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九 燃燒的荊棘 第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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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裡是無法懂得的。
他隻知道周圍沒有自由，以為隻要跑出去就可以找到了。
但他不能獨自走路：在外邊才走了幾步，就很高興的和中學時代的朋友混在一起，其中頗有些醉心于工團主義的人。
在這個社會裡，他覺得比在自己的社會裡更不得勁，但不願意承認：他總得有個地方混混，可惜找不到象他那種色彩（就是說沒有色彩）的人。
這一類的家夥在法蘭西有的是。
他們自慚形穢：不是躲起來，就是染上一種流行的政治色彩，或者同時染上好幾種。
依着一般的習慣，加奈尤其和那些跟他差别最厲害的朋友接近。
這個法國人，十足的布爾喬亞，十足的内地人氣質，居然形影不離的跟一個青年猶太醫生做伴。
他叫做瑪奴斯?埃曼，是個亡命的俄國人。
象他許多同胞一樣，他有雙重的天才：一方面能夠在别的國家象在本國一樣的安居，一方面又覺得無論什麼革命都配他的胃口：人家竟弄不清他對革命感到興趣的，究竟是革命的手段呢還是革命的宗旨。
他自己經曆的和旁人經曆的考驗，為他都是一種消遣。
他是真誠的革命黨人，同時他的科學頭腦使他把革命黨人（連自己在内）看做一種精神病者。
他一邊觀察，一邊培養這精神病。
由于興高采烈的玩票作風和朝三暮四的思想，他專門找那些與自己對立的人來往。
他和當權的要人，甚至和警察廳都有關系；東鑽鑽，西混混，那種令人品疑的好奇心使許多俄國革命家都象是騎牆派，有時他們弄假成真，的确變了騎牆派。
那并不是欺騙而是輕浮，往往是沒有利害計算的。
不少幹實際行動的人都把行動當作演戲，盡量施展他們的戲劇天才，象認真的演員一樣，但随時預備改換角色。
瑪奴斯盡可能的忠于革命黨人的角色；因為他天生是個無政府主義者，又喜歡破壞他所僑居的國家的法律，所以這個角色對他最合式。
可是歸根結蒂，那不過是一個角色而已。
人家從來分不清他的說話中間哪些是實在的，哪些是虛構的；結果連他自己也不大明白了。
他人很聰明，喜歡譏諷，有的是猶太太與俄國人的細膩的心理，能一針見血的看出自己的跟别人的弱點而加以利用，所以他毫不費力就把加奈控制了。
他覺得拿這個桑丘?潘沙拉入堂吉诃德式的隊伍挺好玩。
他老實不客氣支配他，支①配他的意志，時間，金錢，——并不是放在自己口袋裡（那他不需要，誰也不知道他靠什麼過活的），——而是用來對他的主義作最不利的宣傳。
加奈聽人擺布，硬要相信自己和瑪奴斯一般思想。
他明知道實際并不如此：那些思想是不合情理，使自己害怕的。
他不喜歡平民。
并且他不是勇敢的人。
這個又高又大，身體魁梧，肥肥胖胖的漢子，小娃娃式的臉，胡子刹得精光，呼吸急促，說話甜蜜，浮誇，孩子氣十足，長着一身大力士式的肌肉，還是很高明的拳擊家，骨子裡卻是個最膽小的人。
他在家屬中間因為被認為搗亂分子而很得意，但看着朋友們的大膽暗中直打哆嗦。
沒有問題，這種寒顫的感覺并不讨厭，隻要是鬧着玩兒的。
可是玩藝兒變得危險了。
那些混蛋居然張牙舞爪的兇器來，野心越來越大，使加奈的自私心理，根深蒂固的地主觀念，和布爾喬亞的怕事的脾氣，都發急了。
他不敢問：“你們要把我拉到哪兒去呢？”但他暗暗詛咒那般不管死活的人，一味要跟人家打得頭破血流，也不問同時會不會砸破别人的腦袋。
——可是誰強其他跟他們走呢？他不是可以引退的嗎？但他沒有勇氣，他怕孤獨，好比一個落在大人後面哭哭啼啼的孩子。
他跟大多數人一樣：沒有一點兒意見，除非是不贊成一切過激的意見。
一個人要獨立，就非孤獨不可；但有幾個人熬得住孤獨？便是在那些最有眼光的人裡頭，能有膽量排斥偏見，丢開同輩的人沒法擺脫的某些假定的，又有幾個？要那麼辦，等于在自己與别人之間築起一道城牆。
牆的這一邊是孤零零的住在沙漠裡的自由，牆的那一邊是大批的群衆。
看到這情形，誰會遲疑呢？大家當然更喜歡擠在人堆裡，象一群羊似的。
氣味雖然惡劣，可是很暖和。
所以他們盡管心裡有某種思想，也裝做有某種思想（那對他們并不很難），其實根本不大知道自己想些什麼！……希臘人有句古諺：“一個人先要了解自己”，但這般幾乎沒有什麼“自己”的人怎麼辦呢？在所有的集體信仰中，不問是宗教方面的或社會方面的，真正相信的人太少了，因為可稱為“人”的人就不多。
信仰是一種力，唯大智大勇的人才有。
假定信仰是火種，人類是燃料；那末這火種所能燃燒的火把，一向不過是寥寥幾根，而往往還是搖晃不定的。
使徒，先知，耶稣，都懷疑過來的。
其餘的更隻是些反光了，——除非精神上遇到某些亢旱的時節，從大火把上掉下來的火星才會把整個平原燒起來！随後大火熄滅了，殘灰餘燼底下隻剩一些炭火的光。
真正信仰基督的基督徒不過寥寥數百人。
其餘的都自以為信仰或者是願意信仰。
---------------- ①塞萬提斯名著《堂吉诃德》中的騎士迷堂吉诃德的傳從。
那些革命家中間，許多便是這樣的人。
老實無用的加奈願意相信自己是個革命家，所以就相信了。
但他對着自己的大膽吃驚。
所有這些布爾喬亞都标榜種種不同的原則：有的是從感情出發的，有的是從理智出發的，有的是從利益出發的；這一批把自己的思想依附《福音書》，那一批依附柏格森，另外一批又依附馬克思，普魯東，約瑟?特?曼德爾，尼采，或是喬治?索蘭爾。
有的革命家是為了趨附時髦，有的是為了生性孤僻；有的是為了需要行動，抱着犧牲的熱情；有的是為了奴性特别強，象綿羊一般馴良。
可是全部都莫名片妙的被狂風卷着。
你可以遠遠的看到明晃晃的大路上灰塵滾滾，表示大風暴快來了。
奧裡維和克利斯朵夫望着這陣風卷過來。
兩人眼力都很好，但看法不同。
奧裡維明察秋毫的目光，看透了一般人的用意，對他們的平庸覺得受不了；但他也窺見暗中鼓動他們的力量。
