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并Ｙ來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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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頭子差不多了，然而這是在這樣的社會組織之下，勢所必至的事。
對于他們，攻擊的人又正多，我何必再來助人下石呢，所以我所揭發的黑暗是隻有一方面的，本意實在并不在欺蒙閱讀的青年。
以上是我尚在北京，就是成仿吾所謂“蒙在鼓裡”做小資産階級時候的事。
但還是因為行文不慎，飯碗敲破了，并且非走不可了，所以不待“無煙火藥”來轟，便輾轉跑到了“革命策源地”。
住了兩月，我就駭然，原來往日所聞，全是謠言，這地方，卻正是軍人和商人所主宰的國土。
于是接着是清黨，詳細的事實，報章上是不大見的，隻有些風聞。
我正有些神經過敏，于是覺得正像是“聚而殲旃”〔６〕，很不免哀痛。
雖然明知道這是“淺薄的人道主義”〔７〕，不時髦已經有兩三年了，但因為小資産階級根性未除，于心總是戚戚。
那時我就想到我恐怕也是安排筵宴的一個人，就在答有恒先生的信中，表白了幾句。
先前的我的言論，的确失敗了，這還是因為我料事之不明。
那原因，大約就在多年“坐在玻璃窗下，醉眼朦胧看人生”的緣故。
然而那幺風雲變幻的事，恐怕也界上是不多有的，我沒有料到，未曾描寫，可見我還不很有“毒筆”。
但是，那時的情形，卻連在十字街頭，在民間，在官間，前看五十年的超時代的革命文學家也似乎沒有看到，所以毫不先行“理論鬥争”。
否則，該可以救出許多人的罷。
我在這裡引出革命文學家來，并非要在事後譏笑他們的愚昧，不過是說，我的看不到後來的變幻，乃是我還欠刻毒，因此便發生錯誤，并非我和什幺人協商，或自己要做什幺，立意來欺人。
但立意怎樣，于事實是無幹的。
我疑心吃苦的人們中，或不免有看了我的文章，受了刺戟，于是挺身出而革命的青年，所以實在很苦痛。
但這也因為我天生的不是革命家的緣故，倘是革命巨子，看這一點犧牲，是不算一回事的。
第一是自己活着，能永遠做指導，因為沒有指導，革命便不成功了。
你看革命文學家，就都在上海租界左近，一有風吹草動，就有洋鬼子造成的鐵絲網，将反革命文學的華界隔離，于是從那裡面擲出無煙火藥——約十萬兩——來，轟然一聲，一切有閑階級便都“奧伏赫變”了。
那些革命文學家，大抵是今年發生的，有一大串。
雖然還在互相标榜，或互相排斥，我也分不清是“革命已經成功”的文學家呢，還是“革命尚未成功”的文學家。
不過似乎說是因為有了我的一本《呐喊》或《野草》，或我們印了《語絲》，所以革命還未成功，或青年懶于革命了。
這口吻卻大家大略一緻的。
這是今年革命文學界的輿論。
對于這些輿論，我雖然又好氣又好笑，但也頗有些高興。
因為雖然得了延誤革命的罪狀，而一面卻免去誘殺青年的内疚了。
那幺，一切死者，傷者，吃苦者，都和我無關。
先前真是擅負責任。
我先前是立意要不講演，不教書，不發議論，使我的名字從社會上死去，算是我的贖罪的，今年倒心裡輕松了，又有些想活動。
不料得了你的信，卻又使我的心沉重起來。
但我已經沒有去年那幺沉重。
近大半年來，征之輿論，按之經驗，知道革命與否，還在其人，不在文章的。
你說我毒害了你了，但這裡的批評家，卻明明說我的文字是“非革命”的。
假使文學足以移人，則他們看了我的文章，應該不想做革命文學了，現在他們已經看了我的文章，斷定是“非革命”，而仍不灰心，要做革命文學者，可見文字于人，實在沒有什幺影響，——隻可惜是同時打破了革命文學的牌坊。
不過先生和我素昧平生，想來決不至于誣栽我，所以我再從别一面來想一想。
第一，我以為你膽子太大了，别的革命文學家，因為我描寫黑暗，便吓得屁滾尿流，以為沒有出路了，所以他們一定要講最後的勝利，付多少錢終得多少利，像人壽保險公司一般。
而你并不計較這些，偏要向黑暗進攻，這是吃苦的原因之一。
既然太大膽，那幺，第二，就是太認真。
革命是也有種種的。
你的遺産被革去了，但也有将遺産革來的，但也有連性命都革去的，也有隻革到薪水，革到稿費，而倒捐了革命家的頭銜的。
這些英雄，自然是認真的，但若較原先更有損了，則我以為其病根就在“太”。
