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學集卷一百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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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券，谪居海南，亦如薛顯之例。
次年乃以征蜀召還，令從征自效也。
顯于五年正月以征和林召還，則興祖之召還，又先于顯也。
興祖封侯之後，以有過而奪券，及其從征死事，則盡複原封，以授其子。
《實錄》獨書追贈，又稍節約其诰文，盡沒三年封侯之實，斯可謂脫誤之極矣。
然則以鐵券核之，三年封侯，當為二十九人，并永城為三十人，不當雲二十八人也。
不然，則或以十二月與永城并封而同貶，不當并其封而削之也。
今幸有券文诏書，可以考證，不然，未有不據國史而刊别錄者矣。
國史之不足征如此。
又按俞本《皇明記事錄》，洪武三年大封功臣，第二十二人開國輔運推誠柱國晉王府左相東勝侯汪興祖。
俞本所載，與《功臣鐵券式》合，又可以證《實錄》之阙。
洪武八年三月，德慶侯廖永忠卒。
德慶侯廖永忠之卒也，《實錄》為之立傳，備書其功次與其卒之歲月，而又曰：上赙遺之甚厚，以其子權襲爵。
史家因之無異詞矣。
劉辰《國初事迹》載永忠以僭用龍鳳不法等事處死。
王世貞《史乘考誤》援據洪武十年聖祖戒谕勳臣之詞，與永樂中紀綱獄辭，有廖永忠開國功臣僭犯被誅之語，謂劉辰所載為不誣。
于是永忠之被誅始著，而人皆以國史之書法為有隐矣。
餘偶讀《通鑒博論》記丙午年事雲：是歲，廖永忠沉韓林兒于瓜步。
大明惡永忠之不義，後賜死。
《博論》蓋洪武二十九年甯憲王奉敕編定。
既成，表上之，镂版内府。
其書實我聖祖所注意者。
然後知永忠之被誅，雖為其僭侈犯上，實以沉韓林兒之故也。
滁陽即世，上方孤軍無倚，渡江以來，聲勢翕合，實有藉于龍鳳。
開省稱王，承制行事，十餘年不改。
姑蘇之役，猶稱皇帝聖旨、吳王令旨。
聖祖何嫌于奉龍鳳哉？安慶之圍，聖祖拒劉基之谏，躬擐甲胄，出之水火之中。
聖祖何汲汲焉若是哉？丙、丁之間，大命既集，彼一牧豎耳，其何能為？聖公既死，光武猶憐而葬之，且存其祀，盆子亦食均輸稅以終其身。
聖祖何難于待韓氏而必欲剪滅之哉！永忠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慮，一旦沉林兒以逢上指，論功之日，使所善儒生窺瞰上意，可謂果于誣上而巧于要君矣。
聖祖對廷臣訟言之，以逆折其邪心，厥後卒以不義賜死。
聖祖之心事，百世而下昭然如日月之中天，永忠有掩面于地下而已，豈不愚而可憐哉！然則聖祖之誅永忠也，何以不明正厥辟而以僭犯為詞？曰：念其兄也，念其功也。
正其辟，則弗可以襲矣。
殺其罪以存其嗣，忠厚之道也。
高帝之誅丁公也，不遑錄其後。
光武之封子密也，不及正其辜。
我聖祖之于永忠，斯所謂義之盡仁之至也欤？于國史則諱之，于《博論》則彰之，其又何居？曰：國史之諱之，為一時也。
《博論》之彰之，為萬世也。
曰沉韓林兒于瓜步，曰大明以永忠為不義，後賜死。