他所注意的特别是悲壯的面目。
克利斯朵夫卻更注意可笑的地方。
使他發生興趣的是人，不是主義或思想。
他對這些故意裝做不關心，譏笑改造社會的夢想。
他素來喜歡跟人别扭，再加對于風靡一時的病态的人道主義有種本能的反抗，所以表面上做得特别自私。
他因為是靠自修成功的，不免以自己的體力和意志驕人，把一切沒有他那種力量的人看作貪吃懶做。
他既是從窮苦與孤獨中間掙紮出來的，别人為什麼不照樣的做？……喝！社會問題！什麼叫做社會問題？是指吃不飽穿不暖嗎？ “那個味道我是嘗過的，”他說。
“我的父親，母親，我自己，都是過來人。
隻要你跳出來就是了。
” “這不是每個人辦得到的，”奧裡維說。
“有病人，有倒楣的人……” “那末大家去幫助他們呀，不是挺簡單嗎？可是象現在這樣去捧他們決不是幫助。
從前人們擁護強者的權利固然要不得，我可不知道擁護弱者的權利是不是更要不得：它擾亂現代的思想，虐待強者，剝削強者。
今日之下，一個人病弱，窮苦，愚蠢，潦倒，差不多是美德了，——而堅強，健康，克服環境等等反變了缺點。
最可笑的，倒是那些強者最先相信這種觀點……這不是一個挺好的喜劇題材嗎？奧裡維，你說！” “我甯可讓人家取笑，可不願意教别人哭。
” “好孩子！”克利斯朵夫回答。
“哎！誰不跟你一樣想呢？看到一個駝子，我的脊梁就覺得不舒服。
我們不能不演喜劇，可不應當由我們去寫喜劇。
” 有人相信将來會有個公平合理的社會，克利斯朵夫可決不為這種夢想着迷。
他的平民式的頭腦，認為将來仍舊逃不出過去的一套。
奧裡維指摘他說： “倘若人家關于藝術問題跟你說這種話，你不要跳起來嗎？” “也許。
總之我隻懂得藝術。
你也是的。
我素來不信那般談外行事情的人。
” 奧裡維也同樣不信任這等人。
兩位朋友甚至過于懷疑，老是跟政治離得遠遠的。
奧裡維不免有點兒慚愧的承認他從來沒使用過選舉權，十年以來沒有向市政府領過選民登記表。
他說： “幹嗎要去參加一出我明知毫無意義的喜劇呢？選舉嗎？選誰？那些候選人對我全是陌生的，我也說不上看中哪一個。
而且我敢斷定，他們一朝被選出了，都立刻會背其他們的主張。
監督他們嗎？逼他們盡責嗎？那不過是白白糟蹋我的生活。
我既沒時間，也沒精力；既沒有辯才，也沒有不擇手段的勇氣和不讨厭行動的心情。
所以還不如放棄權利。
我可以受罪，至少我沒有參加罪行！” 但他盡管把事情看得這樣清楚，盡管厭惡政治上一切應有的手法，仍舊對革命抱着虛幻的希望。
他明知道虛幻，可并不放棄希望。
這個神秘的現象是從種族來的。
奧裡維的民族是西方最愛破壞的民族，為了建設而破壞、也為了破壞而建設的民族，——它跟思想賭博，跟人生賭博，老是推翻一切，預備從頭做起，拿自己的血作賭注。
克利斯朵夫并沒這種遺傳的救世精神。
他的濃厚的日耳曼氣息不相信革命的作用。
他認為世界是沒法改造的，大家隻是搬弄一些理論，說一大套空話罷了。
他說： “我用不着掀起革命——或是長篇大論的讨論革命——來證明我的力量。
我更用不着象那些青年一樣，推翻政府來擁立一個君主，或是立什麼救國委員會來保衛我。
這算證明一個人的力量嗎？那才怪了！我會保衛自己的。
我不是無政府主義者；我喜歡必不可少的秩序，也尊重統治宇宙的規律。
可是我跟這個規律之間用不到中間人。
我的意志會發号施令，同時也知道服從。
你們滿嘴都是先哲的至理名言，那末該記得你們的高乃依說過：'隻要我一個人就夠了！'你們希望有一個主宰，就表示你們軟弱無用。
力是和光明一樣的，隻有瞎子才會否認！你們得做個強者，心平氣和的，不用理論，不用暴行；那時候，所有的弱者都會象植物向着太陽一般的向着你們……” 他盡管說不能為了讨論政治而浪費時間，實際上并不真的那樣不關心。
在藝術家立場上，他也受到社會騷動的影響。
因為一時沒有熱情鼓動他，他便傍徨四顧，問自己究竟是為誰工作。
看到現代藝術的那般可憐的顧客，身心交憊的優秀分子，存着玩票心理的布爾喬亞，他不由得想道：“為這些人工作有什麼意思呢？” 當然，思想高雅，博學多聞，懂得個中甘苦，能夠賞識新奇，賞識古拙的情趣——（那跟新奇是一而二，二而一的）——的人，并非沒有。
但他們厭倦一切，靈智的成分太多而生命力太少，以為藝術是虛空的；他們隻對音響的或思想的遊戲感到興趣；而多數還得為世俗的事分心，為無數不必要的事耗費精神。
要他們接觸到藝術的核心幾乎是不可能的；他們認為藝術不是血肉構成的，隻是舞文弄墨的玩藝兒。
他們的批評家造成了一種理論，證明他們的沒有能力擺脫玩票作風是對的。
即使有幾個人還有相當的彈性，對于強烈的和弦能夠發生共鳴，可沒有力量消受；他們在人生舞台上已經殘廢了：不是神經病就是癱瘓。
藝術在這個病院中間又能做些什麼呢？——可是在現代社會裡，藝術根本沒法擺脫這些變态的人：他們有的是金錢和報紙；唯有他們才能使一個藝術家活下去。
所以藝術家非受羞辱不可，不得不在交際晚會中拿出他披露肝膽的藝術，充滿了内心生活的秘密的音樂，給一般趨時的群衆和厭倦不堪的知識分子作娛樂，——更确切的說，是給他們解悶，或者是讓他們有些新的煩悶。
克利斯朵夫尋訪真正的群衆，相信人生的情緒和藝術的情緒都是真實的、能夠以新鮮的心情來接受的群衆。
他暗中受着大家所預告的新社會——平民——吸引。
因為想起了童年的事，想起了高脫弗烈特和一般微賤的人，啟示他深邃的生命的、或是和他一同享受神聖的音樂的人，他便相信真正的朋友是在這方面。
象多少天真的青年一樣，他想着一些大衆藝術的計劃，什麼平民音樂會，平民戲院，内容他也不大說得清。
他希望革命可能讓藝術有個更新的機會，以為社會運動使他感到興趣的就隻有這一點。
其實他是欺騙自己：象他那麼元氣充足的人，決不能不受當時最有活力的行動吸引。
他最瞧不上眼的是布爾喬亞的理論家。
這一類的樹所生的果實往往是幹癟的；所有生命的精華都凍結了，變了空洞的觀念。
克利斯朵夫對這些觀念是不加區别的。
他無所偏好，便是他自己的主張一朝凝結為一種學說之後，他也不再愛好。
