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祐集卷五 衡論下
關燈
小
中
大
天下同。
今也，庶民之家刻木比竹、繩絲缒石以為之，富商豪賈内以大，出以小，齊人适楚，不知其孰為鬥，孰為斛，持東家之尺而校之西鄰，則若十指然。
此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一也。
先王惡奇貨之蕩民，且哀夫微物之不能遂其生也，故禁民采珠貝，惡夫物之僞而假真，且重費也，故禁民糜金以為塗飾。
今也，采珠貝之民，溢于海濱，糜金之工，肩摩于列肆。
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二也。
先王患賤之淩貴，而下之僭上也，故冠服器皿皆以爵列為等差，長短大小莫不有制。
今也，工商之家曳纨錦，服珠玉，一人之身循其首以至足，而犯法者十九。
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三也。
先王懼天下之吏負縣官之勢，以侵劫齊民也，故使市之坐賈，視時百物之貴賤而錄之，旬辄以上。
百以百聞，千以千聞，以待官吏之私價。
十則損三，三則損一以聞，以備縣官之公籴。
今也，吏之私價而從縣官公籴之法，民曰公家之取于民也固如是，是吏與縣官斂怨于下。
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四也。
先王不欲人之擅天下之利也，故仕則不商，商則有罰；不仕而商，商則有征。
是民之商不免征，而吏之商又加以罰。
今也，吏之商既幸而不罰，又從而不征，資之以縣官公籴之法，負之以縣官之徒，載之以縣官之舟，關防不譏，津梁不呵。
然則，為吏而商誠可樂也，民将安所措手？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五也。
若此之類，不可悉數，天下之人，耳習目熟以為當然。
憲官法吏目擊其事，亦恬而不問。
夫法者，天子之法也。
法明禁之，而人明犯之，是不有天子之法也，衰世之事也。
而議者皆以為今之弊，不過吏胥?法以為奸，而吾以為吏胥之奸由此五者始。
今有盜白晝持梃入室，而主人不知之禁，則逾垣穿穴之徒，必且相告而恣行于其家。
其必先治此五者，而後诘吏胥之奸可也。
議法
古者以仁義行法律，後世以法律行仁義。
夫三代之聖王，其教化之本出于學校，蔓延于天下，而形見于禮樂。
下之民被其風化，循循翼翼，務為仁義以求避法律之所禁。
故其法律雖不用，而其所禁亦不為不行于其間。
下而至于漢、唐，其教化不足以動民，而一于法律。
故其民懼法律之及其身，亦或相勉為仁義。
唐之初，大臣房、杜輩為《刑統》，毫厘輕重，明辯别白，附以仁義，無所阿曲，不知周公之刑何以易此？但不能先使民務為仁義，使法律之所禁不用而自行如三代時，然要其終亦能使民勉為仁義。
而其所以不若三代者，則有由矣，政之失，非法之罪也。
是以宋有天下，因而循之，變其節目而存其大體，比闾小吏奉之以公，則老奸大猾束手請死，不可漏略。
然而獄訟常病多，盜賊常病衆，則亦有由矣，法之公而吏之私也。
夫舉公法而寄之私吏，猶且若此，而況法律之間又不能無失，其何以為治？ 今夫天子之子弟、卿大夫與其子弟，皆天子之所優異者。
有罪而使與氓隸并笞而偕戮，則大臣無恥而朝廷輕，故有贖焉，以全其肌膚而厲其節操。
故贖金者，朝廷之體也，所以自尊也，非與其有罪也。
夫刑者，必痛之而後人畏焉，罰者不能痛之，必困之而後人懲焉。
今也，大辟之誅，輸一石之金而免。
貴人近戚之家，一石之金不可勝數，是雖使朝殺一人而輸一石之金，暮殺一人而輸一石之金，金不可盡，身不可困，況以其官而除其罪，則一石之金又不皆輸焉，是恣其殺人也。
且不笞、不戮，彼已幸矣，而贖之又輕，是啟奸也。
夫罪固有疑，今有人或誣以殺人而不能自明者，有誠殺人而官不能折以實者，是皆不可以誠殺人之法坐。
由是有減罪之律，當死而流。
使彼為不能自明者耶，去死而得流，刑已酷矣。
使彼為誠殺人者耶，流而不死，刑已寬矣，是失實也。
故有啟奸之釁，則上之人常幸，而下之人雖死而常無告；有失實之弊，則無辜者多怨，而僥幸者易以免。
今欲刑不加重，赦不加多，獨于法律之間變其一端，而能使不啟奸，不失實，其莫若重贖。
然則重贖之說何如？曰：士者五刑之尤輕者止于墨，而墨之罰百锾。
逆而數之，極于大辟，而大辟之罰千锾。
此穆王之罰也。
周公之時，則又重于此。
然千锾之重，亦已當今三百七十斤有奇矣。
方今大辟之贖，不能當其三分之一。
古者以之赦疑罪而不及公族，今也貴人近戚皆贖，而疑罪不與。
《記》曰：公族有死罪，緻刑于甸人。
