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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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一回曹後憐才免興冤獄神宗盡孝謹守遺言神宗至是也大不滿意王安石了，遂準他解職，命以使相出判江甯府，不久，改為集禧觀使。
王安石出居金陵後，往往寫“福建子”三字，福建子是指呂惠卿，因為是深悔被呂惠卿所誤，這且不提。
王安石既去，神宗乃擢吳充、王珪同平章事，馮京知樞密院事，蔡确參知政事。
吳充與王安石為兒女親家，吳充素不贊成王安石所為，每向神宗奏陳新法不良，神宗至是喜他不黨附王安石，擢為宰相。
馮京與王安石乃是同年，王安石緻呂惠卿私書中“勿令齊年知”一語，就是指馮京，所以神宗此時便認馮京為賢者，召他知樞密院事。
吳充意想将新法變革一二，自顧才學谫陋，乃奏請神宗召還司馬光、呂公著、韓維、蘇頌等，又舉薦孫覺、李常、程颢等數十人。
神宗乃召呂公著同知樞密院事，進程颢判武學。
程颢自扶溝縣入京，任職才數日，李定、何正臣便劾他學術迂闊，趨向僻易，神宗仍命他還任原官去了。
呂公著上疏谏阻，竟不得請。
司馬光在洛聽得吳充頗有更正弊政的心志，乃緻書吳充，陳述救濟時弊的方法。
司馬光書雲：自新法之行，中外洶洶，民困于煩苛，迫于誅斂，愁怨流離，轉死溝壑，日夜引領，冀朝廷覺悟，一變敝法。
今日救天下之急，當罷“青苗”、“免役”、“保甲”、“市易”，而息征伐之謀。
欲去此五者，必先别利害，開言路以悟人主之心。
今病雖已深，猶未至膏肓，失今不治，遂為痼疾矣。
吳充得書，頗想照司馬光的意見，請神宗罷除“青苗”、“免役”、“保甲、” 市易“諸新法，廣開言路以征求多士意見。
蔡确聽得，暗吃一驚，若是罷免了這些新法，引進忠良，他便要像化子沒了蛇弄，不能再有飽飯吃，忙向吳充道：”這些新法怎能變更得呢？皇上費了多少勤勞，才得到今日的成績，我輩好意思請求他廢掉嗎？而今隻有蕭規曹随，遵守前制，才是繼往開來的善策。
若一更變，便惹萬代罵名了！“吳充聽了，懼怕起來，不敢采用司馬光的建議，仍舊履行新法。
因此，王安石雖然罷了相位，新法卻是一點也沒有變更什麼。
忽一日，中丞李定，禦史舒亶，劾奏知湖州蘇轼，怨望朝廷，毀謗君父，交通戚裡，誠屬大不敬，請嚴格究治。
神宗大怒，降诏逮蘇轼入都，下付台獄。
原來蘇轼前因論新法不便，谪貶杭州後，再徙于徐州，不久又徙湖州。
他一路遊山玩水，放情詩酒，消磨他郁郁不得志的煩惱歲月，也嘗借着吟詠譏諷朝政。
摘句如次：詠青苗雲：赢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
詠水利雲：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
詠課吏雲：讀書萬卷不讀律，緻君堯舜終無術。
詠鹽禁雲：豈是聞韶解忘味，迩來三月食無鹽。
像這一類的詩歌，不勝枚舉，原不過詩人一時感觸，發為吟詠，并不是真個存着什麼大不敬的心思，怨謗君父。
李定、舒亶一班小人，便把這個指作蘇轼怨謗君父的證據，硬加他大不敬的罪名，要把他處死。
神宗一時也被讒言所蔽，以為蘇轼真個是逆臣。
可巧被曹太皇太後知道了，召神宗進去問道：“聽得現在诏逮蘇轼下付台獄，蘇轼究竟是犯了什麼罪案啦？” 神宗對答道：“蘇轼怨望朝廷，毀謗君父，犯着大不敬的罪名。
”曹太皇太後驚道：“果然嗎？蘇轼何至于是呢？有證據麼？”神宗對道：“有的。
”即把蘇轼作的詩歌，像前面摘出的，舉誦數首作證。
曹太皇太後聽了，側然道：“這個可作證據麼？ 就這種無理的證據，就可認定蘇轼是大不敬，要将他處死麼？ 須知文人制作詩歌，乃是一時的感觸，并非有什麼成見；就是有一二諷刺朝政處，這乃是詩人應有的态度。
詩三百篇，不多是含着諷刺的嗎？人君不能因而嘉念詩人忠君愛國的苦心，改善一切，反要羅織成罪，處以極刑，豈是人君慎獄憐才的道理？ 當初蘇轼兄弟初入制科，仁宗皇帝便重視他二人的才學，欣慰道：“朕為子孫得到兩個好宰相了！‘而今諸人之指控蘇轼，不是忌才，便是挾仇，不可不加熟察！” 神宗恍然，唯唯受教而退。