他存着瞧不起的心理，既不理會那些擁護強權的理論家，也不理會奉承弱者的理論家。
在無論什麼喜劇裡，愛發議論的角色是最不讨好的。
觀衆不但更喜歡值得同情的人，甚至覺得串反派的角兒也不象他那末可厭。
在這一點上，克利斯朵夫跟群衆的心理完全相同，認為呶呶不休的談論社會問題隻能教人品膩。
但他很好玩的打量着别人，打量着那些相信的人和願意相信的人，受氣的和但求受氣的人，以劫掠為業的海賊，和生來給人剪毛的綿羊。
對于象胖子加奈一般有些可笑的老實人，他很寬容。
他們的庸俗不至于使他感到象奧裡維那樣的難堪。
他對無論什麼角色都用一種親熱而含譏帶諷的心情看着，自以為跟他們所演的戲毫不相幹，并沒覺得他慢慢的已經參加進去。
他自以為隻是一個旁觀者，看着狂風吹過。
殊不知狂風已經吹到他的身上，把他帶着走了。
這出社會劇可以說戲中有戲。
知識分子演的那一部分是穿插在喜劇中的喜劇，民衆不愛看的。
正戲乃是民衆演的。
旁人既不容易看清情節，連民衆自己也不大明白。
出乎意外的變化在那個戲裡隻有更多。
說白當然多于行動。
不論是布爾喬亞還是平民，所有的法國人都是盡多盡少的話吞得下的，正如盡多盡少的面包都吃得下。
但大家吃的不是同樣的面包。
有為細巧的味覺用的高級的語言，也有為塞飽餓鬼的肚子用的更富滋養的語言。
即使字面相同，捏造的方式卻不一樣；味道，香氣，意義，都各各不同。
奧裡維第一次參加一個民衆集會的時候，嘗到這一類的面包，覺得毫無胃口；食物梗在喉頭咽不下去。
思想的平凡，措詞的單調和野蠻，空洞的濫調，幼稚的邏輯，抽象的理論和亂七八糟的事實，好比做壞了的芥末醬，隻能使奧思維作嘔。
一方面是用字不恰當，另一方面還沒有平民談吐中那點兒生動的趣味。
那完全是一批報紙上的字彙，褪色的服裝，從布爾喬亞的修辭學舊貨店中撿得來的。
說話的繁瑣尤迫使奧裡維駭怪。
他可忘了文字的簡潔不是天然的，而是修煉出來的，由上層階級琢磨出來的。
大都市裡的平民決不能單純，老是喜歡尋找纖巧而複雜的辭藻。
奧裡維不懂這些浮誇的話對聽衆所能發生的影響。
在這方面，他完全不得其門而入。
我們把别個種族的語言叫做外國語。
殊不知在同一個種族裡，語言的種類幾乎跟社會的階層一樣的多。
唯有為人數有限的上層階級，語言才是幾世紀的經驗的結晶；為其餘的人，它隻代表他們自身的和他們的集團的經驗。
那些被優秀分子用舊了、摒棄了的字，仿佛是一所空屋子，從優秀分子遷出以後，又搬進了新人物。
你要願意認識主人，就得走進屋子。
克利斯朵夫便是這麼辦了。
他和工人們發生關系是由一個在國家鐵路上辦事的鄰居介紹的。
那鄰居四十五歲，個子矮小，未老先衰，頭發都秃了，眼睛陷得很深，腮幫癟縮，彎彎的鼻子挺大，嘴巴的長相顯得人很聰明，畸形的耳朵，邊上的肉裂成了幾片：他渾身上下都是衰敗的模樣。
他叫做阿西特?高蒂哀，不是平民出身，而是中等的、清白的布爾喬亞，家裡為了教育這個獨子，把一份薄産花光了還沒有能完成他的學業。
很年輕的時候，他謀到了一個國家機關的差事，那在貧窮的中産階級眼裡是救星，其實是死亡，——是活埋。
一朝進去之後，再也出不來了。
他又犯了一樁錯誤——（那是現代社會的許多錯誤之一），——愛上一個美麗的女工，結了婚，不久她就露出鄙俗不堪的本性。
她替他生了三個孩子。
當然他得養活這一家幾口。
這個聰明而一心想進修的男人被迫窮困住了，覺得心中有些潛伏的力量被生活的艱難窒息了，卻又不甘屈服。
他從來不得清靜：當着會計處的職員，整天消磨在機械的工作裡；一起辦公的都是又俗氣又饒舌的同事，講些廢話，罵罵上司，算做對無聊的生活出氣，同時也嘲笑他，因為他不懂得把求知欲在他們面前藏起去。
回到家裡，他隻看到一個氣味難聞的，醜惡的寓所，和一個吵吵嚷嚷，庸碌之極的女人。
她不了解他，把他當做懶蟲或瘋子。
孩子們一點不象他而象母親。
為什麼他得過這種生活呢？這算是公道的嗎？牢騷，痛苦，窮困，無聊的職業，使他從早到晚找不到一小時的光陰來修心養氣，找不到一小時的靜默，他給折磨得力倦神氣，煩躁不堪。
為了想忘掉這些，他最近又去接近杯中物，結果更把他斷送完了。
——克利斯朵夫看到這個悲劇大為震動：殘缺不全的個性，沒有充分的修養，沒有藝術趣味，但生來是為作些大事業的，現在可是被不幸的遭遇壓倒了。
高蒂哀立刻抓住了克利斯朵夫，好似快淹死的弱者碰到了一個遊泳健将的手臂。
他又喜歡又羨慕克利斯朵夫，帶他去參加群衆集會，見到革命黨裡的某些領袖，那是他為為怨恨社會而結交的。
因為想做貴族而沒做成，所以他跟平民混在一起極感痛苦。
克利斯朵夫卻比他平民化得多，-—尤其因為他并不需要做平民，——對這些集會很感興味。
會場上的演說使他覺得好玩。
他不象奧裡維那樣感到厭惡，對語言的可笑也并不敏感，認為所有多嘴的家夥都是半斤八兩。
他素來瞧不起高談闊論。
但他雖沒費心去了解那套辭令，卻在演說家與聽講者的心裡咂摸到說話的音樂。
演說家的力量一朝引起了聽講的人的共鳴，立刻增加了百倍。
克利斯朵夫先是隻注意到前者；他為了好奇，居然結識了幾個演說家。
對群衆最有影響的一個是加奇米?育西哀，——深色頭發，臉很蒼白，年紀在三十與三十五之間，相貌象蒙古人，個子清瘦，病病歪歪的，眼睛的神氣又熱烈又冷靜，頭發很少，胡子尖尖的。
他的力量不在于他那種空泛、急促、跟語豈不調和的姿勢，也不在于他的失音的，常帶嘶嘶聲的浮誇的說話，而是在于他這個人本身，在于他深信不疑的态度。
他似乎不允許人家跟他有不同的思想；而既然他的思想就是群衆願意想的，所以群衆和他很投機。
他把大家期待的話三遍、四遍、十遍的告訴他們，象發瘋般拚命在同一隻釘子上盡敲；他的群衆也學着他的樣盡敲，盡敲，直把那隻釘嵌入肉裡。
——除了這種本領以外，他過去犯的許多政治案子也增加他的聲望。
他表面上有股百折不回的毅力；但明眼人可以看出他骨子裡給多年的辛苦和努力磨得疲倦死了，厭煩死了，憤憤不起的恨着命運。
他每天消耗的精力都入不敷出：從小就被工作和貧窮把身子磨壞了，做過玻璃匠，白鐵匠，印刷工人；又害着肺病，使他對他的主義，對自己，常常心灰意懶，有時又興奮若狂。