于林兒則書其名，于大明則紀其号，于永忠則正其罪，曰不義，曰賜死，其詞簡而該，其義博而嚴。
愚以為此非甯憲王之書法，而聖祖之書法也。
《博論》之修，其即我聖祖之作《春秋》也欤？然則今之史家，刊落龍鳳之事，使元、宋之際不得比于《秦楚之月表》，此後世媚臣腐儒之所為，而豈聖祖之志也哉！ 洪武十年三月，複永城侯薛顯所食祿。
按：永城以始封時削祿，至十年三月全給，《實錄》載之甚明。
王世貞《功臣表》乃雲七年加千石，誤也。
《實錄》凡列侯祿千五百石者，七年增千石，蓋謂唐勝宗等。
是時顯全祿未給，當不在此例也。
顯坐胡黨，見于庚午诏書及《實錄》本傳甚明，而《表》以為二十六年追論藍黨國除。
世貞以熟習典故自負，往往無所援據，鑿空杜撰，聾瞽後世，以為無從駁正，而姑妄為之說也，豈不異哉！ 洪武十一年，靖海侯吳祯卒。
靖海之功，不減于江陰。
其殁也，恩禮備至。
而《實錄》不為立傳，僅附數語于江陰之後而已。
今考庚午诏書，靖海死後，亦坐胡黨，國史之阙傳，豈為是耶？然公侯坐胡黨者，诏書所列，先後二十二人，獨靖海之子忠襲封不替，豈靖海之功大而罪未著，聖祖特宥之耶？凡庚午诏書坐胡黨者，皆不得祀雞鳴山功臣廟，今得與享東序者，亦惟靖海一人。
按：庚午诏書載通胡謀逆者公侯二十二人，生者上刑，死者孥戮，不待言矣。
其有死而子仍襲侯者，靖海也。
子不襲而弟仍襲侯者，南安也。
身死而子得降指揮者，六安也。
皆所謂已死不知其反之由者也，如六安之例，其子降指揮者，宣德也。
所謂為胡、陳所誘，朝廷于禮無欠者也。
詳聖祖備條亂臣之意，一則涉于疑似，一則近于脅從，于罪為稍輕，故其子孫幸免參夷，得及寬政。
若荥陽、汝南、永嘉之類，反狀著明，負罪深重，則其後必無噍類，雖欲為愍隸而不可得矣。
哀哉！ 十二年正月，宜春侯黃彬往臨清練兵。
次年乃以征蜀召還，令從征自效也。
顯于五年正月以征和林召還，則興祖之召還，又先于顯也。
興祖封侯之後，以有過而奪券，及其從征死事，則盡複原封，以授其子。
《實錄》獨書追贈，又稍節約其诰文，盡沒三年封侯之實，斯可謂脫誤之極矣。
然則以鐵券核之，三年封侯，當為二十九人，并永城為三十人，不當雲二十八人也。
不然，則或以十二月與永城并封而同貶，不當并其封而削之也。
今幸有券文诏書，可以考證，不然，未有不據國史而刊别錄者矣。
國史之不足征如此。
又按俞本《皇明記事錄》，洪武三年大封功臣，第二十二人開國輔運推誠柱國晉王府左相東勝侯汪興祖。
俞本所載，與《功臣鐵券式》合，又可以證《實錄》之阙。
洪武八年三月，德慶侯廖永忠卒。
德慶侯廖永忠之卒也，《實錄》為之立傳，備書其功次與其卒之歲月，而又曰：上赙遺之甚厚，以其子權襲爵。
史家因之無異詞矣。
劉辰《國初事迹》載永忠以僭用龍鳳不法等事處死。
王世貞《史乘考誤》援據洪武十年聖祖戒谕勳臣之詞，與永樂中紀綱獄辭，有廖永忠開國功臣僭犯被誅之語，謂劉辰所載為不誣。
于是永忠之被誅始著，而人皆以國史之書法為有隐矣。
餘偶讀《通鑒博論》記丙午年事雲：是歲，廖永忠沉韓林兒于瓜步。
大明惡永忠之不義，後賜死。
《博論》蓋洪武二十九年甯憲王奉敕編定。
既成，表上之，镂版内府。
其書實我聖祖所注意者。
