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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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悲憤太大了。
我記得我還是五六歲的小孩的時候，我在姐姐的房裡找到了一本《烈女傳》的插圖本。
下欄是圖，上欄是字。
我做小孩子的時候，在家裡很少見到圖畫書。
所以我把這本已經翻舊了的線裝書當作寶貝。
我一頁一頁地翻看。
盡是些美麗的古裝女人。
有的用刀砍斷自己的手，有的在烈火中燒死，有的在水上飄浮，有的拿剪刀刺自己的咽喉。
還有一個年輕女人在高樓上投缳自盡。
都是些可怕的故事！為什麼這樣的命運專落在女人的身上？我不明白！我問我那兩個姐姐，她們說這是《烈女傳》。
年輕姑娘都要念這樣的書。
我還是不明白。
我問母親。
她說這是曆代的節烈的婦女。
我求她給我講解。
她告訴我：那是一個寡婦，因為一個陌生的男子拉了她的手，她便當着那個人的面砍下自己的手來；這是一個王妃，宮裡發生火災，但是陪伴她的人沒有來，她不能一個人走出宮去抛頭露面，便甘心燒死在宮中。
為什麼女人，特别是年輕的女人，就應該為那些可笑的陳舊觀念，為那種人造的禮教忍受種種痛苦，甚至犧牲自己的生命？為什麼那本充滿血腥味的《烈女傳》就應當被看作女人學習的榜樣？連母親也不能說得使我心服。
我不相信那個充滿血腥味的可怕的“道理”。
即使别人擁護它，我也要反對。
不久這種“道理”就被一九一一年的革命打垮了，《烈女傳》被我翻破以後，甚至在我們家裡也難找出第二本來。
但是我們家裡仍然充滿着那種帶血腥味的空氣。
我有個表姐在民國初年還有過抱牌位成親的“壯舉”。
不用說，她念《烈女傳》入了迷，甘願為她從未見過一面的亡故的未婚夫守節，還夢想有人為她立一座貞節牌坊。
甚至在五四運動之後，北京大學已經開始招收女生了，三個剪了辮子的女學生在成都卻站不住腳，隻得逃往上海或北京。
更不用說，我的姐姐妹妹們享受不到人的權利了。
一九二三年我的第三個姐姐，還被人用花轎擡到一個陌生的人家，做填房妻子，忍受公婆的折磨，一年以後就寂寞地死在醫院裡。
她的結局跟《春》裡面蕙的結局一樣。
《春》裡面覺新報告蕙的死訊的長信，就是根據我大哥寫給我的信改寫的。
據說我那個最小的叔父（我的小說裡沒有他）當時還打算送一副挽聯去：“臨死無言，在生可想。
”她的丈夫把她的靈柩抛在尼姑庵裡，自己忙着張燈結彩做第三次的新郎，後來還是我的大哥花錢埋葬了她。
我真不忍挖開我的回憶的墳墓。
那裡面不知道埋葬了多少令人傷心斷腸的痛史。
然而在我們家庭的暗夜中，琴出現了。
這是我的一個堂姐的影子，我另外還把當時我見過的少數新女性的血液注射在她的身上。
在我離家的前兩三年中，她很有可能做一個像琴那樣的女人。
她熱心地讀了不少傳播新思想的書刊，我的三哥每天晚上都要跟她在一起坐上兩個鐘頭讀書、談話。
可是後來她的母親跟我的繼母鬧翻了，不久她又跟她母親搬出公館去了。
雖然同住在一條街上，可是我們始終沒有機會相見。
三哥還跟她通過好多封信。
我們弟兄離開成都的那天早晨到她家裡去過一次，總算見到了她一面。
這就是我在小說的最後寫的那個場面。
可是環境薄待了這個可愛的少女。
沒有人幫忙她像淑英那樣地逃出囚籠。
她被父母用感情做鐵欄關在古廟似的家裡，連一個陌生的男人也沒法看見。
有人說她母親死後，父親舍不得花一筆嫁女費，故意讓她守在家裡，不給她找一位夫婿。
我一九四二年回成都見到了她，她已經成了一個“弱骨支離”的“老太婆”了。
其實她隻比我大一歲。
我在小說裡借用了她後來寫的兩句詩，那是由梅講出來的：“往事依稀渾似夢，都随風雨到心頭。
”她那一點點鋒鑣*終于被“家庭牢獄生活”磨洗幹淨了。
她成了一個性情乖僻的老處女，到死都沒法走出家門。
連一個同情她的人也沒有。
隻剩下從父親遺産中分到的三四十畝田，留給她的兩個兄弟。
我用這麼多的話談起我二十七歲時寫的這本小說，這樣地反複解釋也許可以幫助今天的讀者了解作者當時的心情。
我最近重讀了《家》，我仍然很激動。
我自己喜歡這本小說，因為它至少告訴我一件事情：青春是美麗的東西。