他的暴烈一方面是有意的，一方面是病态的；就是說一半是為了政治作用，一半是為了沖動。
他的學問是亂七八糟自修來的：有些事懂得很透徹，例如科學，社會學，以及他幹過的各種手藝；對許多别的事他隻是一知半解；但真懂的也好，不懂的也好，他都很有把握。
他有理想世界，有準确的觀念，有愚昧無知的地方，有非常實際的頭腦，有偏見，有經驗，有對布爾喬亞的猜忌和仇恨。
可是他照舊對克利斯朵夫很好，因為看到一個知名的藝術家來交結他，心裡很得意。
他那等人是生來當領袖的，無論做什麼事，對工人們都很不客氣。
他雖然真心要平等，但事實上對高級的人比對低級的人更容易平等。
克利斯朵夫還遇到工人運動的别的幾個領袖。
他們之間沒有多少好感。
共同的鬥争好容易促成了一緻的行動，可是沒有把大家的心聯合起來。
可見所謂階級的分野完全是浮表的，暫時的。
許多年深月久的敵對狀态不過是被延緩了一下，掩飾了一下，實際是始終存在。
在工人領袖中間，我們照舊看到南方人與北方人的對立，彼此存着根深蒂固的輕蔑的心理。
幹這一行的忌妒另外一行的工資，而每行又自以為比别行高卓。
但人與人間最大的區别還不在于這些而在于氣質。
狐狸，狼，綿羊，天生吃人的野獸，和天生被人吃的野獸，因為階級相同，利害相同而集合在一起，但大家伸着鼻子嗅着，彼此都認了出來，毛都豎起來了。
克利斯朵夫有時在一家兼賣牛奶的小飯店裡吃飯，那是高蒂哀的老同事，為罷工而被撤職的鐵路職員西蒙開的；常客都是一般工團主義者。
他們總共是五六個人，聚在盡裡頭一間屋子裡，靠着又小又黑的天井，兩隻挂在亮處的金絲雀老是叫得很有勁。
和育西哀同來的是他的情婦，美麗的貝德，個子結實而風騷的姑娘，沒血色的皮膚，戴着大紅便帽，眼睛迷迷忽忽的帶着笑意。
一個年輕的小白臉象跟班一樣釘着她，那是聰明而裝腔作勢的機器匠雷沃博?格拉伊沃，這一幫中間的“雅人”。
他自命為無政府主義者，反對布爾喬亞最激烈的一個，但氣質上是個最要不得的布爾喬亞。
多少年來，他每天早上都要買些一個銅子一份的文學報，把上面的黃色小說吞下去。
這些讀物把他變成一個頭重腳輕的怪物：腦子裡想着精益求精的尋歡作樂的玩藝，身體卻肮髒到極點，日常生活也鄙俗到極點。
他最喜歡病态的富翁們作興奮劑用的“奢侈”。
因為肉體享受不到這奢侈，他就在精神上享受。
那當然是渾身難過的。
但這樣一來，他跟有錢的人并肩了，而且他還恨他們。
克利斯朵夫受不了這種人，更喜歡電器匠賽巴斯蒂安?高加。
那是和育西哀倆最受聽衆歡迎的演說家，可沒有滿嘴的理論。
他有時不大清楚自己要往哪兒去，隻知道勇往直前，可以說是十足地道的法國人。
個子很結實，年紀四十上下，血色很好的大胖臉，圓圓的腦袋，紅紅的頭發，留着一大簇胡子，脖子跟嗓子都象牛一樣。
他和育西哀同樣是能幹的工人，可是嘻嘻哈哈，喜歡吃喝。
虛弱的育西哀看着這麼健旺的身體非常妒羨；他們倆雖是朋友，暗中卻抱着敵意。
飯店的主婦奧蘭麗，四十五歲，當年大概長得很美，現在經過了時間的侵蝕還頗有風韻，她拿着件活兒坐在旁邊聽他們談話，臉上挂着一副親切的笑容，嘴唇跟着他們的話扯動：随時也穿插一兩句，一邊工作一邊颠頭聳腦的替自己的話打拍子。
她有一個已經出嫁的女兒，和兩個從七歲到十歲的孩子，一男一女，——他們伏在一張滿着污點的桌上做功課，吐着舌頭，不時把一兩句他們不應該聽的話聽在耳裡。
奧裡維陪克利斯朵夫去了兩三次，覺得混在這般人中間很不自在。
那些工人隻要不受工場中嚴格的時間限制，不是被那個頑強的汽笛叫喚得去，就不知道會浪費多少光陰：或是在工作以後，或是在上下班之間，或是在偷懶的時候，或是在失業的時期。
克利斯朵夫那時無事可作；在舊作已完，新作還沒有端倪的階段，他也不比他們更忙，很高興把肘子撐在桌上，抽煙，喝酒，談天。
可是奧裡維以他布爾喬亞的本能，以他思想須有紀律、工作須有規則、時間必須經濟等等的習慣，大大的看不上眼；他不喜歡這樣的糟蹋光陰。
并且他既不會說話，又不會喝酒。
最後還有那種生理上的不舒服，潛伏在出身不同的人士之間的反感：心靈要求溝通而肉體抱着敵意，仿佛是肉對于靈的反抗。
他單獨和克利斯朵夫在一起的時候，常常很激動的說應當親近群衆；一朝面對了群衆，他可沒法親近了。
而嘲笑他那種思想的克利斯朵夫，倒毫不費力的可以和街上随便遇到的工人稱兄道弟。
奧裡維看到自己跟這些人隔離，非常傷心。
他勉強學他們，和他們一樣思想，一樣說話；可是不行。
他的嗓子不夠響亮，不夠清楚，音調跟他們的不一樣。
他學他們的某些談吐，但字眼不是梗在喉頭，就是聲音走腔的。
他竭力留神，覺得很窘，同時也教别人發窘。
在他們眼裡，他是一個形迹可疑的外人，誰也對他沒有好感，他一走，大家都會松一口氣。
這些他都知道。
他常常遇到一些冷酷的目光，充滿着敵意，跟一般因饑寒交迫而憤懑不平的工人看中産階級的目光一樣。
或許這态度同時也是對克利斯朵夫的，但克利斯朵夫完全看不見。
那批人中間願意接近奧裡維的隻有奧蘭麗的兩個孩子。
他們對布爾喬亞當然沒有怨恨。
那男孩子還受着布爾喬亞思想的誘惑呢。
他的聰明足夠他去愛這種思想，卻不夠去了解。
長得挺好看的女孩子，有一回被奧裡維帶到亞諾太太家裡，看着華麗的陳設出神了：坐在漂亮的安樂椅裡，用手指摸一下鮮豔的衣衫，她心裡快活到極點；她有那種小家碧玉的本能，隻希望溜出平民階級而跳進布爾喬亞的安樂窩。
奧裡維完全沒心思培養她這種傾向；而她對于他的階級所表示的天真的敬意，也不能補償别人暗中對他的反感，——那是他深感痛苦的。
他抱着一腔熱誠想了解他們，事實上也許太了解他們了，把他們觀察太仔細了，使他們生了氣。
但他的觀察并非由于冒昧的好奇心，而是由于喜歡分析人家心理的習慣。
他不久便發見了隐藏在育西哀生活中的悲劇：第一是那個侵蝕他的病，其次是他的情婦的殘忍的遊戲。
她的确很愛他，覺得有他這樣一個情人是值得自傲的，但她生機太旺了；他知道她将來會逃掉，同時也為了嫉妒而心裡苦惱。
她卻以此為樂：挑撥男人，用眼風逗他們，喜歡瘋瘋癫癫的東拈西惹。
