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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都可補《苕溪漁隐叢話》等書引文的脫訛。
《事實類苑》中引用的有些書，現在雖然還有傳本，但江少虞所據者均為當時版本，而且又是照錄原文，不加删節，同現在流傳的本子，文字常有出入。
例如司馬光的《涑水紀聞》，在南宋初年秦桧禁止私史時，已遭毀損。
現在流傳的本子，并非全書。
但是，南宋初年的人還能看到原本。
近人夏敬觀于一九一七年校訂此書時，曾以宋刻本朱熹的《五朝、三朝名人言行錄》所引的數十條參校，不僅文字方面勝于通行各本，且有八條為今本所無。
這八條即全見于《事實類苑》，兩書文字也幾乎完全相同。
《事實類苑》引用《涑水紀聞》共有數百條，其中一部分為今本《涑水紀聞》所無，另一部分雖已收入今本《涑水紀聞》，但文字也較今本為多，可以用來校正脫訛之處甚多。
又如王辟之的《渑水燕談錄》，現存各本，脫文訛字也很嚴重。
《事實類苑》引用此書較多，同樣可以用來校正脫訛。
類似情形，還可以舉出不少。
《事實類苑》引用諸家記錄甚多，因而書中也出現了一些引書誤注的情況。
例如卷一開頭四條，注『并《涑水紀聞》』，經檢原書，僅第二條見今本《涑水紀聞》，第一、第三條并見魏泰《東軒筆錄》，第四條見釋文瑩《玉壺清話》。
卷八末條注『出《廬陵居士集》』，而卷五十七又重引此條，注『《東坡集》』，經檢原書，應為『《東坡志林》』。
卷二十六《堂劄子》、《宣頭》兩條，注『并《湘山野錄》』。
但其中一條的開頭講到他曾為『史館檢讨』。
案，《湘山野錄》著者為釋文瑩，不可能做史館檢讨。
原來這兩條引自沈括《夢溪筆談》。
同時，《事實類苑》對引書并不逐條注明，凡遇引同一種書兩條以上或多至一二十條時，隻在最末一條注『以上某書』、『并某書』、『以上出某書』，而實際上所引各條并非出自一書。
如卷十六《餘襄公》以下至《範文正》第一條，共十一條，注『以上出《筆談》』，其實祇有《範文正》一條引自《夢溪筆談》，其它十條都見《渑水燕談錄》。
另外，還有一些引文失注出處。
如卷十六《薛簡肅》條，卷五十末四條，均未注出處。
經查考，前一條見《湘山野錄》，後四條均見《夢溪筆談》。
以上情況，在全書中，幾乎各卷都有，這是我們引用時應該注意的。
由于《事實類苑》提供了大量的材料，對于研究文學和曆史，特别是研究宋史具有較大的參考價值，為此，我們将這部書加以整理出版。
《事實類苑》成書後，宋紹興二十三年（公元一一五三年）麻沙書坊曾出版過刻本。
此後曆經元、明、清三代，我國迄未重新刻印出版。
因國内久無刻本，加之鈔本亦流傳甚少，因此，這部書一直不大為人所注意。
清代編修《四庫全書》時，搜集到的為傳鈔本，六十三卷。
六十三卷本有宋紹興二十八年（公元一一五八年）江少虞的自序，寫此序時間已在麻沙書坊刻印本出版之後。
因此，七十八卷本和六十三卷本的關系，現尚不很清楚。
我國國内雖無刻本流傳下來，但是日本卻在元和七年（公元一六二一年，明天啟元年）出版過木活字本。
日本木活字本目錄首行題為『麻沙新雕皇朝類苑卷第目錄一』，目錄第三卷末又有『紹興二十三年癸酉歲中元日麻沙書坊印行』十八字，可見日本木活字本完全是根據我國宋紹興麻沙本翻印的。