我始終記住：青春是美麗的東西。
而且它一直是我的鼓舞的泉源。
巴金 １９５７年６月
我記得我還是五六歲的小孩的時候，我在姐姐的房裡找到了一本《烈女傳》的插圖本。
下欄是圖，上欄是字。
我做小孩子的時候，在家裡很少見到圖畫書。
所以我把這本已經翻舊了的線裝書當作寶貝。
我一頁一頁地翻看。
盡是些美麗的古裝女人。
有的用刀砍斷自己的手，有的在烈火中燒死，有的在水上飄浮，有的拿剪刀刺自己的咽喉。
還有一個年輕女人在高樓上投缳自盡。
都是些可怕的故事！為什麼這樣的命運專落在女人的身上？我不明白！我問我那兩個姐姐，她們說這是《烈女傳》。
年輕姑娘都要念這樣的書。
我還是不明白。
我問母親。
她說這是曆代的節烈的婦女。
我求她給我講解。
她告訴我：那是一個寡婦，因為一個陌生的男子拉了她的手，她便當着那個人的面砍下自己的手來；這是一個王妃，宮裡發生火災，但是陪伴她的人沒有來，她不能一個人走出宮去抛頭露面，便甘心燒死在宮中。
為什麼女人，特别是年輕的女人，就應該為那些可笑的陳舊觀念，為那種人造的禮教忍受種種痛苦，甚至犧牲自己的生命？為什麼那本充滿血腥味的《烈女傳》就應當被看作女人學習的榜樣？連母親也不能說得使我心服。
我不相信那個充滿血腥味的可怕的“道理”。
即使别人擁護它，我也要反對。
不久這種“道理”就被一九一一年的革命打垮了，《烈女傳》被我翻破以後，甚至在我們家裡也難找出第二本來。
但是我們家裡仍然充滿着那種帶血腥味的空氣。
我有個表姐在民國初年還有過抱牌位成親的“壯舉”。
不用說，她念《烈女傳》入了迷，甘願為她從未見過一面的亡故的未婚夫守節，還夢想有人為她立一座貞節牌坊。
甚至在五四運動之後，北京大學已經開始招收女生了，三個剪了辮子的女學生在成都卻站不住腳，隻得逃往上海或北京。
更不用說，我的姐姐妹妹們享受不到人的權利了。
一九二三年我的第三個姐姐，還被人用花轎擡到一個陌生的人家，做填房妻子，忍受公婆的折磨，一年以後就寂寞地死在醫院裡。
她的結局跟《春》裡面蕙的結局一樣。
《春》裡面覺新報告蕙的死訊的長信，就是根據我大哥寫給我的信改寫的。
據說我那個最小的叔父（我的小說裡沒有他）當時還打算送一副挽聯去：“臨死無言，在生可想。
”她的丈夫把她的靈柩抛在尼姑庵裡，自己忙着張燈結彩做第三次的新郎，後來還是我的大哥花錢埋葬了她。
我真不忍挖開我的回憶的墳墓。
那裡面不知道埋葬了多少令人傷心斷腸的痛史。
然而在我們家庭的暗夜中，琴出現了。
這是我的一個堂姐的影子，我另外還把當時我見過的少數新女性的血液注射在她的身上。
在我離家的前兩三年中，她很有可能做一個像琴那樣的女人。
她熱心地讀了不少傳播新思想的書刊，我的三哥每天晚上都要跟她在一起坐上兩個鐘頭讀書、談話。
可是後來她的母親跟我的繼母鬧翻了，不久她又跟她母親搬出公館去了。
雖然同住在一條街上，可是我們始終沒有機會相見。
三哥還跟她通過好多封信。
我們弟兄離開成都的那天早晨到她家裡去過一次，總算見到了她一面。
這就是我在小說的最後寫的那個場面。
可是環境薄待了這個可愛的少女。
沒有人幫忙她像淑英那樣地逃出囚籠。
她被父母用感情做鐵欄關在古廟似的家裡，連一個陌生的男人也沒法看見。
有人說她母親死後，父親舍不得花一筆嫁女費，故意讓她守在家裡，不給她找一位夫婿。
我一九四二年回成都見到了她，她已經成了一個“弱骨支離”的“老太婆”了。
其實她隻比我大一歲。
我在小說裡借用了她後來寫的兩句詩，那是由梅講出來的：“往事依稀渾似夢，都随風雨到心頭。
”她那一點點鋒鑣*終于被“家庭牢獄生活”磨洗幹淨了。
她成了一個性情乖僻的老處女，到死都沒法走出家門。
連一個同情她的人也沒有。
隻剩下從父親遺産中分到的三四十畝田，留給她的兩個兄弟。
我用這麼多的話談起我二十七歲時寫的這本小說，這樣地反複解釋也許可以幫助今天的讀者了解作者當時的心情。
我最近重讀了《家》，我仍然很激動。
我自己喜歡這本小說，因為它至少告訴我一件事情：青春是美麗的東西。
我始終記住：青春是美麗的東西。
而且它一直是我的鼓舞的泉源。
巴金 １９５７年６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