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第五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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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法國領土上……’我這樣自言自語,‘應該呆在邊境線的左邊。

    ’我正是這樣做的,當然喽!那是絕對确定無疑的……于是呢?我會否認事實以求得他們高興嗎?” 菲律普一刻不停地觀察着他,在心裡回答道: “為什麼不呢,爸爸?與可能獲得的輝煌的結果相比,這個小小的謊言有什麼意義呢?如果你撒謊,爸爸,如果不那麼費力去确認一個如此緻命的事實,法國就會恬不知恥地退縮,而你現在的證詞必然會引起抗議。

    這樣的話,你就能拯救你的祖國……” 但菲律普沒有把話說出口。

    指導他父親的有關責任的觀念,他很清楚,跟他的一樣高尚,一樣合理。

    他有什麼權利想讓他父親按照菲律普他自己的觀念去行動呢?對一個人來說隻是一小小的謊言,對另一個人,對老莫雷斯塔爾來說會是損害國家罪。

    莫雷斯塔爾在做證的同時以法蘭西的名義說話。

    法蘭西不會撒謊。

     “如果有一種可能的解決方法,”他心想,“也不應該向我父親詢問這種方法。

    我父親代表一整套思想、道德準則和不可觸犯的傳統。

    可是我,我,我能做什麼呢?什麼是我的特别責任?我穿越重重障礙必須以什麼為目标呢?” 不下二十次,他差點喊出來: “我的證詞是假的,爸爸。

    我當時不在那裡。

    我跟蘇珊娜在一起。

    ” 有什麼用呢!這是玷污蘇珊娜的名聲,而事态不可避免的發展不會因此而停止。

    然而,隻有這一點重要。

    所有的個人痛苦,所有的意識危機,所有的理論,所有這一切都會在威脅人類的巨大災難面前,在落在像他那樣擺脫了過去、按照新的責任觀念自由行動的男人身上的任務面前消失得無影無蹤。

     下午,在《孚日偵察兵》編輯部裡,他們獲悉一顆炸彈在巴黎的德國大使的汽車後面爆炸。

    在拉丁區,群情激奮到了極點。

    人們粗暴對待兩個德國人,打傷一個被指控為間諜的俄國人。

    在裡昂,在圖盧茲,在波爾多,也發生了打架鬥毆事件。

     柏林和德意志帝國的各大城市也一樣混亂,軍方指揮這場運動。

     最後,六點鐘時,有消息肯定德國調動了三個兵團。

     老磨坊的夜晚是悲慘的。

    蘇珊娜從波厄斯威侖回來,沒能見到他的爸爸。

    蘇珊娜的抽泣和哀号更增添了這種悲慘氣氛。

    莫雷斯塔爾和菲律普沉默不語,目光裡充滿焦躁,像要逃走一樣。

    瑪特猜測到她丈夫的恐慌,目光一直沒有離開過他,仿佛擔心他會因一時的沖動離開這裡。

    同樣的憂慮折磨着莫雷斯塔爾太太,因為她不止一次叮囑菲律普: “尤其不要跟你父親争論。

    他病了。

    所有這些事情已經夠讓他激動了。

    你們倆再發生沖突是非常可怕的。

    ” 一想到他不知道的但在他的想象裡日益嚴重的父親的病痛,菲律普也感到十分苦惱。

     星期天早晨,他們全都起床了,因為他們确信戰争的消息當天會傳到他們那裡。

    老莫雷斯塔爾正準備出發去聖埃洛夫為緊急情況的出現做些必要的準備,這時,找他的電話鈴響了。

     是黑山專區區長向他傳達省裡來的新消息。

    莫雷斯塔爾父子倆中午必須到達野狼高地。

     不一會兒,《孚日偵察兵》頭版頭條刊登了一則快訊,使他們了解到第三次傳喚的意義。

     昨天,星期六晚上十點鐘,德國大使拜會了參議院議長。

    經過長時間的對話,在似乎不會有結果的會談即将破裂之時,大使收到一封快件後,遞給參議院議長一份皇帝的個人照會。

    皇帝建議對這一事件重新進行審查,為此他将委派阿爾薩斯-洛林總督負責檢查警察的報告。

    他們立即在這一點上達成共識,法國政府指派一名内閣成員、内務部副部長勒科爾比埃先生為代表。

    很有可能這兩個人之間會有一次晤面。

     接着,報紙補充道: 皇帝的介入是他愛好和平的崇高感情的一個例證,但絕不會使局勢發生變化。

    如果法國錯了,這幾乎是人們所希望的,它會讓步的。

    但是,如果我方再一次證明劫持事件發生在法國領土上,假如德國不肯讓步,那将會發生什麼事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