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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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三十七篇，末附《現代電影與有産階級》譯文一篇。
一九三二年十月由上海合衆書店初版。
出版不久即被國民黨政府禁止。
後由合衆書店送交國民黨圖書審查機關審查，将删餘的十六篇，改題為《拾零集》，于一九三四年十月出版。
本版與初版相同。
這裡是一九三○年與三一年兩年間的雜文的結集。
當三○年的時候，期刊已漸漸的少見，有些是不能按期出版了，大約是受了逐日加緊的壓迫。
《語絲》〔１〕和《奔流》〔２〕，則常遭郵局的扣留，地方的禁止，到底也還是敷延不下去。
那時我能投稿的，就隻剩了一個《萌芽》，而出到五期，也被禁止了，接着是出了一本《新地》〔１〕。
所以在這一年内，我隻做了收在集内的不到十篇的短評。
此外還曾經在學校裡演講過兩三回〔４〕，那時無人記錄，講了些什幺，此刻連自己也記不清楚了。
隻記得在有一個大學裡演講的題目，是《象牙塔和蝸牛廬》。
大意是說，象牙塔〔５〕裡的文藝，将來決不會出現于中國，因為環境并不相同，這裡是連擺這“象牙之塔”的處所也已經沒有了；不久可以出現的，恐怕至多隻有幾個“蝸牛廬”〔６〕。
蝸牛廬者，是三國時所謂“隐逸”的焦先曾經居住的那樣的草窠，大約和現在江北窮人手搭的草棚相仿，不過還要小，光光的伏在那裡面，少出，少動，無衣，無食，無言。
因為那時是軍閥混戰，任意殺掠的時候，心裡不以為然的人，隻有這樣才可以苟延他的殘喘。
但蝸牛界裡那裡會有文藝呢，所以這樣下去，中國的沒有文藝，是一定的。
這樣的話，真可謂已經大有蝸牛氣味的了，不料不久就有一位勇敢的青年在政府機關的上海《民國日報》上給我批評，說我的那些話使他非常看不起，因為我沒有敢講共産黨的話的勇氣。
〔７〕謹案在“清黨”以後的黨國裡，講共産主義是算犯大罪的，捕殺的網羅，張遍了全中國，而不講，卻又為黨國的忠勇青年所鄙視。
這實在隻好變了真的蝸牛，才有“庶幾得免于罪戾”〔８〕的幸福了。
而這時左翼作家拿着蘇聯的盧布之說，在所謂“大報”和小報上，一面又紛紛的宣傳起來，新月社的批評家也從旁很賣了些力氣。
〔９〕有些報紙，還拾了先前的創造社派的幾個人的投稿于小報上的話，譏笑我為“投降”，有一種報則載起《文壇貳臣傳》〔１０〕來，第一個就是我，——但後來好像并不再做下去了。
盧布之謠，我是聽慣了的。
大約六七年前，《語絲》在北京說了幾句涉及陳源教授和别的“正人君子”們的話的時候，上海的《晶報》上就發表過“現代評論社主角”唐有壬先生的信劄，說是我們的言動，都由于墨斯科的命令。
〔１１〕這又正是祖傳的老譜，宋末有所謂“通虜”，清初又有所謂“通海”，〔１２〕向來就用了這類的口實，害過許多人們的。
所以含血噴人，已成了中國士君子的常經，實在不單是他們的識見，隻能夠見到世上一切都靠金錢的勢力。
至于“貳臣”之說，卻是很有些意思的，我試一反省，覺得對于時事，即使未嘗動筆，有時也不免于腹诽，“臣罪當誅兮天皇聖明”〔１３〕，腹诽就決不是忠臣的行徑。
但禦用文學家的給了我這個徽号，也可見他們的“文壇”上是有皇帝的了。
去年偶然看見了幾篇梅林格（ＦｒａｎｚＭｅｈｒｉｎｇ）〔１４〕的論文，大意說，在壞了下去的舊社會裡，倘有人懷一點不同的意見，有一點攜貳的心思，是一定要大吃其苦的。
而攻擊陷害得最兇的，則是這人的同階級的人物。
他們以為這是最可惡的叛逆，比異階級的奴隸造反還可惡，所以一定要除掉他。
我才知道中外古今，無不如此，真是讀書可以養氣，竟沒有先前那樣“不滿于現狀”〔１５〕了，并且仿《三閑集》之例而變其意，拾來做了這一本書的名目。
然而這并非在證明我是無産者。
一階級裡，臨末也常常會自己互相鬧起來的，就是《詩經》裡說過的那“兄弟阋于牆”，——但後來卻未必“外禦其侮”〔１６〕。
例如同是軍閥，就總在整年的大家相打，難道有一面是無産階級幺？而且我時時說些自己的事情，怎樣地在“碰壁”，怎樣地在做蝸牛，好像全世界的苦惱，萃于一身，在替大衆受罪似的：也正是中産的智識階級分子的壞脾氣。
隻是原先是憎惡這熟識的本階級，毫不可惜它的潰滅，後來又由于事實的教訓，以為惟新興的無産者才有将來，卻是的确的。
