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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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收作者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九年所作雜文三十四篇，末附作于一九三二年的《魯迅譯着書目》一篇。
一九三二年九月由上海北新書局初版。
序言 我的第四本雜感《而已集》的出版，算起來已在四年之前了。
去年春天，就有朋友催促我編集此後的雜感。
看看近幾年的出版界，創作和翻譯，或大題目的長論文，是還不能說它寥落的，但短短的批評，縱意而談，就是所謂“雜感”者，卻确乎很少見。
我一時也說不出這所以然的原因。
但粗粗一想，恐怕這“雜感”兩個字，就使志趣高超的作者厭惡，避之惟恐不遠了。
有些人們，每當意在奚落我的時候，就往往稱我為“雜感家”，以顯出在高等文人的眼中的鄙視，便是一個證據。
還有，我想，有名的作家雖然未必不改換姓名，寫過這一類文字，但或者不過圖報私怨，再提恐或玷其令名，或者别有深心，揭穿反有妨于戰鬥，因此就大抵任其消滅了。
“雜感”之于我，有些人固然看作“死症”，我自己确也因此很吃過一點苦，但編集是還想編集的。
隻因為翻閱刊物，剪帖成書，也是一件頗覺麻煩的事，因此拖延了大半年，終于沒有動過手。
一月二十八日之夜，上海打起仗來了，越打越兇，終于使我們隻好單身出走，〔１〕書報留在火線下，一任它燒得精光，我也可以靠這“火的洗禮”之靈，洗掉了“不滿于現狀”的“雜感家”〔２〕這一個惡谥。
殊不料三月底重回舊寓，書報卻絲毫也沒有損，于是就東翻西覓，開手編輯起來了，好像大病新愈的人，偏比平時更要照照自己的瘦削的臉，摩摩枯皺的皮膚似的。
我先編集一九二八至二九年的文字，篇數少得很，但除了五六回在北平上海的講演〔３〕，原就沒有記錄外，别的也仿佛并無散失。
我記得起來了，這兩年正是我極少寫稿，沒處投稿的時期。
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離開廣東的，〔４〕那些吞吞吐吐，沒有膽子直說的話，都載在《而已集》裡。
但我到了上海，卻遇見文豪們的筆尖的圍剿了，創造社〔５〕，太陽社〔６〕，“正人君子”們的新月社〔７〕中人，都說我不好，連并不标榜文派的現在多升為作家或教授的先生們，那時的文字裡，也得時常暗暗地奚落我幾句，以表示他們的高明。
我當初還不過是“有閑即是有錢”，“封建餘孽”或“沒落者”，後來竟被判為主張殺青年的棒喝主義者了。
〔８〕這時候，有一個從廣東自雲避禍逃來，而寄住在我的寓裡的廖君〔９〕，也終于忿忿的對我說道：“我的朋友都看不起我，不和我來往了，說我和這樣的人住在一處。
” 那時候，我是成了“這樣的人”的。
自己編着的《語絲》〔１０〕，實乃無權，不單是有所顧忌（詳見卷末《我和〈語絲〉的始終》），至于别處，則我的文章一向是被“擠”才有的，而目下正在“剿”，我投進去幹什幺呢。
所以隻寫了很少的一點東西。
現在我将那時所做的文字的錯的和至今還有可取之處的，都收納在這一本裡。
至于對手的文字呢，《魯迅論》和《中國文藝論戰》〔１１〕中雖然也有一些，但那都是峨冠博帶的禮堂上的陽面的大文，并不足以窺見全體，我想另外搜集也是“雜感”一流的作品，編成一本，謂之《圍剿集》。
如果和我的這一本對比起來，不但可以增加讀者的趣味，也更能明白别一面的，即陰面的戰法的五花八門。
這些方法一時恐怕不會失傳，去年的“左翼作家都為了盧布”〔１２〕說，就是老譜裡面的一着。
自問和文藝有些關系的青年，仿照固然可以不必，但也不妨知道知道的。
其實呢，我自己省察，無論在小說中，在短評中，并無主張将青年來“殺，殺，殺”〔１３〕的痕迹，也沒有懷着這樣的心思。
我一向是相信進化論的，總以為将來必勝于過去，青年必勝于老人，對于青年，我敬重之不暇，往往給我十刀，我隻還他一箭。
然而後來我明白我倒是錯了。
這并非唯物史觀的理論或革命文藝的作品蠱惑我的，我在廣東，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兩大陣營，或則投書告密，或則助官捕人的事實！我的思路因此轟毀，後來便時常用了懷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無條件的敬畏了。
然而此後也還為初初上陣的青年們呐喊幾聲，不過也沒有什幺大幫助。
這集子裡所有的，大概是兩年中所作的全部，隻有書籍的序引，卻隻将覺得還有幾句話可供參考之作，選錄了幾篇。
