說苑》、《新序》，雜舉春秋時事，當互見於《春秋》之篇。
《世說》今不可詳，本傳所謂“《疾讒》、《摘要》、《救危》及《世頌》諸篇，依歸古事，悼己及同類也。
”似亦可以互見《春秋》矣。
惟《列女傳》，本采《詩》、《書》所載婦德可垂法戒之事，以之諷谏宮闱，則是史家傳記之書；而《漢志》未有傳記專門，亦當附次《春秋》之後可矣。
至其引風綴雅，讬興六義，又與《韓詩外傳》相為出入，則互注於《詩經》部次，庶幾相合；總非諸子儒家書也。
──右十四之八 道家部《老子鄰氏經傳》四篇，《傅氏經說》三十七篇，《徐氏經說》六篇。
按《老子》本書，今傳道德上下二篇，共八十一章；《漢志》不載本書篇次，則劉、班之疏也。
凡書有傳注解義諸家，離析篇次，則著錄者，必以本書篇章原數，登於首條；使讀之者可以考其原委，如《漢志》六藝各略之諸經篇目，是其義矣。
──右十四之九 或疑伊尹、太公皆古聖賢，何以遂為道家所宗，以是疑為後人假讬。
其說亦自合理。
惟是古人著書，援引稱說，不拘於方。
道家源委，《莊子天下》篇所叙述者，略可見矣。
是則伊尹、太公，莊老之徒未必引以為祖。
意其著書稱述，以及假說問對，偶及其人，而後人不辨，則以為其人自著。
及察其不類，又以為後人依讬。
今其書不存，殆亦難以考正也。
且如儒家之《魏文侯》《平原君》，未必非儒者之徒，篇名偶用其人，如《孟子》之有《梁惠王》、《滕文公》之類耳。
不然，則劉、班篇次雖疏，何至以戰國諸侯公子稱為儒家之書欤？ ──右十四之十 陰陽二十一家，與兵書陰陽十六家，同名異術，偏全各有所主；叙例發明其同異之故，抑亦可矣；今乃缺而不詳，失之疏耳。
第《諸子》陰陽之本叙，以謂出於羲和之官；數術七略之總叙，又雲“皆明堂羲和史蔔之職也。
”今觀陰陽部次所叙列，本與數術中之天文五行不相入。
是則劉、班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