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小販揮刀殺城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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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在受害者李志強沒有得到足夠的同情以前，在對崔英傑殺人的罪惡沒有進行審判之前，盲目同情崔英傑，對于李志強和他的家庭以及他從事的工作，都是一種不尊重甚至是亵渎。
當這個轟動全國的大案審結之後，當我們審慎地把這個案子放在和諧社會的大背景之下進行考量時，對于崔英傑來說，我們需要的不僅僅是同情，而是需要考慮李志強和崔英傑如何達到某種“和諧”。
我們無法忘記崔英傑在法庭上流下忏悔淚水時說的話：“我沒有文化，不懂技術，來北京是想用自己的雙手謀生。
我在一家公司當保安，發不了工資，隻好擺個攤賣烤腸。
我不是個十惡不赦的人，我不是故意要殺他的，我對被害人家屬表示深深的歉意，我願意承擔責任。
” 三輪車是崔英傑唯一值錢的财産，也是他所有的希望。
試問，有誰在遭遇到這種殘酷打擊下還能保持冷靜？被收繳了承載着他人生期望的三輪車的崔英傑感到萬念俱灰，他和許多來北京飄蕩身無分文的窮孩子一樣，在旁人看來，這輛三輪車不過值三五百元，可在崔英傑心裡，卻是他和他全家的全部希望，沒了它就等于沒了崔英傑的生活希望。
崔英傑在揮刀的那一刻也許絕望了，一個絕望的人是什麼事都能幹出來的。
誰也不知道崔英傑在這一瞬間都想了些什麼，也許他什麼也來不及想，隻是出于一種下意識的本能行動。
此時，那把切烤腸的小刀變成了令人生畏的殺人利器，李志強這位城市秩序的維護者，還沒來得及叫一聲就仰面栽倒。
崔英傑需要的和諧，也許僅僅是他沾滿烤腸油漬的手接過的那幾塊錢。
而李志強需要的和諧，是這個城市的街道不再那麼雜亂、擁堵。
他們需要的和諧都沒有錯，隻是在錯誤的地點和錯誤的時間相遇釀成大禍。
但是，我們相信，一定會有一種甚至很多種辦法來消解這種“貓”與“鼠”的對抗。
城管所面對的大多是從事個體商販的老百姓。
城管作為政府的派出執法人員，理論上應該是“公仆”，理論上必須像對待自己的父母那樣對待這些無權無勢的老百姓。
但是，他們自覺不自覺地把自己當作了恪盡職守的“貓”，那些違紀的“父母”在他們眼裡變成了“老鼠”，對待理論上的“父母”，他們通常采用的辦法就是“查抄”。
如果家财萬貫或者生活富裕，沒有誰願意當沿街叫賣的小販，城管是人民政府的代表，所以必須用善良的心态，以規勸的方式，熱情而妥善地處理這類事情。
如果城管人員隻會通過沒收個體商販的物品進行管理，在人們眼裡就改變了性質。
如果城管不尊重一個小商販對于他那架三輪車、那個鍋的所有權，那是國家公職人員嗎？如果城管在執法時首先張揚出來暴力傾向，那他還是國家的公仆嗎？ 作為一名為國家站過崗的戰士，退伍後的崔英傑們将面臨什麼呢？他們也許将面臨着失業，也許面臨着貧困。
他們在部隊所學的專業、所掌握的軍事技能将怎麼樣得到運用，那些退伍的戰士們希望社會能夠關注那些身懷絕技卻掙紮在貧困邊緣的人們。
崔英傑退伍後來到北京，一無學曆二無資本，作為一個退伍軍人最好找的工作就是保安，在被拖欠了好幾個月工資的情況下，他隻能靠自己的雙手養活自己，隻能在街頭巷尾擺攤賣烤腸。
當然，我們不能單純強調崔英傑是不是退伍軍人，因為，無論是誰，隻要他是一個公民，都有賣香腸的權利！ 其實，李志強和崔英傑都是普通老百姓。
從本質上說，他們兩個都沒什麼區别，都是為了謀生。
我們不能對李志強的殉職說三道四，因為他畢竟是一個盡職盡責的城管隊長，他為我們這個城市的秩序付出了他的努力，我們必須對李志強表示無限敬意。
崔英傑殺人，就應當為自己的犯罪行為負責。
我們該反思的是，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悲劇？怎麼才能不再發生這樣的悲劇？ 在此案前後，媒體也曾報道過多起城管及其他部門執法過程中的突發事件。
本案雖以最極端的面目突然出現，卻絕非偶然事件，而正暴露了以壓制性手段進行城市管理的制度漏洞和突出矛盾。
從更深層意義看，我們還可以說它反射出社會變革中公權力和私權利日益尖銳的沖突。
