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鐘樓上（夜記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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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夜貼一丈多長的榜。
但到第二天的早晨，就被撕掉了，于是又寫榜。
于是辯論：分數多寡的辯論；及格與否的辯論；教員有無私心的辯論；優待革命青年，優待的程度，我說已優，他說未優的辯論；補救落第，我說權不在我，他說在我，我說無法，他說有法的辯論；試題的難易，我說不難，他說太難的辯論；還有因為有族人在台灣，自己也可以算作台灣人，取得優待“被壓迫民族”的特權與否的辯論；還有人本無名，所以無所謂冒名頂替的玄學底辯論……。
這樣地一天一天的過去，而每夜是十多匹——或二十匹——老鼠的馳騁，早上是三位工友的響亮的歌聲。
現在想起那時的辯論來，人是多幺和有限的生命開着玩笑呵。
然而那時卻并無怨尤，隻有一事覺得頗為變得特别：對于收到的長信漸漸有些仇視了。
這種長信，本是常常收到的，一向并不為奇。
但這時竟漸嫌其長，如果看完一張，還未說出本意，便覺得煩厭。
有時見熟人在旁，就托付他，請他看後告訴我信中的主旨。
“不錯。
‘寫長信，就是反革命的！’”我一面想。
我當時是否也如Ｋ委員似的眉頭打結呢，未曾照鏡，不得而知。
僅記得即刻也自覺到我的開會和辯論的生涯，似乎難以稱為“在革命”，為自便計，将前判加以修正了：“不。
‘反革命’太重，應該說是‘不革命’的。
然而還太重。
其實是，——寫長信，不過是吃得太閑空罷了。
” 有人說，文化之興，須有餘裕，據我在鐘樓上的經驗，大緻是真的罷。
閑人所造的文化，自然隻适宜于閑人，近來有些人磨拳擦掌，大鳴不平，正是毫不足怪，——其實，便是這鐘樓，也何嘗不造得蹊跷。
但是，四萬萬男女同胞，僑胞，異胞之中，有的是“飽食終日，無所用心”〔１４〕，有的是“群居終日，言不及義”〔１５〕。
怎不造出相當的文藝來呢？隻說文藝，範圍小，容易些。
那結論隻好是這樣：有餘裕，未必能創作；而要創作，是必須有餘裕的。
故“花呀月呀”，不出于啼饑号寒者之口，而“一手奠定中國的文壇”〔１６〕，亦為苦工豬仔所不敢望也。
我以為這一說于我倒是很好的，我已經自覺到自己久已不動筆，但這事卻應該歸罪于匆忙。
大約就在這時候，《新時代》上又發表了一篇《魯迅先生往那裡躲》，宋雲彬〔１７〕先生做的。
文中有這樣的對于我的警告： “他到了中大，不但不曾恢複他‘呐喊’的勇氣，并且似乎在說‘在北方時受着種種迫壓，種種刺激，到這裡來沒有壓迫和刺激，也就無話可說了’。
噫嘻！異哉！ 魯迅先生竟跑出了現社會，躲向牛角尖裡去了。
舊社會死去的苦痛，新社會生出的苦痛，多多少放在他眼前，他竟熟視無睹！他把人生的鏡子藏起來了，他把自己回複到過去時代去了，噫嘻！異哉！魯迅先生躲避了。
” 而編輯者還很客氣，用案語聲明着這是對于我的好意的希望和慫恿，并非惡意的笑罵的文章。
這是我很明白的，記得看見時頗為感動。
因此也曾想如上文所說的那樣，寫一點東西，聲明我雖不呐喊，卻正在辯論和開會，有時一天隻吃一頓飯，有時隻吃一條魚，也還未失掉了勇氣。
《在鐘樓上》就是豫定的題目。
然而一則還是因為辯論和開會，二則因為篇首引有拉狄克〔１８〕的兩句話，另外又引起了我許多雜亂的感想，很想說出，終于反而擱下了。
那兩句話是：“在一個最大的社會改變的時代，文學家不能做旁觀者！” 但拉狄克的話，是為了葉遂甯〔１９〕和梭波裡〔２０〕的自殺而發的。
他那一篇《無家可歸的藝術家》譯載在一種期刊上時，曾經使我發生過暫時的思索。
我因此知道凡有革命以前的幻想或理想的革命詩人，很可有碰死在自己所讴歌希望的現實上的運命；而現實的革命倘不粉碎了這類詩人的幻想或理想，則這革命也還是布告上的空談。
