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今的新文學的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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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二十二日在燕京大學國文學會講這一年多，我不很向青年諸君說什幺話了，因為革命以來，言論的路很窄小，不是過激，便是反動，于大家都無益處。
這一次回到北平，幾位舊識的人要我到這裡來講幾句，情不可卻，隻好來講幾句。
但因為種種瑣事，終于沒有想定究竟來講什幺——連題目都沒有。
那題目，原是想在車上拟定的，但因為道路壞，汽車颠起來有尺多高，無從想起。
我于是偶然感到，外來的東西，單取一件，是不行的，有汽車也須有好道路，一切事總免不掉環境的影響。
文學——在中國的所謂新文學，所謂革命文學，也是如此。
中國的文化，便是怎樣的愛國者，恐怕也大概不能不承認是有些落後。
新的事物，都是從外面侵入的。
新的勢力來到了，大多數的人們還是莫名其妙。
北平還不到這樣，譬如上海租界，那情形，外國人是處在中央，那外面，圍着一群翻譯，包探，巡捕，西崽〔２〕……之類，是懂得外國話，熟悉租界章程的。
這一圈之外，才是許多老百姓。
老百姓一到洋場，永遠不會明白真實情形，外國人說“Ｙｅｓ”〔３〕，翻譯道，“他在說打一個耳光”，外國人說“Ｎｏ”〔４〕，翻出來卻是他說“去槍斃”。
倘想要免去這一類無謂的冤苦，首先是在知道得多一點，沖破了這一個圈子。
在文學界也一樣，我們知道得太不多，而幫助我們知識的材料也太少。
梁實秋有一個白璧德，徐志摩〔５〕有一個泰戈爾胡适之有一個杜威〔６〕，——是的，徐志摩還有一個曼殊斐兒，他到她墳上去哭過，〔７〕——創造社有革命文學，時行的文學。
不過附和的，創作的很有，研究的卻不多，直到現在，還是給幾個出題目的人們圈了起來。
各種文學，都是應環境而産生的，推崇文藝的人，雖喜歡說文藝足以煽起風波來，但在事實上，卻是政治先行，文藝後變。
倘以為文藝可以改變環境，那是“唯心”之談，事實的出現，并不如文學家所豫想。
所以巨大的革命，以前的所謂革命文學者還須滅亡，待到革命略有結果，略有喘息的餘裕，這才産生新的革命文學者。
為什幺呢，因為舊社會将近崩壞之際，是常常會有近似帶革命性的文學作品出現的，然而其實并非真的革命文學。
例如：或者憎惡舊社會，而隻是憎惡，更沒有對于将來的理想；或者也大呼改造社會，而問他要怎樣的社會，卻是不能實現的烏托邦〔８〕；或者自己活得無聊了，便空泛地希望一大轉變，來作刺戟，正如飽于飲食的人，想吃些辣椒爽口；更下的是原是舊式人物，但在社會裡失敗了，卻想另挂新招牌，靠新興勢力獲得更好的地位。
希望革命的文人，革命一到，反而沉默下去的例子，在中國便曾有過的。
即如清末的南社〔９〕，便是鼓吹革命的文學團體，他們歎漢族的被壓制，憤滿人的兇橫，渴望着“光複舊物”。
但民國成立以後，倒寂然無聲了。
我想，這是因為他們的理想，是在革命以後，“重見漢官威儀〔１０〕”，峨冠博帶。
而事實并不這樣，所以反而索然無味，不想執筆了。
俄國的例子尤為明顯，十月革命開初，也曾有許多革命文學家非常驚喜，歡迎這暴風雨的襲來，願受風雷的試煉。
但後來，詩人葉遂甯，小說家索波裡自殺了，近來還聽說有名的小說家愛倫堡〔１１〕有些反動。
這是什幺緣故呢？就因為四面襲來的并不是暴風雨，來試煉的也并非風雷，卻是老老實實的“革命”。
空想被擊碎了，人也就活不下去，這倒不如古時候相信死後靈魂上天，坐在上帝旁邊吃點心的詩人們福氣。
〔１２〕因為他們在達到目的之前，已經死掉了。
中國，據說，自然是已經革了命，——政治上也許如此罷，但在文藝上，卻并沒有改變。
有人說，“小資産階級文學之擡頭”〔１３〕了，其實是，小資産階級文學在那裡呢，連“頭”也沒有，那裡說得到“擡”。
這照我上面所講的推論起來，就是文學并不變化和興旺，所反映的便是并無革命和進步，——雖然革命家聽了也許不大喜歡。
至于創造社所提倡的，更徹底的革命文學——無産階級文學，自然更不過是一個題目。
這邊也禁，那邊也禁的王獨清的從上海租界裡遙望廣州暴動的詩，〔１４〕“ＰｏｎｇＰｏｎｇＰｏｎｇ”，鉛字逐漸大了起來，隻在說明他曾為電影的字幕和上海的醬園招牌所感動，有模仿勃洛克的《十二個》之志而無其力和才。
郭沫若的《一隻手》〔１５〕是很有人推為佳作的，但内容說一個革命者革命之後失了一隻手，所餘的一隻還能和愛人握手的事，卻未免“失”得太巧。
五體，四肢之中，倘要失去其一，實在還不如一隻手；一條腿就不便，頭自然更不行了。
隻準備失去一隻手，是能減少戰鬥的勇往之氣的；我想，革命者所不惜犧牲的，一定不隻這一點。