也許她在背後和格拉伊沃欺騙育西哀，也許是故意要他這麼相信。
總而言之，這種事不是今天，便是明天，早晚會發生的。
育西哀不敢禁止她愛她喜歡的人。
他不是宣傳女人和男人
他隻知道周圍沒有自由，以為隻要跑出去就可以找到了。
但他不能獨自走路：在外邊才走了幾步，就很高興的和中學時代的朋友混在一起，其中頗有些醉心于工團主義的人。
在這個社會裡，他覺得比在自己的社會裡更不得勁，但不願意承認：他總得有個地方混混，可惜找不到象他那種色彩（就是說沒有色彩）的人。
這一類的家夥在法蘭西有的是。
他們自慚形穢：不是躲起來，就是染上一種流行的政治色彩，或者同時染上好幾種。
依着一般的習慣，加奈尤其和那些跟他差别最厲害的朋友接近。
這個法國人，十足的布爾喬亞，十足的内地人氣質，居然形影不離的跟一個青年猶太醫生做伴。
他叫做瑪奴斯?埃曼，是個亡命的俄國人。
象他許多同胞一樣，他有雙重的天才：一方面能夠在别的國家象在本國一樣的安居，一方面又覺得無論什麼革命都配他的胃口：人家竟弄不清他對革命感到興趣的，究竟是革命的手段呢還是革命的宗旨。
他自己經曆的和旁人經曆的考驗，為他都是一種消遣。
他是真誠的革命黨人，同時他的科學頭腦使他把革命黨人（連自己在内）看做一種精神病者。
他一邊觀察，一邊培養這精神病。
由于興高采烈的玩票作風和朝三暮四的思想，他專門找那些與自己對立的人來往。
他和當權的要人，甚至和警察廳都有關系；東鑽鑽，西混混，那種令人品疑的好奇心使許多俄國革命家都象是騎牆派，有時他們弄假成真，的确變了騎牆派。
那并不是欺騙而是輕浮，往往是沒有利害計算的。
不少幹實際行動的人都把行動當作演戲，盡量施展他們的戲劇天才，象認真的演員一樣，但随時預備改換角色。
瑪奴斯盡可能的忠于革命黨人的角色；因為他天生是個無政府主義者，又喜歡破壞他所僑居的國家的法律，所以這個角色對他最合式。
可是歸根結蒂，那不過是一個角色而已。
人家從來分不清他的說話中間哪些是實在的，哪些是虛構的；結果連他自己也不大明白了。
他人很聰明，喜歡譏諷，有的是猶太太與俄國人的細膩的心理，能一針見血的看出自己的跟别人的弱點而加以利用，所以他毫不費力就把加奈控制了。
他覺得拿這個桑丘?潘沙拉入堂吉诃德式的隊伍挺好玩。
他老實不客氣支配他，支①配他的意志，時間，金錢，——并不是放在自己口袋裡（那他不需要，誰也不知道他靠什麼過活的），——而是用來對他的主義作最不利的宣傳。
加奈聽人擺布，硬要相信自己和瑪奴斯一般思想。
他明知道實際并不如此：那些思想是不合情理，使自己害怕的。
他不喜歡平民。
并且他不是勇敢的人。
這個又高又大，身體魁梧，肥肥胖胖的漢子，小娃娃式的臉，胡子刹得精光，呼吸急促，說話甜蜜，浮誇，孩子氣十足，長着一身大力士式的肌肉，還是很高明的拳擊家，骨子裡卻是個最膽小的人。
他在家屬中間因為被認為搗亂分子而很得意，但看着朋友們的大膽暗中直打哆嗦。
沒有問題，這種寒顫的感覺并不讨厭，隻要是鬧着玩兒的。
可是玩藝兒變得危險了。
那些混蛋居然張牙舞爪的兇器來，野心越來越大，使加奈的自私心理，根深蒂固的地主觀念，和布爾喬亞的怕事的脾氣，都發急了。
他不敢問：“你們要把我拉到哪兒去呢？”但他暗暗詛咒那般不管死活的人，一味要跟人家打得頭破血流，也不問同時會不會砸破别人的腦袋。
——可是誰強其他跟他們走呢？他不是可以引退的嗎？但他沒有勇氣，他怕孤獨，好比一個落在大人後面哭哭啼啼的孩子。
他跟大多數人一樣：沒有一點兒意見，除非是不贊成一切過激的意見。
一個人要獨立，就非孤獨不可；但有幾個人熬得住孤獨？便是在那些最有眼光的人裡頭，能有膽量排斥偏見，丢開同輩的人沒法擺脫的某些假定的，又有幾個？要那麼辦，等于在自己與别人之間築起一道城牆。
牆的這一邊是孤零零的住在沙漠裡的自由，牆的那一邊是大批的群衆。
看到這情形，誰會遲疑呢？大家當然更喜歡擠在人堆裡，象一群羊似的。
氣味雖然惡劣，可是很暖和。
所以他們盡管心裡有某種思想，也裝做有某種思想（那對他們并不很難），其實根本不大知道自己想些什麼！……希臘人有句古諺：“一個人先要了解自己”，但這般幾乎沒有什麼“自己”的人怎麼辦呢？在所有的集體信仰中，不問是宗教方面的或社會方面的，真正相信的人太少了，因為可稱為“人”的人就不多。
信仰是一種力，唯大智大勇的人才有。
假定信仰是火種，人類是燃料；那末這火種所能燃燒的火把，一向不過是寥寥幾根，而往往還是搖晃不定的。
使徒，先知，耶稣，都懷疑過來的。
其餘的更隻是些反光了，——除非精神上遇到某些亢旱的時節，從大火把上掉下來的火星才會把整個平原燒起來！随後大火熄滅了，殘灰餘燼底下隻剩一些炭火的光。
真正信仰基督的基督徒不過寥寥數百人。
其餘的都自以為信仰或者是願意信仰。
---------------- ①塞萬提斯名著《堂吉诃德》中的騎士迷堂吉诃德的傳從。
那些革命家中間，許多便是這樣的人。
老實無用的加奈願意相信自己是個革命家，所以就相信了。
但他對着自己的大膽吃驚。
所有這些布爾喬亞都标榜種種不同的原則：有的是從感情出發的，有的是從理智出發的，有的是從利益出發的；這一批把自己的思想依附《福音書》，那一批依附柏格森，另外一批又依附馬克思，普魯東，約瑟?特?曼德爾，尼采，或是喬治?索蘭爾。
有的革命家是為了趨附時髦，有的是為了生性孤僻；有的是為了需要行動，抱着犧牲的熱情；有的是為了奴性特别強，象綿羊一般馴良。
可是全部都莫名片妙的被狂風卷着。
你可以遠遠的看到明晃晃的大路上灰塵滾滾，表示大風暴快來了。
奧裡維和克利斯朵夫望着這陣風卷過來。
兩人眼力都很好，但看法不同。
奧裡維明察秋毫的目光，看透了一般人的用意，對他們的平庸覺得受不了；但他也窺見暗中鼓動他們的力量。
他所注意的特别是悲壯的面目。
克利斯朵夫卻更注意可笑的地方。
使他發生興趣的是人，不是主義或思想。
他對這些故意裝做不關心，譏笑改造社會的夢想。
他素來喜歡跟人别扭，再加對于風靡一時的病态的人道主義有種本能的反抗，所以表面上做得特别自私。