如果這些沖突繼續存在或者無限加劇，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我們每個城市的每個街頭，可能都正站着一個崔英傑。
城市小攤販和城管的沖突，是近年來我們城市生活中習以為常的景象，崔英傑案隻是其中最不幸的一幕，但是不管城管的力度如何加強，“無證攤販”等問題始終是一個久治不愈的頑症。
但是，要把一個城市動辄幾萬、幾十萬的“無證商販”全給“管”好了、“規範”好了，絕不是靠簡單化的取締和查抄政策能解決得了的。
無論多麼發達的城市，在規劃之初，就該留出足夠的空間，給小商小販以低門檻、高效率的經營場所，才能解決市容整潔與現實生存這一看似矛盾的需要。
我們的城市管理的觀念要變，不能為了追求城市管理的潔淨、整齊、文明，就一刀切地把所有看不慣的東西都趕出城外。
從這個意義上說，李志強和崔英傑正用自己的遭遇推動城市管理理念的改變進程。
在李志強被害之後，包括北京、上海在内的許多城市，對于小商販的管理政策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一些城市劃出專門的區域供小販擺攤，北京對于小商販的經營管理也緩和了許多。
當崔英傑們仍然源源不斷地湧入城市，天地之大，崔英傑們需要一條生存的路，這是擺在政府和城市管理者面前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毫無疑問，崔英傑殺人有罪，他終究要為自己的沖動不冷靜付出代價。
但是，我們不能因為給崔英傑判了死緩就忘記崔英傑那揮出的一刀。
那是一把刀嗎？那是一聲尋求生存的呐喊，一個催人淚下的對于和諧的呼喚！ 沸沸揚揚的“小販殺城管”案告一段落，但我多麼希望看到這樣的場景：在很多很多年之後的某一天，小販崔英傑和城管副隊長李志強在天堂裡相遇，那裡是一片多麼和諧的樂土啊。
高樓林立的中關村依然車水馬龍，除了金碧輝煌的商場、酒店、科貿大廈，還有留給崔英傑這樣的小商販一塊小小的熱鬧場地，城管副隊長李志強不時幫助崔英傑維持着秩序，而崔英傑快樂地拿出自己剛剛做出的熱乎乎的烤腸招呼着城管哥哥李志強。
在那裡，李志強和崔英傑成了最要好的朋友。
在天堂的一個三輪車支起的烤腸小攤上，他們正在一起喝着二鍋頭…… 那是多麼和諧的一個場面啊，那時候，再也沒有人把李志強當作“貓”了，崔英傑也不會把自己當作時刻逃跑的“老鼠”。
當這個轟動全國的大案審結之後，當我們審慎地把這個案子放在和諧社會的大背景之下進行考量時，對于崔英傑來說，我們需要的不僅僅是同情，而是需要考慮李志強和崔英傑如何達到某種“和諧”。
我們無法忘記崔英傑在法庭上流下忏悔淚水時說的話：“我沒有文化，不懂技術，來北京是想用自己的雙手謀生。
我在一家公司當保安，發不了工資，隻好擺個攤賣烤腸。
我不是個十惡不赦的人，我不是故意要殺他的，我對被害人家屬表示深深的歉意，我願意承擔責任。
” 三輪車是崔英傑唯一值錢的财産，也是他所有的希望。
試問，有誰在遭遇到這種殘酷打擊下還能保持冷靜？被收繳了承載着他人生期望的三輪車的崔英傑感到萬念俱灰，他和許多來北京飄蕩身無分文的窮孩子一樣，在旁人看來，這輛三輪車不過值三五百元，可在崔英傑心裡，卻是他和他全家的全部希望，沒了它就等于沒了崔英傑的生活希望。
崔英傑在揮刀的那一刻也許絕望了，一個絕望的人是什麼事都能幹出來的。
誰也不知道崔英傑在這一瞬間都想了些什麼，也許他什麼也來不及想，隻是出于一種下意識的本能行動。
此時，那把切烤腸的小刀變成了令人生畏的殺人利器，李志強這位城市秩序的維護者，還沒來得及叫一聲就仰面栽倒。
崔英傑需要的和諧，也許僅僅是他沾滿烤腸油漬的手接過的那幾塊錢。
而李志強需要的和諧，是這個城市的街道不再那麼雜亂、擁堵。
他們需要的和諧都沒有錯，隻是在錯誤的地點和錯誤的時間相遇釀成大禍。
但是，我們相信，一定會有一種甚至很多種辦法來消解這種“貓”與“鼠”的對抗。
城管所面對的大多是從事個體商販的老百姓。
城管作為政府的派出執法人員，理論上應該是“公仆”，理論上必須像對待自己的父母那樣對待這些無權無勢的老百姓。
但是，他們自覺不自覺地把自己當作了恪盡職守的“貓”，那些違紀的“父母”在他們眼裡變成了“老鼠”，對待理論上的“父母”，他們通常采用的辦法就是“查抄”。