但葉遂甯和梭波裡是未可厚非的，他們先後給自己唱了挽歌，他們有真實。
他們以自己的沉沒，證明着革命的前行。
他們到底并不是旁觀者。
但我初到廣
但到第二天的早晨，就被撕掉了，于是又寫榜。
于是辯論：分數多寡的辯論；及格與否的辯論；教員有無私心的辯論；優待革命青年，優待的程度，我說已優，他說未優的辯論；補救落第，我說權不在我，他說在我，我說無法，他說有法的辯論；試題的難易，我說不難，他說太難的辯論；還有因為有族人在台灣，自己也可以算作台灣人，取得優待“被壓迫民族”的特權與否的辯論；還有人本無名，所以無所謂冒名頂替的玄學底辯論……。
這樣地一天一天的過去，而每夜是十多匹——或二十匹——老鼠的馳騁，早上是三位工友的響亮的歌聲。
現在想起那時的辯論來，人是多幺和有限的生命開着玩笑呵。
然而那時卻并無怨尤，隻有一事覺得頗為變得特别：對于收到的長信漸漸有些仇視了。
這種長信，本是常常收到的，一向并不為奇。
但這時竟漸嫌其長，如果看完一張，還未說出本意，便覺得煩厭。
有時見熟人在旁，就托付他，請他看後告訴我信中的主旨。
“不錯。
‘寫長信，就是反革命的！’”我一面想。
我當時是否也如Ｋ委員似的眉頭打結呢，未曾照鏡，不得而知。
僅記得即刻也自覺到我的開會和辯論的生涯，似乎難以稱為“在革命”，為自便計，将前判加以修正了：“不。
‘反革命’太重，應該說是‘不革命’的。
然而還太重。
其實是，——寫長信，不過是吃得太閑空罷了。
” 有人說，文化之興，須有餘裕，據我在鐘樓上的經驗，大緻是真的罷。
閑人所造的文化，自然隻适宜于閑人，近來有些人磨拳擦掌，大鳴不平，正是毫不足怪，——其實，便是這鐘樓，也何嘗不造得蹊跷。
但是，四萬萬男女同胞，僑胞，異胞之中，有的是“飽食終日，無所用心”〔１４〕，有的是“群居終日，言不及義”〔１５〕。
怎不造出相當的文藝來呢？隻說文藝，範圍小，容易些。
那結論隻好是這樣：有餘裕，未必能創作；而要創作，是必須有餘裕的。
故“花呀月呀”，不出于啼饑号寒者之口，而“一手奠定中國的文壇”〔１６〕，亦為苦工豬仔所不敢望也。
我以為這一說于我倒是很好的，我已經自覺到自己久已不動筆，但這事卻應該歸罪于匆忙。
大約就在這時候，《新時代》上又發表了一篇《魯迅先生往那裡躲》，宋雲彬〔１７〕先生做的。
文中有這樣的對于我的警告： “他到了中大，不但不曾恢複他‘呐喊’的勇氣，并且似乎在說‘在北方時受着種種迫壓，種種刺激，到這裡來沒有壓迫和刺激，也就無話可說了’。
噫嘻！異哉！ 魯迅先生竟跑出了現社會，躲向牛角尖裡去了。
舊社會死去的苦痛，新社會生出的苦痛，多多少放在他眼前，他竟熟視無睹！他把人生的鏡子藏起來了，他把自己回複到過去時代去了，噫嘻！異哉！魯迅先生躲避了。
” 而編輯者還很客氣，用案語聲明着這是對于我的好意的希望和慫恿，并非惡意的笑罵的文章。
這是我很明白的，記得看見時頗為感動。
因此也曾想如上文所說的那樣，寫一點東西，聲明我雖不呐喊，卻正在辯論和開會，有時一天隻吃一頓飯，有時隻吃一條魚，也還未失掉了勇氣。
《在鐘樓上》就是豫定的題目。
然而一則還是因為辯論和開會，二則因為篇首引有拉狄克〔１８〕的兩句話，另外又引起了我許多雜亂的感想，很想說出，終于反而擱下了。
那兩句話是：“在一個最大的社會改變的時代，文學家不能做旁觀者！” 但拉狄克的話，是為了葉遂甯〔１９〕和梭波裡〔２０〕的自殺而發的。
他那一篇《無家可歸的藝術家》譯載在一種期刊上時，曾經使我發生過暫時的思索。
我因此知道凡有革命以前的幻想或理想的革命詩人，很可有碰死在自己所讴歌希望的現實上的運命；而現實的革命倘不粉碎了這類詩人的幻想或理想，則這革命也還是布告上的空談。
但葉遂甯和梭波裡是未可厚非的，他們先後給自己唱了挽歌，他們有真實。
他們以自己的沉沒，證明着革命的前行。
他們到底并不是旁觀者。
但我初到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