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翻譯的通信（并ＪＫ來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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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人，他應當很快就把他們變成功·自·己·的·親·近·的·人，像那十八個人一樣，·像·那·不·做·聲·的，·在·他·後·面·走·着·的·人·一·樣。
”（這裡，最後一句，你的譯文有錯誤。
）這些譯文請你用日本文和德文校對一下，是否是正确的直譯，可以比較得出來的。
我的譯文，除出按照中國白話的句法和修辭法，有些比起原文來是倒裝的，或者主詞，動詞，賓詞是重複的，此外，完完全全是直譯的。
這裡，舉一個例：第（八）條“……·甚·至·于比他自己還要親近。
”這句話的每一個字母都和俄文相同的。
同時，這在口頭上說起來的時候，原文的口氣和精神完全傳達得出。
而你的譯文：“較之自己較之别人，還要親近的人們”，是有錯誤的（也許是日德文的錯誤）。
錯誤是在于：（一）丢掉了“甚至于”這一個·字·眼；（二）用了中國文言的文法，就不能夠表現那句話的神氣。
所有這些話，我都這樣不客氣的說着，仿佛自稱自贊的。
對于一班庸俗的人，這自然是“沒有禮貌”。
但是，我們是·這·樣·親·密·的·人，·沒·有·見·面·的·時·候·就·這·樣·親·密·的·人。
這種感覺，使我對于你說話的時候，和對自己說話一樣，和自己商量一樣。
再則，還有一個例子，比較重要的，不僅僅關于翻譯方法的。
這就是第（一）條的“·新·的……·人”的問題。
《毀滅》的主題是新的人的産生。
這裡，茀理契以及法捷耶夫自己用的俄文字眼，是一個普通的“人”字的單數。
不但不是·人·類，而且不是“人”字的複數。
這意思是指着革命，國内戰争……的過程之中産生着一種新式的人，一種新的“路數”（ｙｐｅ）——文雅的譯法叫做典型，這是在全部《毀滅》裡面看得出來的。
現在，你的譯文，寫着“人類”。
萊奮生渴望着一種新的……人類。
這可以誤會到另外一個主題。
仿佛是一般的渴望着整個的社會主義的社會。
而事實上，《毀滅》的“新人”，是當前的戰鬥的迫切的任務：在·鬥·争·過·程·之·中去創造，去鍛煉，去改造成一種新式的人物，和木羅式加，美谛克……等等不同的人物。
這可是現在的人，是一些人，是做群衆之中的骨幹的人，而不是一般的人類，不是籠統的人類，正是·群·衆·之·中的一些人，領導的人，新的整個人類的先輩。
這一點是值得特别提出來說的。
當然，譯文的錯誤，僅僅是一個字眼上的錯誤：“人”是一個字眼，“人類”是另外一個字眼。
整本的書仍舊在我們面前，你的後記也很正确的了解到《毀滅》的主題。
可是翻譯要精确，就應當估量每一個字眼。
《毀滅》的出版，始終是值得紀念的。
我慶祝你。
希望你考慮我的意見，而對于翻譯問題，對于一般的言語革命問題，開始一個新的鬥争。
ＪAＫA一九三一，十二，五。
回信 敬愛的ＪAＫA〔１１〕同志：看見你那關于翻譯的信以後，使我非常高興。
從去年的翻譯洪水泛濫以來，使許多人攢眉歎氣，甚而至于講冷話。
我也是一個偶而譯書的人，本來應該說幾句話的，然而至今沒有開過口。
“強聒不舍”〔１２〕雖然是勇壯的行為，但我所奉行的，卻是“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１２〕這一句古老話。
況且前來的大抵是紙人紙馬，說得耳熟一點，那便是“陰兵”，實在是也無從迎頭痛擊。
就拿趙景深教授老爺來做例子罷，他一面專門攻擊科學的文藝論譯本之不通，指明被壓迫的作家匿名之可笑，一面卻又大發慈悲，說是這樣的譯本，恐怕大衆不懂得。
好像他倒天天在替大衆計劃方法，别的譯者來攪亂了他的陣勢似的。