當翻檢書報時，一九二七年所寫而沒有編在《而已集》裡的東西，也忽然發見了一點，我想，大約《夜記》是因為原想另成一書，講演和通信是因為淺薄或不關緊要，所以那時不收在内的。
但現在又将這編在前面，作為《而已集》的補遺了。
我另有
一九三二年九月由上海北新書局初版。
序言 我的第四本雜感《而已集》的出版，算起來已在四年之前了。
去年春天，就有朋友催促我編集此後的雜感。
看看近幾年的出版界，創作和翻譯，或大題目的長論文，是還不能說它寥落的，但短短的批評，縱意而談，就是所謂“雜感”者，卻确乎很少見。
我一時也說不出這所以然的原因。
但粗粗一想，恐怕這“雜感”兩個字，就使志趣高超的作者厭惡，避之惟恐不遠了。
有些人們，每當意在奚落我的時候，就往往稱我為“雜感家”，以顯出在高等文人的眼中的鄙視，便是一個證據。
還有，我想，有名的作家雖然未必不改換姓名，寫過這一類文字，但或者不過圖報私怨，再提恐或玷其令名，或者别有深心，揭穿反有妨于戰鬥，因此就大抵任其消滅了。
“雜感”之于我，有些人固然看作“死症”，我自己确也因此很吃過一點苦，但編集是還想編集的。
隻因為翻閱刊物，剪帖成書，也是一件頗覺麻煩的事，因此拖延了大半年，終于沒有動過手。
一月二十八日之夜，上海打起仗來了，越打越兇，終于使我們隻好單身出走，〔１〕書報留在火線下，一任它燒得精光，我也可以靠這“火的洗禮”之靈，洗掉了“不滿于現狀”的“雜感家”〔２〕這一個惡谥。
殊不料三月底重回舊寓，書報卻絲毫也沒有損，于是就東翻西覓，開手編輯起來了，好像大病新愈的人，偏比平時更要照照自己的瘦削的臉，摩摩枯皺的皮膚似的。
我先編集一九二八至二九年的文字，篇數少得很，但除了五六回在北平上海的講演〔３〕，原就沒有記錄外，别的也仿佛并無散失。
我記得起來了，這兩年正是我極少寫稿，沒處投稿的時期。
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離開廣東的，〔４〕那些吞吞吐吐，沒有膽子直說的話，都載在《而已集》裡。
但我到了上海，卻遇見文豪們的筆尖的圍剿了，創造社〔５〕，太陽社〔６〕，“正人君子”們的新月社〔７〕中人，都說我不好，連并不标榜文派的現在多升為作家或教授的先生們，那時的文字裡，也得時常暗暗地奚落我幾句，以表示他們的高明。
我當初還不過是“有閑即是有錢”，“封建餘孽”或“沒落者”，後來竟被判為主張殺青年的棒喝主義者了。
〔８〕這時候，有一個從廣東自雲避禍逃來，而寄住在我的寓裡的廖君〔９〕，也終于忿忿的對我說道：“我的朋友都看不起我，不和我來往了，說我和這樣的人住在一處。
” 那時候，我是成了“這樣的人”的。
自己編着的《語絲》〔１０〕，實乃無權，不單是有所顧忌（詳見卷末《我和〈語絲〉的始終》），至于别處，則我的文章一向是被“擠”才有的，而目下正在“剿”，我投進去幹什幺呢。
所以隻寫了很少的一點東西。
現在我将那時所做的文字的錯的和至今還有可取之處的，都收納在這一本裡。
至于對手的文字呢，《魯迅論》和《中國文藝論戰》〔１１〕中雖然也有一些，但那都是峨冠博帶的禮堂上的陽面的大文，并不足以窺見全體，我想另外搜集也是“雜感”一流的作品，編成一本，謂之《圍剿集》。
如果和我的這一本對比起來，不但可以增加讀者的趣味，也更能明白别一面的，即陰面的戰法的五花八門。
這些方法一時恐怕不會失傳，去年的“左翼作家都為了盧布”〔１２〕說，就是老譜裡面的一着。
自問和文藝有些關系的青年，仿照固然可以不必，但也不妨知道知道的。
其實呢，我自己省察，無論在小說中，在短評中，并無主張将青年來“殺，殺，殺”〔１３〕的痕迹，也沒有懷着這樣的心思。
我一向是相信進化論的，總以為将來必勝于過去，青年必勝于老人，對于青年，我敬重之不暇，往往給我十刀，我隻還他一箭。
然而後來我明白我倒是錯了。
這并非唯物史觀的理論或革命文藝的作品蠱惑我的，我在廣東，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兩大陣營，或則投書告密，或則助官捕人的事實！我的思路因此轟毀，後來便時常用了懷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無條件的敬畏了。
然而此後也還為初初上陣的青年們呐喊幾聲，不過也沒有什幺大幫助。
這集子裡所有的，大概是兩年中所作的全部，隻有書籍的序引，卻隻将覺得還有幾句話可供參考之作，選錄了幾篇。
當翻檢書報時，一九二七年所寫而沒有編在《而已集》裡的東西，也忽然發見了一點，我想，大約《夜記》是因為原想另成一書，講演和通信是因為淺薄或不關緊要，所以那時不收在内的。
但現在又将這編在前面，作為《而已集》的補遺了。
我另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