吳充及同修起居注王安禮，亦上奏替蘇轼解辯，神宗遂決意寬貸蘇轼。
王珪聽得神宗要赦蘇轼，忙再舉蘇轼的
王安石出居金陵後，往往寫“福建子”三字，福建子是指呂惠卿，因為是深悔被呂惠卿所誤，這且不提。
王安石既去，神宗乃擢吳充、王珪同平章事，馮京知樞密院事，蔡确參知政事。
吳充與王安石為兒女親家，吳充素不贊成王安石所為，每向神宗奏陳新法不良，神宗至是喜他不黨附王安石，擢為宰相。
馮京與王安石乃是同年，王安石緻呂惠卿私書中“勿令齊年知”一語，就是指馮京，所以神宗此時便認馮京為賢者，召他知樞密院事。
吳充意想将新法變革一二，自顧才學谫陋，乃奏請神宗召還司馬光、呂公著、韓維、蘇頌等，又舉薦孫覺、李常、程颢等數十人。
神宗乃召呂公著同知樞密院事，進程颢判武學。
程颢自扶溝縣入京，任職才數日，李定、何正臣便劾他學術迂闊，趨向僻易，神宗仍命他還任原官去了。
呂公著上疏谏阻，竟不得請。
司馬光在洛聽得吳充頗有更正弊政的心志，乃緻書吳充，陳述救濟時弊的方法。
司馬光書雲：自新法之行，中外洶洶，民困于煩苛，迫于誅斂，愁怨流離，轉死溝壑，日夜引領，冀朝廷覺悟，一變敝法。
今日救天下之急，當罷“青苗”、“免役”、“保甲”、“市易”，而息征伐之謀。
欲去此五者，必先别利害，開言路以悟人主之心。
今病雖已深，猶未至膏肓，失今不治，遂為痼疾矣。
吳充得書，頗想照司馬光的意見，請神宗罷除“青苗”、“免役”、“保甲、” 市易“諸新法，廣開言路以征求多士意見。
蔡确聽得，暗吃一驚，若是罷免了這些新法，引進忠良，他便要像化子沒了蛇弄，不能再有飽飯吃，忙向吳充道：”這些新法怎能變更得呢？皇上費了多少勤勞，才得到今日的成績，我輩好意思請求他廢掉嗎？而今隻有蕭規曹随，遵守前制，才是繼往開來的善策。
若一更變，便惹萬代罵名了！“吳充聽了，懼怕起來，不敢采用司馬光的建議，仍舊履行新法。
因此，王安石雖然罷了相位，新法卻是一點也沒有變更什麼。
忽一日，中丞李定，禦史舒亶，劾奏知湖州蘇轼，怨望朝廷，毀謗君父，交通戚裡，誠屬大不敬，請嚴格究治。
神宗大怒，降诏逮蘇轼入都，下付台獄。
原來蘇轼前因論新法不便，谪貶杭州後，再徙于徐州，不久又徙湖州。
他一路遊山玩水，放情詩酒，消磨他郁郁不得志的煩惱歲月，也嘗借着吟詠譏諷朝政。
摘句如次：詠青苗雲：赢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
詠水利雲：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
詠課吏雲：讀書萬卷不讀律，緻君堯舜終無術。
詠鹽禁雲：豈是聞韶解忘味，迩來三月食無鹽。
像這一類的詩歌，不勝枚舉，原不過詩人一時感觸，發為吟詠，并不是真個存着什麼大不敬的心思，怨謗君父。
李定、舒亶一班小人，便把這個指作蘇轼怨謗君父的證據，硬加他大不敬的罪名，要把他處死。
神宗一時也被讒言所蔽，以為蘇轼真個是逆臣。
可巧被曹太皇太後知道了，召神宗進去問道：“聽得現在诏逮蘇轼下付台獄，蘇轼究竟是犯了什麼罪案啦？” 神宗對答道：“蘇轼怨望朝廷，毀謗君父，犯着大不敬的罪名。
”曹太皇太後驚道：“果然嗎？蘇轼何至于是呢？有證據麼？”神宗對道：“有的。
”即把蘇轼作的詩歌，像前面摘出的，舉誦數首作證。
曹太皇太後聽了，側然道：“這個可作證據麼？ 就這種無理的證據，就可認定蘇轼是大不敬，要将他處死麼？ 須知文人制作詩歌，乃是一時的感觸，并非有什麼成見；就是有一二諷刺朝政處，這乃是詩人應有的态度。
詩三百篇，不多是含着諷刺的嗎？人君不能因而嘉念詩人忠君愛國的苦心，改善一切，反要羅織成罪，處以極刑，豈是人君慎獄憐才的道理？ 當初蘇轼兄弟初入制科，仁宗皇帝便重視他二人的才學，欣慰道：“朕為子孫得到兩個好宰相了！‘而今諸人之指控蘇轼，不是忌才，便是挾仇，不可不加熟察！” 神宗恍然，唯唯受教而退。
吳充及同修起居注王安禮，亦上奏替蘇轼解辯，神宗遂決意寬貸蘇轼。
王珪聽得神宗要赦蘇轼，忙再舉蘇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