《一隻手》也還是窮秀才落難，後來終于中狀元，諧花燭的老調。
但這些卻也正是中國現狀的一種反映。
新近上海出版的革命文學的一本書的封面上，畫着一把鋼叉，這是從《苦悶的象征》〔１６〕的書面上取來的，叉的中間的一條尖刺上，又安一個鐵錘，這是從蘇聯的旗子上取來的。
然
這一次回到北平，幾位舊識的人要我到這裡來講幾句，情不可卻，隻好來講幾句。
但因為種種瑣事，終于沒有想定究竟來講什幺——連題目都沒有。
那題目，原是想在車上拟定的，但因為道路壞，汽車颠起來有尺多高，無從想起。
我于是偶然感到，外來的東西，單取一件，是不行的，有汽車也須有好道路，一切事總免不掉環境的影響。
文學——在中國的所謂新文學，所謂革命文學，也是如此。
中國的文化，便是怎樣的愛國者，恐怕也大概不能不承認是有些落後。
新的事物，都是從外面侵入的。
新的勢力來到了，大多數的人們還是莫名其妙。
北平還不到這樣，譬如上海租界，那情形，外國人是處在中央，那外面，圍着一群翻譯，包探，巡捕，西崽〔２〕……之類，是懂得外國話，熟悉租界章程的。
這一圈之外，才是許多老百姓。
老百姓一到洋場，永遠不會明白真實情形，外國人說“Ｙｅｓ”〔３〕，翻譯道，“他在說打一個耳光”，外國人說“Ｎｏ”〔４〕，翻出來卻是他說“去槍斃”。
倘想要免去這一類無謂的冤苦，首先是在知道得多一點，沖破了這一個圈子。
在文學界也一樣，我們知道得太不多，而幫助我們知識的材料也太少。
梁實秋有一個白璧德，徐志摩〔５〕有一個泰戈爾胡适之有一個杜威〔６〕，——是的，徐志摩還有一個曼殊斐兒，他到她墳上去哭過，〔７〕——創造社有革命文學，時行的文學。
不過附和的，創作的很有，研究的卻不多，直到現在，還是給幾個出題目的人們圈了起來。
各種文學，都是應環境而産生的，推崇文藝的人，雖喜歡說文藝足以煽起風波來，但在事實上，卻是政治先行，文藝後變。
倘以為文藝可以改變環境，那是“唯心”之談，事實的出現，并不如文學家所豫想。
所以巨大的革命，以前的所謂革命文學者還須滅亡，待到革命略有結果，略有喘息的餘裕，這才産生新的革命文學者。
為什幺呢，因為舊社會将近崩壞之際，是常常會有近似帶革命性的文學作品出現的，然而其實并非真的革命文學。
例如：或者憎惡舊社會，而隻是憎惡，更沒有對于将來的理想；或者也大呼改造社會，而問他要怎樣的社會，卻是不能實現的烏托邦〔８〕；或者自己活得無聊了，便空泛地希望一大轉變，來作刺戟，正如飽于飲食的人，想吃些辣椒爽口；更下的是原是舊式人物，但在社會裡失敗了，卻想另挂新招牌，靠新興勢力獲得更好的地位。
希望革命的文人，革命一到，反而沉默下去的例子，在中國便曾有過的。
即如清末的南社〔９〕，便是鼓吹革命的文學團體，他們歎漢族的被壓制，憤滿人的兇橫，渴望着“光複舊物”。
但民國成立以後，倒寂然無聲了。
我想，這是因為他們的理想，是在革命以後，“重見漢官威儀〔１０〕”，峨冠博帶。
而事實并不這樣，所以反而索然無味，不想執筆了。
俄國的例子尤為明顯，十月革命開初，也曾有許多革命文學家非常驚喜，歡迎這暴風雨的襲來，願受風雷的試煉。
但後來，詩人葉遂甯，小說家索波裡自殺了，近來還聽說有名的小說家愛倫堡〔１１〕有些反動。
這是什幺緣故呢？就因為四面襲來的并不是暴風雨，來試煉的也并非風雷，卻是老老實實的“革命”。
空想被擊碎了，人也就活不下去，這倒不如古時候相信死後靈魂上天，坐在上帝旁邊吃點心的詩人們福氣。
〔１２〕因為他們在達到目的之前，已經死掉了。
中國，據說，自然是已經革了命，——政治上也許如此罷，但在文藝上，卻并沒有改變。
有人說，“小資産階級文學之擡頭”〔１３〕了，其實是，小資産階級文學在那裡呢，連“頭”也沒有，那裡說得到“擡”。
這照我上面所講的推論起來，就是文學并不變化和興旺，所反映的便是并無革命和進步，——雖然革命家聽了也許不大喜歡。
至于創造社所提倡的，更徹底的革命文學——無産階級文學，自然更不過是一個題目。
這邊也禁，那邊也禁的王獨清的從上海租界裡遙望廣州暴動的詩，〔１４〕“ＰｏｎｇＰｏｎｇＰｏｎｇ”，鉛字逐漸大了起來，隻在說明他曾為電影的字幕和上海的醬園招牌所感動，有模仿勃洛克的《十二個》之志而無其力和才。
郭沫若的《一隻手》〔１５〕是很有人推為佳作的，但内容說一個革命者革命之後失了一隻手，所餘的一隻還能和愛人握手的事，卻未免“失”得太巧。
五體，四肢之中，倘要失去其一，實在還不如一隻手；一條腿就不便，頭自然更不行了。
隻準備失去一隻手，是能減少戰鬥的勇往之氣的；我想，革命者所不惜犧牲的，一定不隻這一點。
《一隻手》也還是窮秀才落難，後來終于中狀元，諧花燭的老調。
但這些卻也正是中國現狀的一種反映。
新近上海出版的革命文學的一本書的封面上，畫着一把鋼叉，這是從《苦悶的象征》〔１６〕的書面上取來的，叉的中間的一條尖刺上，又安一個鐵錘，這是從蘇聯的旗子上取來的。
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