公元一九一一年，日本木活字本傳至我國，同時，武進董康亦據以重刻，從此，我國方才又有七十八卷刻本。
《事實類苑》中引用的有些書，現在雖然還有傳本，但江少虞所據者均為當時版本，而且又是照錄原文，不加删節，同現在流傳的本子，文字常有出入。
例如司馬光的《涑水紀聞》，在南宋初年秦桧禁止私史時，已遭毀損。
現在流傳的本子，并非全書。
但是，南宋初年的人還能看到原本。
近人夏敬觀于一九一七年校訂此書時，曾以宋刻本朱熹的《五朝、三朝名人言行錄》所引的數十條參校，不僅文字方面勝于通行各本，且有八條為今本所無。
這八條即全見于《事實類苑》，兩書文字也幾乎完全相同。
《事實類苑》引用《涑水紀聞》共有數百條，其中一部分為今本《涑水紀聞》所無，另一部分雖已收入今本《涑水紀聞》，但文字也較今本為多，可以用來校正脫訛之處甚多。
又如王辟之的《渑水燕談錄》，現存各本，脫文訛字也很嚴重。
《事實類苑》引用此書較多，同樣可以用來校正脫訛。
類似情形，還可以舉出不少。
《事實類苑》引用諸家記錄甚多，因而書中也出現了一些引書誤注的情況。
例如卷一開頭四條，注『并《涑水紀聞》』，經檢原書，僅第二條見今本《涑水紀聞》，第一、第三條并見魏泰《東軒筆錄》，第四條見釋文瑩《玉壺清話》。
卷八末條注『出《廬陵居士集》』，而卷五十七又重引此條，注『《東坡集》』，經檢原書，應為『《東坡志林》』。
卷二十六《堂劄子》、《宣頭》兩條，注『并《湘山野錄》』。
但其中一條的開頭講到他曾為『史館檢讨』。
案，《湘山野錄》著者為釋文瑩，不可能做史館檢讨。
原來這兩條引自沈括《夢溪筆談》。
同時，《事實類苑》對引書并不逐條注明，凡遇引同一種書兩條以上或多至一二十條時，隻在最末一條注『以上某書』、『并某書』、『以上出某書』，而實際上所引各條并非出自一書。
如卷十六《餘襄公》以下至《範文正》第一條，共十一條，注『以上出《筆談》』，其實祇有《範文正》一條引自《夢溪筆談》，其它十條都見《渑水燕談錄》。
另外，還有一些引文失注出處。
如卷十六《薛簡肅》條，卷五十末四條，均未注出處。
經查考，前一條見《湘山野錄》，後四條均見《夢溪筆談》。
以上情況，在全書中，幾乎各卷都有，這是我們引用時應該注意的。
由于《事實類苑》提供了大量的材料，對于研究文學和曆史，特别是研究宋史具有較大的參考價值，為此，我們将這部書加以整理出版。
《事實類苑》成書後，宋紹興二十三年（公元一一五三年）麻沙書坊曾出版過刻本。
此後曆經元、明、清三代，我國迄未重新刻印出版。
因國内久無刻本，加之鈔本亦流傳甚少，因此，這部書一直不大為人所注意。
清代編修《四庫全書》時，搜集到的為傳鈔本，六十三卷。
六十三卷本有宋紹興二十八年（公元一一五八年）江少虞的自序，寫此序時間已在麻沙書坊刻印本出版之後。
因此，七十八卷本和六十三卷本的關系，現尚不很清楚。
我國國内雖無刻本流傳下來，但是日本卻在元和七年（公元一六二一年，明天啟元年）出版過木活字本。
日本木活字本目錄首行題為『麻沙新雕皇朝類苑卷第目錄一』，目錄第三卷末又有『紹興二十三年癸酉歲中元日麻沙書坊印行』十八字，可見日本木活字本完全是根據我國宋紹興麻沙本翻印的。
公元一九一一年，日本木活字本傳至我國，同時，武進董康亦據以重刻，從此，我國方才又有七十八卷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