他因為是靠自修成功的，不免以自己的體力和意志驕人，把一切沒有他那種力量的人看作貪吃懶做。
他既是從窮苦與孤獨中間掙紮出來的，别人為什麼不照樣的做？……喝！社會問題！什麼叫做社會問題？是指吃不飽穿不暖嗎？ “那個味道我是嘗過的，”他說。
“我的父親，母親，我自己，都是過來人。
隻要你跳出來就是了。
” “這不是每個人辦得到的，”奧裡維說。
“有病人，有倒楣的人……” “那末大家去幫助他們呀，不是挺簡單嗎？可是象現在這樣去捧他們決不是幫助。
從前人們擁護強者的權利固然要不得，我可不知道擁護弱者的權利是不是更要不得：它擾亂現代的思想，虐待強者，剝削強者。
今日之下，一個人病弱，窮苦，愚蠢，潦倒，差不多是美德了，——而堅強，健康，克服環境等等反變了缺點。
最可笑的，倒是那些強者最先相信這種觀點……這不是一個挺好的喜劇題材嗎？奧裡維，你說！” “我甯可讓人家取笑，可不願意教别人哭。
” “好孩子！”克利斯朵夫回答。
“哎！誰不跟你一樣想呢？看到一個駝子，我的脊梁就覺得不舒服。
我們不能不演喜劇，可不應當由我們去寫喜劇。
” 有人相信将來會有個公平合理的社會，克利斯朵夫可決不為這種夢想着迷。
他的平民式的頭腦，認為将來仍舊逃不出過去的一套。
奧裡維指摘他說： “倘若人家關于藝術問題跟你說這種話，你不要跳起來嗎？” “也許。
總之我隻懂得藝術。
你也是的。
我素來不信那般談外行事情的人。
” 奧裡維也同樣不信任這等人。
兩位朋友甚至過于懷疑，老是跟政治離得遠遠的。
奧裡維不免有點兒慚愧的承認他從來沒使用過選舉權，十年以來沒有向市政府領過選民登記表。
他說： “幹嗎要去參加一出我明知毫無意義的喜劇呢？選舉嗎？選誰？那些候選人對我全是陌生的，我也說不上看中哪一個。
而且我敢斷定，他們一朝被選出了，都立刻會背其他們的主張。
監督他們嗎？逼他們盡責嗎？那不過是白白糟蹋我的生活。
我既沒時間，也沒精力；既沒有辯才，也沒有不擇手段的勇氣和不讨厭行動的心情。
所以還不如放棄權利。
我可以受罪，至少我沒有參加罪行！” 但他盡管把事情看得這樣清楚，盡管厭惡政治上一切應有的手法，仍舊對革命抱着虛幻的希望。
他明知道虛幻，可并不放棄希望。
這個神秘的現象是從種族來的。
奧裡維的民族是西方最愛破壞的民族，為了建設而破壞、也為了破壞而建設的民族，——它跟思想賭博，跟人生賭博，老是推翻一切，預備從頭做起，拿自己的血作賭注。
克利斯朵夫并沒這種遺傳的救世精神。
他的濃厚的日耳曼氣息不相信革命的作用。
他認為世界是沒法改造的，大家隻是搬弄一些理論，說一大套空話罷了。
他說： “我用不着掀起革命——或是長篇大論的讨論革命——來證明我的力量。
我更用不着象那些青年一樣，推翻政府來擁立一個君主，或是立什麼救國委員會來保衛我。
這算證明一個人的力量嗎？那才怪了！我會保衛自己的。
我不是無政府主義者；我喜歡必不可少的秩序，也尊重統治宇宙的規律。
可是我跟這個規律之間用不到中間人。
我的意志會發号施令，同時也知道服從。
你們滿嘴都是先哲的至理名言，那末該記得你們的高乃依說過：'隻要我一個人就夠了！'你們希望有一個主宰，就表示你們軟弱無用。
力是和光明一樣的，隻有瞎子才會否認！你們得做個強者，心平氣和的，不用理論，不用暴行；那時候，所有的弱者都會象植物向着太陽一般的向着你們……” 他盡管說不能為了讨論政治而浪費時間，實際上并不真的那樣不關心。
在藝術家立場上，他也受到社會騷動的影響。
因為一時沒有熱情鼓動他，他便傍徨四顧，問自己究竟是為誰工作。
看到現代藝術的那般可憐的顧客，身心交憊的優秀分子，存着玩票心理的布爾喬亞，他不由得想道：“為這些人工作有什麼意思呢？” 當然，思想高雅，博學多聞，懂得個中甘苦，能夠賞識新奇，賞識古拙的情趣——（那跟新奇是一而二，二而一的）——的人，并非沒有。
但他們厭倦一切，靈智的成分太多而生命力太少，以為藝術是虛空的；他們隻對音響的或思想的遊戲感到興趣；而多數還得為世俗的事分心，為無數不必要的事耗費精神。
要他們接觸到藝術的核心幾乎是不可能的；他們認為藝術不是血肉構成的，隻是舞文弄墨的玩藝兒。
他們的批評家造成了一種理論，證明他們的沒有能力擺脫玩票作風是對的。
即使有幾個人還有相當的彈性，對于強烈的和弦能夠發生共鳴，可沒有力量消受；他們在人生舞台上已經殘廢了：不是神經病就是癱瘓。
藝術在這個病院中間又能做些什麼呢？——可是在現代社會裡，藝術根本沒法擺脫這些變态的人：他們有的是金錢和報紙；唯有他們才能使一個藝術家活下去。
所以藝術家非受羞辱不可，不得不在交際晚會中拿出他披露肝膽的藝術，充滿了内心生活的秘密的音樂，給一般趨時的群衆和厭倦不堪的知識分子作娛樂，——更确切的說，是給他們解悶，或者是讓他們有些新的煩悶。
克利斯朵夫尋訪真正的群衆，相信人生的情緒和藝術的情緒都是真實的、能夠以新鮮的心情來接受的群衆。
他暗中受着大家所預告的新社會——平民——吸引。
因為想起了童年的事，想起了高脫弗烈特和一般微賤的人，啟示他深邃的生命的、或是和他一同享受神聖的音樂的人，他便相信真正的朋友是在這方面。
象多少天真的青年一樣，他想着一些大衆藝術的計劃，什麼平民音樂會，平民戲院，内容他也不大說得清。
他希望革命可能讓藝術有個更新的機會，以為社會運動使他感到興趣的就隻有這一點。
其實他是欺騙自己：象他那麼元氣充足的人，決不能不受當時最有活力的行動吸引。
他最瞧不上眼的是布爾喬亞的理論家。
這一類的樹所生的果實往往是幹癟的；所有生命的精華都凍結了，變了空洞的觀念。
克利斯朵夫對這些觀念是不加區别的。
他無所偏好，便是他自己的主張一朝凝結為一種學說之後，他也不再愛好。
他存着瞧不起的心理，既不理會那些擁護強權的理論家，也不理會奉承弱者的理論家。
在無論什麼喜劇裡，愛發議論的角色是最不讨好的。
觀衆不但更喜歡值得同情的人，甚至覺得串反派的角兒也不象他那末可厭。
在這一點上，克利斯朵夫跟群衆的心理完全相同，認為呶呶不休的談論社會問題隻能教人品膩。
