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鐘樓上（夜記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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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還是我在廈門的時候，柏生〔２〕從廣州來，告訴我說，愛而〔３〕君也在那裡了。
大概是來尋求新的生命的罷，曾經寫了一封長信給Ｋ委員〔４〕，說明自己的過去和将來的志望。
“你知道有一個叫愛而的幺？他寫了一封長信給我，我沒有看完。
其實，這種文學家的樣子，寫長信，就是反革命的！”有一天，Ｋ委員對柏生說。
又有一天，柏生又告訴了愛而，愛而跳起來道：“怎幺？……怎幺說我是反革命的呢？！” 廈門還正是和暖的深秋，野石榴開在山中，黃的花——不知道叫什幺名字——開在樓下。
我在用花剛石牆包圍着的樓屋裡聽到這小小的故事，Ｋ委員的眉頭打結的正經的臉，愛而的活潑中帶着沉悶的年青的臉，便一齊在眼前出現，又仿佛如見當Ｋ委員的眉頭打結的面前，愛而跳了起來，——我不禁從窗隙間望着遠天失笑了。
但同時也記起了蘇俄曾經有名的詩人，《十二個》的作者勃洛克〔５〕的話來：“共産黨不妨礙做詩，但于覺得自己是大作家的事卻有妨礙。
大作家者，是感覺自己一切創作的核心，在自己裡面保持着規律的。
” 共産黨和詩，革命和長信，真有這樣地不相容幺？我想。
以上是那時的我想。
這時我又想，在這裡有插入幾句聲明的必要： 我不過說是變革和文藝之不相容，并非在暗示那時的廣州政府是共産政府或委員是共産黨。
這些事我一點不知道。
隻有若幹已經“正法”的人們，至今不聽見有人鳴冤或冤鬼訴苦，想來一定是真的共産黨罷。
至于有一些，則一時雖然從一方面得了這樣的谥号，但後來兩方相見，杯酒言歡，就明白先前都是誤解，其實是本來可以合作的。
必要已畢，于是放心回到本題。
卻說愛而君不久也給了我一封信，通知我已經有了工作了。
信不甚長，大約還有被冤為“反革命”的餘痛罷。
但又發出牢騷來：一，給他坐在飯鍋旁邊，無聊得很；二，有一回正在按風琴，一個漠不相識的女郎來送給他一包點心，就弄得他神經過敏，以為北方女子太死闆而南方女子太活潑，不禁“感慨系之矣”〔６〕了。
關于第一點，我在秋蚊圍攻中所寫的回信中置之不答。
夫面前無飯鍋而覺得無聊，覺得苦痛，人之常情也，現在已見飯鍋，還要無聊，則明明是發了革命熱。
老實說，遠地方在革命，不相識的人們在革命，我是的确有點高興聽的，然而——沒有法子，索性老實說罷，——如果我的身邊革起命來，或者我所熟識的人去革命，我就沒有這幺高興聽。
有人說我應該拚命去革命，我自然不敢不以為然，但如叫我靜靜地坐下，調給我一杯罐頭牛奶喝，我往往更感激。
但是，倘說，你就死心塌地地從飯鍋裡裝飯吃罷，那是不像樣的；然而叫他離開飯鍋去拚命，卻又說不出口，因為愛而是我的極熟的熟人。
于是隻好襲用仙傳的古法，裝聾作啞，置之不問不聞之列。
隻對于第二點加以猛烈的教誡，大緻是說他“死闆”和“活潑”既然都不贊成，即等于主張女性應該不死不活，那是萬分不對的。
約略一個多月之後，我抱着和愛而一類的夢，到了廣州，在飯鍋旁邊坐下時，他早已不在那裡了，也許竟并沒有接到我的信。
我住的是中山大學中最中央而最高的處所，通稱“大鐘樓”。
一月之後，聽得一個戴瓜皮小帽的秘書說，才知道這是最優待的住所，非“主任”之流是不準住的。
但後來我一搬出，又聽說就給一位辦事員住進去了，莫明其妙。
不過當我住在那裡的時候，總還是非主任之流即不準住的地方，所以直到知道辦事員搬進去了的那一天為止，我總是常常又感激，又慚愧。
然而這優待室卻并非容易居住的所在，至少的缺點，是不很能夠睡覺的。
一到夜間，便有十多匹——也許二十來匹罷，我不能知道确數——老鼠出現，馳騁文壇，什幺都不管。
