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眼”中的朦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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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我倒頗也覺得危險了。
後來看見李初梨說：“我以為一個作家，不管他是第一第二……第百第千階級的人，他都可以參加無産階級文學運動；不過我們先要審察他們的動機。
……”〔１６〕這才有些放心，但可慮的是對于我仍然要問階級。
“有閑便是有錢”；倘使無錢，該是第四階級〔１７〕，可以“參加無産階級文學運動”了罷，但我知道那時又要問“動機”。
總之，最要緊是“獲得無産階級的階級意識”，——這回可不能隻是“獲得大衆”便算完事了。
橫豎纏不清，最好還是讓李初梨去“由藝術的武器到武器的藝術”〔１８〕，讓成仿吾去坐在半租界裡積蓄“十萬兩無煙火藥”，我自己是照舊講“趣味”。
那成仿吾的“閑暇，閑暇，第三個閑暇”的切齒之聲，在我是覺得有趣的。
因為我記得曾有人批評我的小說，說是“第一個是冷靜，第二個是冷靜，第三個還是冷靜”，〔１９〕“冷靜”并不算好批判，但不知怎地竟像一闆斧劈着了這位革命的批評家的記憶中樞似的，從此“閑暇”也有三個了。
倘有四個，連《小說舊聞鈔》也不寫，或者隻有兩個，見得比較地忙，也許可以不至于被“奧伏赫變”〔２０〕（“除掉”的意思，Ａｕｆｈｅｂｅｎ的創造派的譯音，但我不解何以要譯得這幺難寫，在第四階級，一定比照描一個原文難）罷，所可惜的是偏偏是三個。
但先前所定的不“努力表現自己”之罪〔２１〕，大約總該也和成仿吾的“否定的否定”，一同勾消了。
創造派“為革命而文學”，所以仍舊要文學，文學是現在最緊要的一點，因為将“由藝術的武器，到武器的藝術”，一到“武器的藝術”的時候，便正如“由批判的武器，到用武器的批判”〔２２〕的時候一般，世界上有先例，“徘徊者變成同意者，反對者變成徘徊者”〔２３〕了。
但即刻又有一點不小的問題：為什幺不就到“武器的藝術”呢？ 這也很像“有産者差來的蘇秦的遊說”〔２４〕。
但當現在“無産者未曾從有産者意識解放以前”〔２５〕，這問題是總須起來的，不盡是資産階級的退兵或反攻的毒計。
因為這極徹底而勇猛的主張，同時即含有可疑的萌芽了。
那解答隻好是這樣：因為那邊正有“武器的藝術”，所以這邊隻能“藝術的武器”。
這藝術的武器，實在不過是不得已，是從無抵抗的幻影脫出，墜入紙戰鬥的新夢裡去了。
但革命的藝術家，也隻能以此維持自己的勇氣，他隻能這樣。
倘他犧牲了他的藝術，去使理論成為事實，就要怕不成其為革命的藝術家。
因此必然的應該坐在無産階級的陣營中，等待“武器的鐵和火”出現。
這出現之際，同時拿出“武器的藝術”來。
倘那時鐵和火的革命者已有一個“閑暇”，能靜聽他們自叙的功勳，那也就成為一樣的戰士了。
最後的勝利。
然而文藝是還是批判不清的，因為社會有許多層，有先進國的史實在；要取目前的例，則《文化批判》已經拖住ＵｐｔｏｎＳｉｎｃｌａｉｒ〔２６〕，《創造月刊》也背了Ｖｉｇｎｙ在“開步走”〔２７〕了。
倘使那時不說“不革命便是反革命”，革命的遲滞是“語絲派”之所為，給人家掃地也還可以得到半塊面包吃，我便将于八時間工作之暇，坐在黑房裡，續鈔我的《小說舊聞鈔》，有幾國的文藝也還是要談的，因為我喜歡。
所怕的隻是成仿吾們真像符拉特彌爾·伊力支〔２８〕一般，居然“獲得大衆”；那幺，他們大約更要飛躍又飛躍，連我也會升到貴族或皇帝階級裡，至少也總得充軍到北極圈内去了。
譯着的書都禁止，自然不待言。
不遠總有一個大時代要到來。
現在創造派的革命文學家和無産階級作家雖然不得已而玩着“藝術的武器”，而有着“武器的藝術”的非革命武學家也玩起這玩意兒來了，有幾種笑迷迷的期刊〔２９〕便是這。
他們自己也不大相信手裡的“武器的藝術”了罷。
那幺，這一種最高的藝術——“武器的藝術”現在究竟落在誰的手裡了呢？隻要尋得到，便知道中國的最近的将來。
二月二十三日，上海。
〔１〕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二日《語絲》第四卷第十一期。
本篇是魯迅針對一九二八年初創造社、太陽社對他的批評而寫的。
當時創造社等的批評和魯迅的反駁，曾在革命文學陣營内部形成了一次以革命文學問題為中心的論争。
這次論争擴大了革命文學運動的影響，促進了文化界對革命文學問題的注意。
但創造社、太陽社的某些成員，在試圖運用馬克思主義原理于中國革命的實際和文藝領域時，出現過嚴重的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傾向，對魯迅作了錯誤的分析，對他采取了排斥以至無原則的攻擊的态度。