雖君命宥，不聽。
今欲貴人近戚之刑舉從于此，則非
今也，庶民之家刻木比竹、繩絲缒石以為之，富商豪賈内以大，出以小，齊人适楚，不知其孰為鬥，孰為斛，持東家之尺而校之西鄰，則若十指然。
此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一也。
先王惡奇貨之蕩民，且哀夫微物之不能遂其生也，故禁民采珠貝，惡夫物之僞而假真，且重費也，故禁民糜金以為塗飾。
今也，采珠貝之民，溢于海濱，糜金之工，肩摩于列肆。
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二也。
先王患賤之淩貴，而下之僭上也，故冠服器皿皆以爵列為等差，長短大小莫不有制。
今也，工商之家曳纨錦，服珠玉，一人之身循其首以至足，而犯法者十九。
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三也。
先王懼天下之吏負縣官之勢，以侵劫齊民也，故使市之坐賈，視時百物之貴賤而錄之，旬辄以上。
百以百聞，千以千聞，以待官吏之私價。
十則損三，三則損一以聞，以備縣官之公籴。
今也，吏之私價而從縣官公籴之法，民曰公家之取于民也固如是，是吏與縣官斂怨于下。
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四也。
先王不欲人之擅天下之利也，故仕則不商，商則有罰；不仕而商，商則有征。
是民之商不免征，而吏之商又加以罰。
今也，吏之商既幸而不罰，又從而不征，資之以縣官公籴之法，負之以縣官之徒，載之以縣官之舟，關防不譏，津梁不呵。
然則，為吏而商誠可樂也，民将安所措手？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五也。
若此之類，不可悉數，天下之人，耳習目熟以為當然。
憲官法吏目擊其事，亦恬而不問。
夫法者，天子之法也。
法明禁之，而人明犯之，是不有天子之法也，衰世之事也。
而議者皆以為今之弊，不過吏胥?法以為奸，而吾以為吏胥之奸由此五者始。
今有盜白晝持梃入室，而主人不知之禁，則逾垣穿穴之徒，必且相告而恣行于其家。
其必先治此五者，而後诘吏胥之奸可也。
夫三代之聖王，其教化之本出于學校，蔓延于天下，而形見于禮樂。
下之民被其風化，循循翼翼，務為仁義以求避法律之所禁。
故其法律雖不用，而其所禁亦不為不行于其間。
下而至于漢、唐，其教化不足以動民，而一于法律。
故其民懼法律之及其身，亦或相勉為仁義。
唐之初，大臣房、杜輩為《刑統》，毫厘輕重，明辯别白，附以仁義，無所阿曲，不知周公之刑何以易此？但不能先使民務為仁義，使法律之所禁不用而自行如三代時，然要其終亦能使民勉為仁義。
而其所以不若三代者，則有由矣，政之失，非法之罪也。
是以宋有天下，因而循之，變其節目而存其大體，比闾小吏奉之以公，則老奸大猾束手請死，不可漏略。
然而獄訟常病多，盜賊常病衆，則亦有由矣，法之公而吏之私也。
夫舉公法而寄之私吏，猶且若此，而況法律之間又不能無失，其何以為治？ 今夫天子之子弟、卿大夫與其子弟，皆天子之所優異者。
有罪而使與氓隸并笞而偕戮，則大臣無恥而朝廷輕，故有贖焉，以全其肌膚而厲其節操。
故贖金者，朝廷之體也，所以自尊也，非與其有罪也。
夫刑者，必痛之而後人畏焉，罰者不能痛之，必困之而後人懲焉。
今也，大辟之誅，輸一石之金而免。
貴人近戚之家，一石之金不可勝數，是雖使朝殺一人而輸一石之金，暮殺一人而輸一石之金，金不可盡，身不可困，況以其官而除其罪，則一石之金又不皆輸焉，是恣其殺人也。
且不笞、不戮，彼已幸矣，而贖之又輕，是啟奸也。
夫罪固有疑，今有人或誣以殺人而不能自明者，有誠殺人而官不能折以實者，是皆不可以誠殺人之法坐。
由是有減罪之律，當死而流。
使彼為不能自明者耶，去死而得流，刑已酷矣。
使彼為誠殺人者耶，流而不死，刑已寬矣，是失實也。
故有啟奸之釁，則上之人常幸，而下之人雖死而常無告；有失實之弊，則無辜者多怨，而僥幸者易以免。
今欲刑不加重，赦不加多，獨于法律之間變其一端，而能使不啟奸，不失實，其莫若重贖。
然則重贖之說何如？曰：士者五刑之尤輕者止于墨，而墨之罰百锾。
逆而數之，極于大辟，而大辟之罰千锾。
此穆王之罰也。
周公之時，則又重于此。
然千锾之重，亦已當今三百七十斤有奇矣。
方今大辟之贖，不能當其三分之一。
古者以之赦疑罪而不及公族，今也貴人近戚皆贖，而疑罪不與。
《記》曰：公族有死罪，緻刑于甸人。
雖君命宥，不聽。
今欲貴人近戚之刑舉從于此，則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