這正如俄國革命以後，歐美的富家奴去看了一看，回來就搖頭皺臉，做出文章，慨歎着工農還在怎樣吃苦，怎樣忍饑，說得滿紙凄凄慘慘。
仿佛惟有他卻是極希望一個筋鬥，工農就都住王宮，吃大菜，躺安樂椅子享福的人。
誰料還是苦，所以俄國不行了，革命不好了，阿呀阿呀了，可惡之極了。
對着這樣的哭喪臉，你同他說什幺呢？假如覺得讨厭，我想，隻要拿指頭輕輕的在那紙糊架子上挖一個窟窿就可以了。
趙老爺評論翻譯，拉了嚴又陵，并且替他叫屈，于是累得他在你的信裡也挨了一頓罵。
但由我看來，這是冤枉的，嚴老爺和趙老爺，在實際上，有虎狗之差。
極明顯的例子，是嚴又陵為要譯書，曾經查過漢晉六朝翻譯佛經的方法，趙老爺引嚴又陵為地下知己，卻沒有看這嚴又陵所譯的書。
現在嚴譯的書都出版了，雖然沒有什幺意義，但他所用的工夫，卻從中可以查考。
據我所記得，譯得最費力，也令人看起來最吃力的，是《穆勒名學》和《群己權界論》的一篇作者自序，其次就是這論，後來不知怎地又改稱為《權界》，連書名也很費解了。
最好懂的自然是《天演論》，桐城氣息〔１４〕十足，連字的平仄也都留心，搖頭晃腦的讀起來，真是音調铿锵，使人不自覺其頭暈。
這一點竟感動了桐城派老頭子吳汝綸〔１５〕，不禁說是“足與周秦諸子相上下”了。
然而嚴又陵自己卻知道這太“達”的譯法是不對的，所以他不稱為“翻譯”，而寫作“侯官嚴複達忄旨”；〔１６〕序例上發了一通“信達雅”之類的議論之後，結末卻聲明道：“什法師〔１７〕雲，‘學我者病’。
來者方多，慎勿以是書為口實也！”好像他在四十年前，便料到會有趙老爺來謬托知己，早已毛骨悚然一樣。
僅僅這一點，我就要說，嚴趙兩大師，實有虎狗之差，不能相提并論的。
那幺，他為什幺要幹這一手把戲呢？答案是：那時的留學生沒有現在這幺闊氣，社會上大抵以為西洋人隻會做機器——尤其是自鳴鐘——留學生隻會講鬼子話，所以算不了“士”人的。
因此他便來铿锵一下子，铿锵得吳汝綸也肯給他作序，這一序，别的生意也就源源而來了，于是有《名學》，有《法意》，有《原富》等等。
但他後來的譯本，看得“信”比“達雅”都重一些。
他的翻譯，實在是漢唐譯經曆史的縮圖。
中國之譯佛經，漢末質直，他沒有取法。
六朝真是“達”而“雅”了，他的《天演論》的模範就在此。
唐則以“信”為主，粗粗一看，簡直是不能懂的，這就仿佛他後來的譯
”（這裡，最後一句，你的譯文有錯誤。
）這些譯文請你用日本文和德文校對一下，是否是正确的直譯，可以比較得出來的。
我的譯文，除出按照中國白話的句法和修辭法，有些比起原文來是倒裝的，或者主詞，動詞，賓詞是重複的，此外，完完全全是直譯的。
這裡，舉一個例：第（八）條“……·甚·至·于比他自己還要親近。
”這句話的每一個字母都和俄文相同的。
同時，這在口頭上說起來的時候，原文的口氣和精神完全傳達得出。
而你的譯文：“較之自己較之别人，還要親近的人們”，是有錯誤的（也許是日德文的錯誤）。
錯誤是在于：（一）丢掉了“甚至于”這一個·字·眼；（二）用了中國文言的文法，就不能夠表現那句話的神氣。
所有這些話，我都這樣不客氣的說着，仿佛自稱自贊的。
對于一班庸俗的人，這自然是“沒有禮貌”。
但是，我們是·這·樣·親·密·的·人，·沒·有·見·面·的·時·候·就·這·樣·親·密·的·人。
這種感覺，使我對于你說話的時候，和對自己說話一樣，和自己商量一樣。
再則，還有一個例子，比較重要的，不僅僅關于翻譯方法的。
這就是第（一）條的“·新·的……·人”的問題。
《毀滅》的主題是新的人的産生。
這裡，茀理契以及法捷耶夫自己用的俄文字眼，是一個普通的“人”字的單數。
不但不是·人·類，而且不是“人”字的複數。
這意思是指着革命，國内戰争……的過程之中産生着一種新式的人，一種新的“路數”（ｙｐｅ）——文雅的譯法叫做典型，這是在全部《毀滅》裡面看得出來的。
現在，你的譯文，寫着“人類”。
萊奮生渴望着一種新的……人類。
這可以誤會到另外一個主題。
仿佛是一般的渴望着整個的社會主義的社會。