但他很好玩的打量着别人，打量着那些相信的人和願意相信的人，受氣的和但求受氣的人，以劫掠為業的海賊，和生來給人剪毛的綿羊。
對于象胖子加奈一般有些可笑的老實人，他很寬容。
他們的庸俗不至于使他感到象奧裡維那樣的難堪。
他對無論什麼角色都用一種親熱而含譏帶諷的心情看着，自以為跟他們所演的戲毫不相幹，并沒覺得他慢慢的已經參加進去。
他自以為隻是一個旁觀者，看着狂風吹過。
殊不知狂風已經吹到他的身上，把他帶着走了。
這出社會劇可以說戲中有戲。
知識分子演的那一部分是穿插在喜劇中的喜劇，民衆不愛看的。
正戲乃是民衆演的。
旁人既不容易看清情節，連民衆自己也不大明白。
出乎意外的變化在那個戲裡隻有更多。
說白當然多于行動。
不論是布爾喬亞還是平民，所有的法國人都是盡多盡少的話吞得下的，正如盡多盡少的面包都吃得下。
但大家吃的不是同樣的面包。
有為細巧的味覺用的高級的語言，也有為塞飽餓鬼的肚子用的更富滋養的語言。
即使字面相同，捏造的方式卻不一樣；味道，香氣，意義，都各各不同。
奧裡維第一次參加一個民衆集會的時候，嘗到這一類的面包，覺得毫無胃口；食物梗在喉頭咽不下去。
思想的平凡，措詞的單調和野蠻，空洞的濫調，幼稚的邏輯，抽象的理論和亂七八糟的事實，好比做壞了的芥末醬，隻能使奧思維作嘔。
一方面是用字不恰當，另一方面還沒有平民談吐中那點兒生動的趣味。
那完全是一批報紙上的字彙，褪色的服裝，從布爾喬亞的修辭學舊貨店中撿得來的。
說話的繁瑣尤迫使奧裡維駭怪。
他可忘了文字的簡潔不是天然的，而是修煉出來的，由上層階級琢磨出來的。
大都市裡的平民決不能單純，老是喜歡尋找纖巧而複雜的辭藻。
奧裡維不懂這些浮誇的話對聽衆所能發生的影響。
在這方面，他完全不得其門而入。
我們把别個種族的語言叫做外國語。
殊不知在同一個種族裡，語言的種類幾乎跟社會的階層一樣的多。
唯有為人數有限的上層階級，語言才是幾世紀的經驗的結晶；為其餘的人，它隻代表他們自身的和他們的集團的經驗。
那些被優秀分子用舊了、摒棄了的字，仿佛是一所空屋子，從優秀分子遷出以後，又搬進了新人物。
你要願意認識主人，就得走進屋子。
克利斯朵夫便是這麼辦了。
他和工人們發生關系是由一個在國家鐵路上辦事的鄰居介紹的。
那鄰居四十五歲，個子矮小，未老先衰，頭發都秃了，眼睛陷得很深，腮幫癟縮，彎彎的鼻子挺大，嘴巴的長相顯得人很聰明，畸形的耳朵，邊上的肉裂成了幾片：他渾身上下都是衰敗的模樣。
他叫做阿西特?高蒂哀，不是平民出身，而是中等的、清白的布爾喬亞，家裡為了教育這個獨子，把一份薄産花光了還沒有能完成他的學業。
很年輕的時候，他謀到了一個國家機關的差事，那在貧窮的中産階級眼裡是救星，其實是死亡，——是活埋。
一朝進去之後，再也出不來了。
他又犯了一樁錯誤——（那是現代社會的許多錯誤之一），——愛上一個美麗的女工，結了婚，不久她就露出鄙俗不堪的本性。
她替他生了三個孩子。
當然他得養活這一家幾口。
這個聰明而一心想進修的男人被迫窮困住了，覺得心中有些潛伏的力量被生活的艱難窒息了，卻又不甘屈服。
他從來不得清靜：當着會計處的職員，整天消磨在機械的工作裡；一起辦公的都是又俗氣又饒舌的同事，講些廢話，罵罵上司，算做對無聊的生活出氣，同時也嘲笑他，因為他不懂得把求知欲在他們面前藏起去。
回到家裡，他隻看到一個氣味難聞的，醜惡的寓所，和一個吵吵嚷嚷，庸碌之極的女人。
她不了解他，把他當做懶蟲或瘋子。
孩子們一點不象他而象母親。
為什麼他得過這種生活呢？這算是公道的嗎？牢騷，痛苦，窮困，無聊的職業，使他從早到晚找不到一小時的光陰來修心養氣，找不到一小時的靜默，他給折磨得力倦神氣，煩躁不堪。
為了想忘掉這些，他最近又去接近杯中物，結果更把他斷送完了。
——克利斯朵夫看到這個悲劇大為震動：殘缺不全的個性，沒有充分的修養，沒有藝術趣味，但生來是為作些大事業的，現在可是被不幸的遭遇壓倒了。
高蒂哀立刻抓住了克利斯朵夫，好似快淹死的弱者碰到了一個遊泳健将的手臂。
他又喜歡又羨慕克利斯朵夫，帶他去參加群衆集會，見到革命黨裡的某些領袖，那是他為為怨恨社會而結交的。
因為想做貴族而沒做成，所以他跟平民混在一起極感痛苦。
克利斯朵夫卻比他平民化得多，-—尤其因為他并不需要做平民，——對這些集會很感興味。
會場上的演說使他覺得好玩。
他不象奧裡維那樣感到厭惡，對語言的可笑也并不敏感，認為所有多嘴的家夥都是半斤八兩。
他素來瞧不起高談闊論。
但他雖沒費心去了解那套辭令，卻在演說家與聽講者的心裡咂摸到說話的音樂。
演說家的力量一朝引起了聽講的人的共鳴，立刻增加了百倍。
克利斯朵夫先是隻注意到前者；他為了好奇，居然結識了幾個演說家。
對群衆最有影響的一個是加奇米?育西哀，——深色頭發，臉很蒼白，年紀在三十與三十五之間，相貌象蒙古人，個子清瘦，病病歪歪的，眼睛的神氣又熱烈又冷靜，頭發很少，胡子尖尖的。
他的力量不在于他那種空泛、急促、跟語豈不調和的姿勢，也不在于他的失音的，常帶嘶嘶聲的浮誇的說話，而是在于他這個人本身，在于他深信不疑的态度。
他似乎不允許人家跟他有不同的思想；而既然他的思想就是群衆願意想的，所以群衆和他很投機。
他把大家期待的話三遍、四遍、十遍的告訴他們，象發瘋般拚命在同一隻釘子上盡敲；他的群衆也學着他的樣盡敲，盡敲，直把那隻釘嵌入肉裡。
——除了這種本領以外，他過去犯的許多政治案子也增加他的聲望。
他表面上有股百折不回的毅力；但明眼人可以看出他骨子裡給多年的辛苦和努力磨得疲倦死了，厭煩死了，憤憤不起的恨着命運。
他每天消耗的精力都入不敷出：從小就被工作和貧窮把身子磨壞了，做過玻璃匠，白鐵匠，印刷工人；又害着肺病，使他對他的主義，對自己，常常心灰意懶，有時又興奮若狂。
他的暴烈一方面是有意的，一方面是病态的；就是說一半是為了政治作用，一半是為了沖動。
他的學問是亂七八糟自修來的：有些事懂得很透徹，例如科學，社會學，以及他幹過的各種手藝；對許多别的事他隻是一知半解；但真懂的也好，不懂的也好，他都很有把握。