隻要可吃的，它就吃，并且能開盒子蓋，廣州中山大學裡非主任之流即不準住的樓上的老鼠，仿佛也特别聰明似的，我在别地方未曾遇到過。
到清晨呢，就有“工友”們大聲唱歌，——我所
大概是來尋求新的生命的罷，曾經寫了一封長信給Ｋ委員〔４〕，說明自己的過去和将來的志望。
“你知道有一個叫愛而的幺？他寫了一封長信給我，我沒有看完。
其實，這種文學家的樣子，寫長信，就是反革命的！”有一天，Ｋ委員對柏生說。
又有一天，柏生又告訴了愛而，愛而跳起來道：“怎幺？……怎幺說我是反革命的呢？！” 廈門還正是和暖的深秋，野石榴開在山中，黃的花——不知道叫什幺名字——開在樓下。
我在用花剛石牆包圍着的樓屋裡聽到這小小的故事，Ｋ委員的眉頭打結的正經的臉，愛而的活潑中帶着沉悶的年青的臉，便一齊在眼前出現，又仿佛如見當Ｋ委員的眉頭打結的面前，愛而跳了起來，——我不禁從窗隙間望着遠天失笑了。
但同時也記起了蘇俄曾經有名的詩人，《十二個》的作者勃洛克〔５〕的話來：“共産黨不妨礙做詩，但于覺得自己是大作家的事卻有妨礙。
大作家者，是感覺自己一切創作的核心，在自己裡面保持着規律的。
” 共産黨和詩，革命和長信，真有這樣地不相容幺？我想。
以上是那時的我想。
這時我又想，在這裡有插入幾句聲明的必要： 我不過說是變革和文藝之不相容，并非在暗示那時的廣州政府是共産政府或委員是共産黨。
這些事我一點不知道。
隻有若幹已經“正法”的人們，至今不聽見有人鳴冤或冤鬼訴苦，想來一定是真的共産黨罷。
至于有一些，則一時雖然從一方面得了這樣的谥号，但後來兩方相見，杯酒言歡，就明白先前都是誤解，其實是本來可以合作的。
必要已畢，于是放心回到本題。
卻說愛而君不久也給了我一封信，通知我已經有了工作了。
信不甚長，大約還有被冤為“反革命”的餘痛罷。
但又發出牢騷來：一，給他坐在飯鍋旁邊，無聊得很；二，有一回正在按風琴，一個漠不相識的女郎來送給他一包點心，就弄得他神經過敏，以為北方女子太死闆而南方女子太活潑，不禁“感慨系之矣”〔６〕了。
關于第一點，我在秋蚊圍攻中所寫的回信中置之不答。
夫面前無飯鍋而覺得無聊，覺得苦痛，人之常情也，現在已見飯鍋，還要無聊，則明明是發了革命熱。
老實說，遠地方在革命，不相識的人們在革命，我是的确有點高興聽的，然而——沒有法子，索性老實說罷，——如果我的身邊革起命來，或者我所熟識的人去革命，我就沒有這幺高興聽。
有人說我應該拚命去革命，我自然不敢不以為然，但如叫我靜靜地坐下，調給我一杯罐頭牛奶喝，我往往更感激。
但是，倘說，你就死心塌地地從飯鍋裡裝飯吃罷，那是不像樣的；然而叫他離開飯鍋去拚命，卻又說不出口，因為愛而是我的極熟的熟人。
于是隻好襲用仙傳的古法，裝聾作啞，置之不問不聞之列。
隻對于第二點加以猛烈的教誡，大緻是說他“死闆”和“活潑”既然都不贊成，即等于主張女性應該不死不活，那是萬分不對的。
約略一個多月之後，我抱着和愛而一類的夢，到了廣州，在飯鍋旁邊坐下時，他早已不在那裡了，也許竟并沒有接到我的信。
我住的是中山大學中最中央而最高的處所，通稱“大鐘樓”。
一月之後，聽得一個戴瓜皮小帽的秘書說，才知道這是最優待的住所，非“主任”之流是不準住的。
但後來我一搬出，又聽說就給一位辦事員住進去了，莫明其妙。
不過當我住在那裡的時候，總還是非主任之流即不準住的地方，所以直到知道辦事員搬進去了的那一天為止，我總是常常又感激，又慚愧。
然而這優待室卻并非容易居住的所在，至少的缺點，是不很能夠睡覺的。
一到夜間，便有十多匹——也許二十來匹罷，我不能知道确數——老鼠出現，馳騁文壇，什幺都不管。
隻要可吃的，它就吃，并且能開盒子蓋，廣州中山大學裡非主任之流即不準住的樓上的老鼠，仿佛也特别聰明似的，我在别地方未曾遇到過。
到清晨呢，就有“工友”們大聲唱歌，——我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