後來他們改變了排斥魯迅的立場，與魯迅共同組織中國左翼作家聯盟。
〔２〕馮乃超廣東南海人，作家，後期創造社成員。
“醉眼陶然”，見他在
後來看見李初梨說：“我以為一個作家，不管他是第一第二……第百第千階級的人，他都可以參加無産階級文學運動；不過我們先要審察他們的動機。
……”〔１６〕這才有些放心，但可慮的是對于我仍然要問階級。
“有閑便是有錢”；倘使無錢，該是第四階級〔１７〕，可以“參加無産階級文學運動”了罷，但我知道那時又要問“動機”。
總之，最要緊是“獲得無産階級的階級意識”，——這回可不能隻是“獲得大衆”便算完事了。
橫豎纏不清，最好還是讓李初梨去“由藝術的武器到武器的藝術”〔１８〕，讓成仿吾去坐在半租界裡積蓄“十萬兩無煙火藥”，我自己是照舊講“趣味”。
那成仿吾的“閑暇，閑暇，第三個閑暇”的切齒之聲，在我是覺得有趣的。
因為我記得曾有人批評我的小說，說是“第一個是冷靜，第二個是冷靜，第三個還是冷靜”，〔１９〕“冷靜”并不算好批判，但不知怎地竟像一闆斧劈着了這位革命的批評家的記憶中樞似的，從此“閑暇”也有三個了。
倘有四個，連《小說舊聞鈔》也不寫，或者隻有兩個，見得比較地忙，也許可以不至于被“奧伏赫變”〔２０〕（“除掉”的意思，Ａｕｆｈｅｂｅｎ的創造派的譯音，但我不解何以要譯得這幺難寫，在第四階級，一定比照描一個原文難）罷，所可惜的是偏偏是三個。
但先前所定的不“努力表現自己”之罪〔２１〕，大約總該也和成仿吾的“否定的否定”，一同勾消了。
創造派“為革命而文學”，所以仍舊要文學，文學是現在最緊要的一點，因為将“由藝術的武器，到武器的藝術”，一到“武器的藝術”的時候，便正如“由批判的武器，到用武器的批判”〔２２〕的時候一般，世界上有先例，“徘徊者變成同意者，反對者變成徘徊者”〔２３〕了。
但即刻又有一點不小的問題：為什幺不就到“武器的藝術”呢？ 這也很像“有産者差來的蘇秦的遊說”〔２４〕。
但當現在“無産者未曾從有産者意識解放以前”〔２５〕，這問題是總須起來的，不盡是資産階級的退兵或反攻的毒計。
因為這極徹底而勇猛的主張，同時即含有可疑的萌芽了。
那解答隻好是這樣：因為那邊正有“武器的藝術”，所以這邊隻能“藝術的武器”。
這藝術的武器，實在不過是不得已，是從無抵抗的幻影脫出，墜入紙戰鬥的新夢裡去了。
但革命的藝術家，也隻能以此維持自己的勇氣，他隻能這樣。
倘他犧牲了他的藝術，去使理論成為事實，就要怕不成其為革命的藝術家。
因此必然的應該坐在無産階級的陣營中，等待“武器的鐵和火”出現。
這出現之際，同時拿出“武器的藝術”來。
倘那時鐵和火的革命者已有一個“閑暇”，能靜聽他們自叙的功勳，那也就成為一樣的戰士了。
最後的勝利。
然而文藝是還是批判不清的，因為社會有許多層，有先進國的史實在；要取目前的例，則《文化批判》已經拖住ＵｐｔｏｎＳｉｎｃｌａｉｒ〔２６〕，《創造月刊》也背了Ｖｉｇｎｙ在“開步走”〔２７〕了。
倘使那時不說“不革命便是反革命”，革命的遲滞是“語絲派”之所為，給人家掃地也還可以得到半塊面包吃，我便将于八時間工作之暇，坐在黑房裡，續鈔我的《小說舊聞鈔》，有幾國的文藝也還是要談的，因為我喜歡。
所怕的隻是成仿吾們真像符拉特彌爾·伊力支〔２８〕一般，居然“獲得大衆”；那幺，他們大約更要飛躍又飛躍，連我也會升到貴族或皇帝階級裡，至少也總得充軍到北極圈内去了。
譯着的書都禁止，自然不待言。
不遠總有一個大時代要到來。
現在創造派的革命文學家和無産階級作家雖然不得已而玩着“藝術的武器”，而有着“武器的藝術”的非革命武學家也玩起這玩意兒來了，有幾種笑迷迷的期刊〔２９〕便是這。
他們自己也不大相信手裡的“武器的藝術”了罷。
那幺，這一種最高的藝術——“武器的藝術”現在究竟落在誰的手裡了呢？隻要尋得到，便知道中國的最近的将來。
二月二十三日，上海。
〔１〕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二日《語絲》第四卷第十一期。
本篇是魯迅針對一九二八年初創造社、太陽社對他的批評而寫的。
當時創造社等的批評和魯迅的反駁，曾在革命文學陣營内部形成了一次以革命文學問題為中心的論争。
這次論争擴大了革命文學運動的影響，促進了文化界對革命文學問題的注意。
但創造社、太陽社的某些成員，在試圖運用馬克思主義原理于中國革命的實際和文藝領域時，出現過嚴重的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傾向，對魯迅作了錯誤的分析，對他采取了排斥以至無原則的攻擊的态度。
後來他們改變了排斥魯迅的立場，與魯迅共同組織中國左翼作家聯盟。
〔２〕馮乃超廣東南海人，作家，後期創造社成員。
“醉眼陶然”，見他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