他有理想世界，有準确的觀念，有愚昧無知的地方，有非常實際的頭腦，有偏見，有經驗，有對布爾喬亞的猜忌和仇恨。
可是他照舊對克利斯朵夫很好，因為看到一個知名的藝術家來交結他，心裡很得意。
他那等人是生來當領袖的，無論做什麼事，對工人們都很不客氣。
他雖然真心要平等，但事實上對高級的人比對低級的人更容易平等。
克利斯朵夫還遇到工人運動的别的幾個領袖。
他們之間沒有多少好感。
共同的鬥争好容易促成了一緻的行動，可是沒有把大家的心聯合起來。
可見所謂階級的分野完全是浮表的，暫時的。
許多年深月久的敵對狀态不過是被延緩了一下，掩飾了一下，實際是始終存在。
在工人領袖中間，我們照舊看到南方人與北方人的對立，彼此存着根深蒂固的輕蔑的心理。
幹這一行的忌妒另外一行的工資，而每行又自以為比别行高卓。
但人與人間最大的區别還不在于這些而在于氣質。
狐狸，狼，綿羊，天生吃人的野獸，和天生被人吃的野獸，因為階級相同，利害相同而集合在一起，但大家伸着鼻子嗅着，彼此都認了出來，毛都豎起來了。
克利斯朵夫有時在一家兼賣牛奶的小飯店裡吃飯，那是高蒂哀的老同事，為罷工而被撤職的鐵路職員西蒙開的；常客都是一般工團主義者。
他們總共是五六個人，聚在盡裡頭一間屋子裡，靠着又小又黑的天井，兩隻挂在亮處的金絲雀老是叫得很有勁。
和育西哀同來的是他的情婦，美麗的貝德，個子結實而風騷的姑娘，沒血色的皮膚，戴着大紅便帽，眼睛迷迷忽忽的帶着笑意。
一個年輕的小白臉象跟班一樣釘着她，那是聰明而裝腔作勢的機器匠雷沃博?格拉伊沃，這一幫中間的“雅人”。
他自命為無政府主義者，反對布爾喬亞最激烈的一個，但氣質上是個最要不得的布爾喬亞。
多少年來，他每天早上都要買些一個銅子一份的文學報，把上面的黃色小說吞下去。
這些讀物把他變成一個頭重腳輕的怪物：腦子裡想着精益求精的尋歡作樂的玩藝，身體卻肮髒到極點，日常生活也鄙俗到極點。
他最喜歡病态的富翁們作興奮劑用的“奢侈”。
因為肉體享受不到這奢侈，他就在精神上享受。
那當然是渾身難過的。
但這樣一來，他跟有錢的人并肩了，而且他還恨他們。
克利斯朵夫受不了這種人，更喜歡電器匠賽巴斯蒂安?高加。
那是和育西哀倆最受聽衆歡迎的演說家，可沒有滿嘴的理論。
他有時不大清楚自己要往哪兒去，隻知道勇往直前，可以說是十足地道的法國人。
個子很結實，年紀四十上下，血色很好的大胖臉，圓圓的腦袋，紅紅的頭發，留着一大簇胡子，脖子跟嗓子都象牛一樣。
他和育西哀同樣是能幹的工人，可是嘻嘻哈哈，喜歡吃喝。
虛弱的育西哀看着這麼健旺的身體非常妒羨；他們倆雖是朋友，暗中卻抱着敵意。
飯店的主婦奧蘭麗，四十五歲，當年大概長得很美，現在經過了時間的侵蝕還頗有風韻，她拿着件活兒坐在旁邊聽他們談話，臉上挂着一副親切的笑容，嘴唇跟着他們的話扯動：随時也穿插一兩句，一邊工作一邊颠頭聳腦的替自己的話打拍子。
她有一個已經出嫁的女兒，和兩個從七歲到十歲的孩子，一男一女，——他們伏在一張滿着污點的桌上做功課，吐着舌頭，不時把一兩句他們不應該聽的話聽在耳裡。
奧裡維陪克利斯朵夫去了兩三次，覺得混在這般人中間很不自在。
那些工人隻要不受工場中嚴格的時間限制，不是被那個頑強的汽笛叫喚得去，就不知道會浪費多少光陰：或是在工作以後，或是在上下班之間，或是在偷懶的時候，或是在失業的時期。
克利斯朵夫那時無事可作；在舊作已完，新作還沒有端倪的階段，他也不比他們更忙，很高興把肘子撐在桌上，抽煙，喝酒，談天。
可是奧裡維以他布爾喬亞的本能，以他思想須有紀律、工作須有規則、時間必須經濟等等的習慣，大大的看不上眼；他不喜歡這樣的糟蹋光陰。
并且他既不會說話，又不會喝酒。
最後還有那種生理上的不舒服，潛伏在出身不同的人士之間的反感：心靈要求溝通而肉體抱着敵意，仿佛是肉對于靈的反抗。
他單獨和克利斯朵夫在一起的時候，常常很激動的說應當親近群衆；一朝面對了群衆，他可沒法親近了。
而嘲笑他那種思想的克利斯朵夫，倒毫不費力的可以和街上随便遇到的工人稱兄道弟。
奧裡維看到自己跟這些人隔離，非常傷心。
他勉強學他們，和他們一樣思想，一樣說話；可是不行。
他的嗓子不夠響亮，不夠清楚，音調跟他們的不一樣。
他學他們的某些談吐，但字眼不是梗在喉頭，就是聲音走腔的。
他竭力留神，覺得很窘，同時也教别人發窘。
在他們眼裡，他是一個形迹可疑的外人，誰也對他沒有好感，他一走，大家都會松一口氣。
這些他都知道。
他常常遇到一些冷酷的目光，充滿着敵意，跟一般因饑寒交迫而憤懑不平的工人看中産階級的目光一樣。
或許這态度同時也是對克利斯朵夫的，但克利斯朵夫完全看不見。
那批人中間願意接近奧裡維的隻有奧蘭麗的兩個孩子。
他們對布爾喬亞當然沒有怨恨。
那男孩子還受着布爾喬亞思想的誘惑呢。
他的聰明足夠他去愛這種思想，卻不夠去了解。
長得挺好看的女孩子，有一回被奧裡維帶到亞諾太太家裡，看着華麗的陳設出神了：坐在漂亮的安樂椅裡，用手指摸一下鮮豔的衣衫，她心裡快活到極點；她有那種小家碧玉的本能，隻希望溜出平民階級而跳進布爾喬亞的安樂窩。
奧裡維完全沒心思培養她這種傾向；而她對于他的階級所表示的天真的敬意，也不能補償别人暗中對他的反感，——那是他深感痛苦的。
他抱着一腔熱誠想了解他們，事實上也許太了解他們了，把他們觀察太仔細了，使他們生了氣。
但他的觀察并非由于冒昧的好奇心，而是由于喜歡分析人家心理的習慣。
他不久便發見了隐藏在育西哀生活中的悲劇：第一是那個侵蝕他的病，其次是他的情婦的殘忍的遊戲。
她的确很愛他，覺得有他這樣一個情人是值得自傲的，但她生機太旺了；他知道她将來會逃掉，同時也為了嫉妒而心裡苦惱。
她卻以此為樂：挑撥男人，用眼風逗他們，喜歡瘋瘋癫癫的東拈西惹。
也許她在背後和格拉伊沃欺騙育西哀，也許是故意要他這麼相信。
總而言之，這種事不是今天，便是明天，早晚會發生的。
育西哀不敢禁止她愛她喜歡的人。
他不是宣傳女人和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