然後知永忠之被誅，雖為其僭侈犯上，實以沉韓林兒之故也。
滁陽即世，上方孤軍無倚，渡江以來，聲勢翕合，實有藉于龍鳳。
開省稱王，承制行事，十餘年不改。
姑蘇之役，猶稱皇帝聖旨、吳王令旨。
聖祖何嫌于奉龍鳳哉？安慶之圍，聖祖拒劉基之谏，躬擐甲胄，出之水火之中。
聖祖何汲汲焉若是哉？丙、丁之間，大命既集，彼一牧豎耳，其何能為？聖公既死，光武猶憐而葬之，且存其祀，盆子亦食均輸稅以終其身。
聖祖何難于待韓氏而必欲剪滅之哉！永忠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慮，一旦沉林兒以逢上指，論功之日，使所善儒生窺瞰上意，可謂果于誣上而巧于要君矣。
聖祖對廷臣訟言之，以逆折其邪心，厥後卒以不義賜死。
聖祖之心事，百世而下昭然如日月之中天，永忠有掩面于地下而已，豈不愚而可憐哉！然則聖祖之誅永忠也，何以不明正厥辟而以僭犯為詞？曰：念其兄也，念其功也。
正其辟，則弗可以襲矣。
殺其罪以存其嗣，忠厚之道也。
高帝之誅丁公也，不遑錄其後。
光武之封子密也，不及正其辜。
我聖祖之于永忠，斯所謂義之盡仁之至也欤？于國史則諱之，于《博論》則彰之，其又何居？曰：國史之諱之，為一時也。
《博論》之彰之，為萬世也。
曰沉韓林兒于瓜步，曰大明以永忠為不義，後賜死。
于林兒則書其名，于大明則紀其号，于永忠則正其罪，曰不義，曰賜死，其詞簡而該，其義博而嚴。
愚以為此非甯憲王之書法，而聖祖之書法也。
《博論》之修，其即我聖祖之作《春秋》也欤？然則今之史家，刊落龍鳳之事，使元、宋之際不得比于《秦楚之月表》，此後世媚臣腐儒之所為，而豈聖祖之志也哉！ 洪武十年三月，複永城侯薛顯所食祿。
按：永城以始封時削祿，至十年三月全給，《實錄》載之甚明。
王世貞《功臣表》乃雲七年加千石，誤也。
《實錄》凡列侯祿千五百石者，七年增千石，蓋謂唐勝宗等。
是時顯全祿未給，當不在此例也。
顯坐胡黨，見于庚午诏書及《實錄》本傳甚明，而《表》以為二十六年追論藍黨國除。
世貞以熟習典故自負，往往無所援據，鑿空杜撰，聾瞽後世，以為無從駁正，而姑妄為之說也，豈不異哉！ 洪武十一年，靖海侯吳祯卒。
靖海之功，不減于江陰。
其殁也，恩禮備至。
而《實錄》不為立傳，僅附數語于江陰之後而已。
今考庚午诏書，靖海死後，亦坐胡黨，國史之阙傳，豈為是耶？然公侯坐胡黨者，诏書所列，先後二十二人，獨靖海之子忠襲封不替，豈靖海之功大而罪未著，聖祖特宥之耶？凡庚午诏書坐胡黨者，皆不得祀雞鳴山功臣廟，今得與享東序者，亦惟靖海一人。
按：庚午诏書載通胡謀逆者公侯二十二人，生者上刑，死者孥戮，不待言矣。
其有死而子仍襲侯者，靖海也。
子不襲而弟仍襲侯者，南安也。
身死而子得降指揮者，六安也。
皆所謂已死不知其反之由者也，如六安之例，其子降指揮者，宣德也。
所謂為胡、陳所誘，朝廷于禮無欠者也。
詳聖祖備條亂臣之意，一則涉于疑似，一則近于脅從，于罪為稍輕，故其子孫幸免參夷，得及寬政。
若荥陽、汝南、永嘉之類，反狀著明，負罪深重，則其後必無噍類，雖欲為愍隸而不可得矣。
哀哉！ 十二年正月，宜春侯黃彬往臨清練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