第三，是你還以為前途太光明，所以一碰釘子，便大失望，如果先前不期必勝，則即使失敗，苦痛恐怕會小得多罷。
那幺，我沒有罪戾幺？有的，現在正有許多正人君子和革命文學家，用明槍暗箭，在辦我革命及不革命之罪，将來
對于他們，攻擊的人又正多，我何必再來助人下石呢，所以我所揭發的黑暗是隻有一方面的，本意實在并不在欺蒙閱讀的青年。
以上是我尚在北京，就是成仿吾所謂“蒙在鼓裡”做小資産階級時候的事。
但還是因為行文不慎，飯碗敲破了，并且非走不可了，所以不待“無煙火藥”來轟，便輾轉跑到了“革命策源地”。
住了兩月，我就駭然，原來往日所聞，全是謠言，這地方，卻正是軍人和商人所主宰的國土。
于是接着是清黨，詳細的事實，報章上是不大見的，隻有些風聞。
我正有些神經過敏，于是覺得正像是“聚而殲旃”〔６〕，很不免哀痛。
雖然明知道這是“淺薄的人道主義”〔７〕，不時髦已經有兩三年了，但因為小資産階級根性未除，于心總是戚戚。
那時我就想到我恐怕也是安排筵宴的一個人，就在答有恒先生的信中，表白了幾句。
先前的我的言論，的确失敗了，這還是因為我料事之不明。
那原因，大約就在多年“坐在玻璃窗下，醉眼朦胧看人生”的緣故。
然而那幺風雲變幻的事，恐怕也界上是不多有的，我沒有料到，未曾描寫，可見我還不很有“毒筆”。
但是，那時的情形，卻連在十字街頭，在民間，在官間，前看五十年的超時代的革命文學家也似乎沒有看到，所以毫不先行“理論鬥争”。
否則，該可以救出許多人的罷。
我在這裡引出革命文學家來，并非要在事後譏笑他們的愚昧，不過是說，我的看不到後來的變幻，乃是我還欠刻毒，因此便發生錯誤，并非我和什幺人協商，或自己要做什幺，立意來欺人。
但立意怎樣，于事實是無幹的。
我疑心吃苦的人們中，或不免有看了我的文章，受了刺戟，于是挺身出而革命的青年，所以實在很苦痛。
但這也因為我天生的不是革命家的緣故，倘是革命巨子，看這一點犧牲，是不算一回事的。
第一是自己活着，能永遠做指導，因為沒有指導，革命便不成功了。
你看革命文學家，就都在上海租界左近，一有風吹草動，就有洋鬼子造成的鐵絲網，将反革命文學的華界隔離，于是從那裡面擲出無煙火藥——約十萬兩——來，轟然一聲，一切有閑階級便都“奧伏赫變”了。
那些革命文學家，大抵是今年發生的，有一大串。
雖然還在互相标榜，或互相排斥，我也分不清是“革命已經成功”的文學家呢，還是“革命尚未成功”的文學家。
不過似乎說是因為有了我的一本《呐喊》或《野草》，或我們印了《語絲》，所以革命還未成功，或青年懶于革命了。
這口吻卻大家大略一緻的。
這是今年革命文學界的輿論。
對于這些輿論，我雖然又好氣又好笑，但也頗有些高興。
因為雖然得了延誤革命的罪狀，而一面卻免去誘殺青年的内疚了。
那幺，一切死者，傷者，吃苦者，都和我無關。
先前真是擅負責任。
我先前是立意要不講演，不教書，不發議論，使我的名字從社會上死去，算是我的贖罪的，今年倒心裡輕松了，又有些想活動。
不料得了你的信，卻又使我的心沉重起來。
但我已經沒有去年那幺沉重。
近大半年來，征之輿論，按之經驗，知道革命與否，還在其人，不在文章的。
你說我毒害了你了，但這裡的批評家，卻明明說我的文字是“非革命”的。
假使文學足以移人，則他們看了我的文章，應該不想做革命文學了，現在他們已經看了我的文章，斷定是“非革命”，而仍不灰心，要做革命文學者，可見文字于人，實在沒有什幺影響，——隻可惜是同時打破了革命文學的牌坊。
不過先生和我素昧平生，想來決不至于誣栽我，所以我再從别一面來想一想。
第一，我以為你膽子太大了，别的革命文學家，因為我描寫黑暗，便吓得屁滾尿流，以為沒有出路了，所以他們一定要講最後的勝利，付多少錢終得多少利，像人壽保險公司一般。
而你并不計較這些，偏要向黑暗進攻，這是吃苦的原因之一。
既然太大膽，那幺，第二，就是太認真。
革命是也有種種的。
你的遺産被革去了，但也有将遺産革來的，但也有連性命都革去的，也有隻革到薪水，革到稿費，而倒捐了革命家的頭銜的。
這些英雄，自然是認真的，但若較原先更有損了，則我以為其病根就在“太”。
第三，是你還以為前途太光明，所以一碰釘子，便大失望，如果先前不期必勝，則即使失敗，苦痛恐怕會小得多罷。
那幺，我沒有罪戾幺？有的，現在正有許多正人君子和革命文學家，用明槍暗箭，在辦我革命及不革命之罪，将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