自從一九三一年二月起，我寫了較上年更多的文章，但因為揭載的刊物有些不同，文字必得
一九三二年十月由上海合衆書店初版。
出版不久即被國民黨政府禁止。
後由合衆書店送交國民黨圖書審查機關審查，将删餘的十六篇，改題為《拾零集》，于一九三四年十月出版。
本版與初版相同。
這裡是一九三○年與三一年兩年間的雜文的結集。
當三○年的時候，期刊已漸漸的少見，有些是不能按期出版了，大約是受了逐日加緊的壓迫。
《語絲》〔１〕和《奔流》〔２〕，則常遭郵局的扣留，地方的禁止，到底也還是敷延不下去。
那時我能投稿的，就隻剩了一個《萌芽》，而出到五期，也被禁止了，接着是出了一本《新地》〔１〕。
所以在這一年内，我隻做了收在集内的不到十篇的短評。
此外還曾經在學校裡演講過兩三回〔４〕，那時無人記錄，講了些什幺，此刻連自己也記不清楚了。
隻記得在有一個大學裡演講的題目，是《象牙塔和蝸牛廬》。
大意是說，象牙塔〔５〕裡的文藝，将來決不會出現于中國，因為環境并不相同，這裡是連擺這“象牙之塔”的處所也已經沒有了；不久可以出現的，恐怕至多隻有幾個“蝸牛廬”〔６〕。
蝸牛廬者，是三國時所謂“隐逸”的焦先曾經居住的那樣的草窠，大約和現在江北窮人手搭的草棚相仿，不過還要小，光光的伏在那裡面，少出，少動，無衣，無食，無言。
因為那時是軍閥混戰，任意殺掠的時候，心裡不以為然的人，隻有這樣才可以苟延他的殘喘。
但蝸牛界裡那裡會有文藝呢，所以這樣下去，中國的沒有文藝，是一定的。
這樣的話，真可謂已經大有蝸牛氣味的了，不料不久就有一位勇敢的青年在政府機關的上海《民國日報》上給我批評，說我的那些話使他非常看不起，因為我沒有敢講共産黨的話的勇氣。
〔７〕謹案在“清黨”以後的黨國裡，講共産主義是算犯大罪的，捕殺的網羅，張遍了全中國，而不講，卻又為黨國的忠勇青年所鄙視。
這實在隻好變了真的蝸牛，才有“庶幾得免于罪戾”〔８〕的幸福了。
而這時左翼作家拿着蘇聯的盧布之說，在所謂“大報”和小報上，一面又紛紛的宣傳起來，新月社的批評家也從旁很賣了些力氣。
〔９〕有些報紙，還拾了先前的創造社派的幾個人的投稿于小報上的話，譏笑我為“投降”，有一種報則載起《文壇貳臣傳》〔１０〕來，第一個就是我，——但後來好像并不再做下去了。
盧布之謠，我是聽慣了的。
大約六七年前，《語絲》在北京說了幾句涉及陳源教授和别的“正人君子”們的話的時候，上海的《晶報》上就發表過“現代評論社主角”唐有壬先生的信劄，說是我們的言動，都由于墨斯科的命令。
〔１１〕這又正是祖傳的老譜，宋末有所謂“通虜”，清初又有所謂“通海”，〔１２〕向來就用了這類的口實，害過許多人們的。
所以含血噴人，已成了中國士君子的常經，實在不單是他們的識見，隻能夠見到世上一切都靠金錢的勢力。
至于“貳臣”之說，卻是很有些意思的，我試一反省，覺得對于時事，即使未嘗動筆，有時也不免于腹诽，“臣罪當誅兮天皇聖明”〔１３〕，腹诽就決不是忠臣的行徑。
但禦用文學家的給了我這個徽号，也可見他們的“文壇”上是有皇帝的了。
去年偶然看見了幾篇梅林格（ＦｒａｎｚＭｅｈｒｉｎｇ）〔１４〕的論文，大意說，在壞了下去的舊社會裡，倘有人懷一點不同的意見，有一點攜貳的心思，是一定要大吃其苦的。
而攻擊陷害得最兇的，則是這人的同階級的人物。
他們以為這是最可惡的叛逆，比異階級的奴隸造反還可惡，所以一定要除掉他。
我才知道中外古今，無不如此，真是讀書可以養氣，竟沒有先前那樣“不滿于現狀”〔１５〕了，并且仿《三閑集》之例而變其意，拾來做了這一本書的名目。
然而這并非在證明我是無産者。
一階級裡，臨末也常常會自己互相鬧起來的，就是《詩經》裡說過的那“兄弟阋于牆”，——但後來卻未必“外禦其侮”〔１６〕。
例如同是軍閥，就總在整年的大家相打，難道有一面是無産階級幺？而且我時時說些自己的事情，怎樣地在“碰壁”，怎樣地在做蝸牛，好像全世界的苦惱，萃于一身，在替大衆受罪似的：也正是中産的智識階級分子的壞脾氣。
隻是原先是憎惡這熟識的本階級，毫不可惜它的潰滅，後來又由于事實的教訓，以為惟新興的無産者才有将來，卻是的确的。
自從一九三一年二月起，我寫了較上年更多的文章，但因為揭載的刊物有些不同，文字必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