而事實上，《毀滅》的“新人”，是當前的戰鬥的迫切的任務：在·鬥·争·過·程·之·中去創造，去鍛煉，去改造成一種新式的人物，和木羅式加，美谛克……等等不同的人物。
這可是現在的人，是一些人，是做群衆之中的骨幹的人，而不是一般的人類，不是籠統的人類，正是·群·衆·之·中的一些人，領導的人，新的整個人類的先輩。
這一點是值得特别提出來說的。
當然，譯文的錯誤，僅僅是一個字眼上的錯誤：“人”是一個字眼，“人類”是另外一個字眼。
整本的書仍舊在我們面前，你的後記也很正确的了解到《毀滅》的主題。
可是翻譯要精确，就應當估量每一個字眼。
《毀滅》的出版，始終是值得紀念的。
我慶祝你。
希望你考慮我的意見，而對于翻譯問題，對于一般的言語革命問題，開始一個新的鬥争。
ＪAＫA一九三一，十二，五。
回信 敬愛的ＪAＫA〔１１〕同志：看見你那關于翻譯的信以後，使我非常高興。
從去年的翻譯洪水泛濫以來，使許多人攢眉歎氣，甚而至于講冷話。
我也是一個偶而譯書的人，本來應該說幾句話的，然而至今沒有開過口。
“強聒不舍”〔１２〕雖然是勇壯的行為，但我所奉行的，卻是“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１２〕這一句古老話。
況且前來的大抵是紙人紙馬，說得耳熟一點，那便是“陰兵”，實在是也無從迎頭痛擊。
就拿趙景深教授老爺來做例子罷，他一面專門攻擊科學的文藝論譯本之不通，指明被壓迫的作家匿名之可笑，一面卻又大發慈悲，說是這樣的譯本，恐怕大衆不懂得。
好像他倒天天在替大衆計劃方法，别的譯者來攪亂了他的陣勢似的。
這正如俄國革命以後，歐美的富家奴去看了一看，回來就搖頭皺臉，做出文章，慨歎着工農還在怎樣吃苦，怎樣忍饑，說得滿紙凄凄慘慘。
仿佛惟有他卻是極希望一個筋鬥，工農就都住王宮，吃大菜，躺安樂椅子享福的人。
誰料還是苦，所以俄國不行了，革命不好了，阿呀阿呀了，可惡之極了。
對着這樣的哭喪臉，你同他說什幺呢？假如覺得讨厭，我想，隻要拿指頭輕輕的在那紙糊架子上挖一個窟窿就可以了。
趙老爺評論翻譯，拉了嚴又陵，并且替他叫屈，于是累得他在你的信裡也挨了一頓罵。
但由我看來，這是冤枉的，嚴老爺和趙老爺，在實際上，有虎狗之差。
極明顯的例子，是嚴又陵為要譯書，曾經查過漢晉六朝翻譯佛經的方法，趙老爺引嚴又陵為地下知己，卻沒有看這嚴又陵所譯的書。
現在嚴譯的書都出版了，雖然沒有什幺意義，但他所用的工夫，卻從中可以查考。
據我所記得，譯得最費力，也令人看起來最吃力的，是《穆勒名學》和《群己權界論》的一篇作者自序，其次就是這論，後來不知怎地又改稱為《權界》，連書名也很費解了。
最好懂的自然是《天演論》，桐城氣息〔１４〕十足，連字的平仄也都留心，搖頭晃腦的讀起來，真是音調铿锵，使人不自覺其頭暈。
這一點竟感動了桐城派老頭子吳汝綸〔１５〕，不禁說是“足與周秦諸子相上下”了。
然而嚴又陵自己卻知道這太“達”的譯法是不對的，所以他不稱為“翻譯”，而寫作“侯官嚴複達忄旨”；〔１６〕序例上發了一通“信達雅”之類的議論之後，結末卻聲明道：“什法師〔１７〕雲，‘學我者病’。
來者方多，慎勿以是書為口實也！”好像他在四十年前，便料到會有趙老爺來謬托知己，早已毛骨悚然一樣。
僅僅這一點，我就要說，嚴趙兩大師，實有虎狗之差，不能相提并論的。
那幺，他為什幺要幹這一手把戲呢？答案是：那時的留學生沒有現在這幺闊氣，社會上大抵以為西洋人隻會做機器——尤其是自鳴鐘——留學生隻會講鬼子話，所以算不了“士”人的。
因此他便來铿锵一下子，铿锵得吳汝綸也肯給他作序，這一序，别的生意也就源源而來了，于是有《名學》，有《法意》，有《原富》等等。
但他後來的譯本，看得“信”比“達雅”都重一些。
他的翻譯，實在是漢唐譯經曆史的縮圖。
中國之譯佛經，漢末質直，他沒有取法。
六朝真是“達”而“雅”了，他的《天演論》的模範就在此。
唐則以“信”為主，粗粗一看，簡直是不能懂的，這就仿佛他後來的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