如果家财萬貫或者生活富裕，沒有誰願意當沿街叫賣的小販，城管是人民政府的代表，所以必須用善良的心态，以規勸的方式，熱情而妥善地處理這類事情。
如果城管人員隻會通過沒收個體商販的物品進行管理，在人們眼裡就改變了性質。
如果城管不尊重一個小商販對于他那架三輪車、那個鍋的所有權，那是國家公職人員嗎？如果城管在執法時首先張揚出來暴力傾向，那他還是國家的公仆嗎？ 作為一名為國家站過崗的戰士，退伍後的崔英傑們将面臨什麼呢？他們也許将面臨着失業，也許面臨着貧困。
他們在部隊所學的專業、所掌握的軍事技能将怎麼樣得到運用，那些退伍的戰士們希望社會能夠關注那些身懷絕技卻掙紮在貧困邊緣的人們。
崔英傑退伍後來到北京，一無學曆二無資本，作為一個退伍軍人最好找的工作就是保安，在被拖欠了好幾個月工資的情況下，他隻能靠自己的雙手養活自己，隻能在街頭巷尾擺攤賣烤腸。
當然，我們不能單純強調崔英傑是不是退伍軍人，因為，無論是誰，隻要他是一個公民，都有賣香腸的權利！ 其實，李志強和崔英傑都是普通老百姓。
從本質上說，他們兩個都沒什麼區别，都是為了謀生。
我們不能對李志強的殉職說三道四，因為他畢竟是一個盡職盡責的城管隊長，他為我們這個城市的秩序付出了他的努力，我們必須對李志強表示無限敬意。
崔英傑殺人，就應當為自己的犯罪行為負責。
我們該反思的是，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悲劇？怎麼才能不再發生這樣的悲劇？ 在此案前後，媒體也曾報道過多起城管及其他部門執法過程中的突發事件。
本案雖以最極端的面目突然出現，卻絕非偶然事件，而正暴露了以壓制性手段進行城市管理的制度漏洞和突出矛盾。
從更深層意義看，我們還可以說它反射出社會變革中公權力和私權利日益尖銳的沖突。
如果這些沖突繼續存在或者無限加劇，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我們每個城市的每個街頭，可能都正站着一個崔英傑。
城市小攤販和城管的沖突，是近年來我們城市生活中習以為常的景象，崔英傑案隻是其中最不幸的一幕，但是不管城管的力度如何加強，“無證攤販”等問題始終是一個久治不愈的頑症。
但是，要把一個城市動辄幾萬、幾十萬的“無證商販”全給“管”好了、“規範”好了，絕不是靠簡單化的取締和查抄政策能解決得了的。
無論多麼發達的城市，在規劃之初，就該留出足夠的空間，給小商小販以低門檻、高效率的經營場所，才能解決市容整潔與現實生存這一看似矛盾的需要。
我們的城市管理的觀念要變，不能為了追求城市管理的潔淨、整齊、文明，就一刀切地把所有看不慣的東西都趕出城外。
從這個意義上說，李志強和崔英傑正用自己的遭遇推動城市管理理念的改變進程。
在李志強被害之後，包括北京、上海在内的許多城市，對于小商販的管理政策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一些城市劃出專門的區域供小販擺攤，北京對于小商販的經營管理也緩和了許多。
當崔英傑們仍然源源不斷地湧入城市，天地之大，崔英傑們需要一條生存的路，這是擺在政府和城市管理者面前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毫無疑問，崔英傑殺人有罪，他終究要為自己的沖動不冷靜付出代價。
但是，我們不能因為給崔英傑判了死緩就忘記崔英傑那揮出的一刀。
那是一把刀嗎？那是一聲尋求生存的呐喊，一個催人淚下的對于和諧的呼喚！ 沸沸揚揚的“小販殺城管”案告一段落，但我多麼希望看到這樣的場景：在很多很多年之後的某一天，小販崔英傑和城管副隊長李志強在天堂裡相遇，那裡是一片多麼和諧的樂土啊。
高樓林立的中關村依然車水馬龍，除了金碧輝煌的商場、酒店、科貿大廈，還有留給崔英傑這樣的小商販一塊小小的熱鬧場地，城管副隊長李志強不時幫助崔英傑維持着秩序，而崔英傑快樂地拿出自己剛剛做出的熱乎乎的烤腸招呼着城管哥哥李志強。
在那裡，李志強和崔英傑成了最要好的朋友。
在天堂的一個三輪車支起的烤腸小攤上，他們正在一起喝着二鍋頭…… 那是多麼和諧的一個場面啊，那時候，再也沒有人把李志強當作“貓”了，崔英傑也不會把自己當作時刻逃跑的“老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