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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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兒子們會學他的榜樣，他的孫子們會走他的道路。
他并不知道他的錢隻會促使兒子們靈魂的堕落，他的專制隻會把孫子們逼上革命的路。
他更不知道是他自己親手在給這個家庭挖墳。
他創造了這份家業，他又來毀壞這個家業。
他至多也就隻做到四世同堂的好夢（有一些大家庭也許維持到五代）。
不單是我的祖父，高老太爺們全走着這樣的路。
他們想看到和睦的家庭，可是和平的表面下掩蓋着多少傾軋、鬥争和悲劇。
有多少年輕的生命在那裡受苦、掙紮而終于不免滅亡。
但是幼稚而大膽的叛逆畢竟沖出去了，他們找到了新的天地，同時給快要悶死人的舊家庭帶來一點新鮮的空氣。
我的祖父雖然頑固，但并非不聰明，他死前已經感到幻滅，他是懷着寂寞、空虛之感死去的。
我的二叔以正人君子的姿态把祖父留下的家業勉強維持了幾年，終于帶着無可奈何的凄涼感覺離開了世界。
以後房子賣掉了，人也散了，死的死，走的走。
一九四一年我回到成都的時候，我的五叔以一個“小偷”的身份又窮又病地死在監牢裡面。
他花光了從祖父那裡得到的一切，花光了他的妻子給他帶來的一切以後，沒有臉再見他的妻兒，就做了一個無家可歸的流浪人。
這個人的另一面我在小說中沒有寫到：他面貌清秀，能詩能文，換一個時代他也許會顯出他的才華。
可是封建舊家庭的環境戕害了他的生機，他隻能做損人害己的事情。
為着他，我後來又寫過一本題作《憩園》的中篇小說。
我在前面說過，覺新是我的大哥。
他是我一生愛得最多的人。
我常常這樣想：要是我早把《家》寫出來，他也許會看見了橫在他面前的深淵，那麼他可能不會落到那裡面去。
然而太遲了。
我的小說剛剛開始在上海的《時報》上連載，他就在成都服毒自殺了。
十四年以後我的另一個哥哥在上海病故。
我們三弟兄跟覺新、覺民、覺慧一樣，有三個不同的性格，因此也有三種不同的結局。
我說過好幾次，過去十幾年的生活像夢魇一般壓在我的心上。
這夢魇無情地摧毀了許多同輩的年輕人的靈魂。
我幾乎也成了受害者中的一個。
然而“幼稚”和“大膽”救了我。
在這一點我也許像覺慧。
我憑着一個單純的信仰，踏着大步向一個目标走去：我要做我自己的主人；我偏要做别人不許我做的事。
我在自己辦的刊物上發表過幾篇内容淺薄而且有抄襲嫌疑的文章。
我不能說已經有了成熟的思想。
但是我牢牢記住丹東的話：“大膽，大膽，永遠大膽！”這三個大膽在那種環境裡意外地收到了效果，幫助我得到了初步的解放。
覺慧也正是靠着他的“大膽”才能夠逃出那個正在崩潰的家庭，找尋自己的新天地；而“作揖主義”和“無抵抗主義”卻把覺新活生生地斷送了。
有些讀者關心小說中的幾個女主人公：瑞珏、梅、鳴鳳、琴，希望多知道一點關于她們的事情。
她們四個人代表着四種不同的性格，也有兩種不同的結局。
瑞珏的性格跟我嫂嫂的不同，雖然我祖父死後我嫂嫂被逼着搬到城外茅舍裡去生産，可是她并未像瑞珏那樣悲慘地死在那裡。
我也有過一個像梅那樣年紀的表姐，她當初跟我大哥感情好。
她常常到我們家來玩，我們這一輩人不論男女都喜歡她。
我們都盼望她能夠成為我們的嫂嫂，後來聽說姑母不願意“親上加親”（她自己已經受夠親上加親的痛苦了，我的三嬸是我姑母夫家的小姐），因此這一對有情人不能成為眷屬。
四五年後我的表姐做了富家的填房少奶奶。
以後的十幾年内她生了一大群兒女，一九四二年我在成都重見她的時候，她已經成了一個愛錢如命的可笑的胖女人。
我們家裡有過一個叫做翠鳳的丫頭，關于她我什麼記憶也沒有了，我隻記得一件事情：我們有一個遠房的親戚托人來說話，要讨她做姨太太，她的叔父征求她本人的意見，她堅決地拒絕。
雖然她并沒有愛上哪一位少爺，她倒甯願後來嫁一個貧家丈夫。
她的性格跟鳴鳳的不同，而且她是一個“寄飯”的丫頭。
所謂“奇飯”，就是用勞動換來她的飲食和居住。
她仍然有權做自己的主人。
她的叔父是我們家的老聽差。
他并不虐待她。
所以她比鳴鳳幸運，用不着在湖水裡去找歸宿。
我寫梅，寫瑞珏，寫鳴鳳，我心裡充滿了同情和悲憤。
我慶幸我把自己的感情放進了我的小說。
我代那許多做了不必要的犧牲品的年輕女人叫出了一聲：“冤枉！” 的确
他并不知道他的錢隻會促使兒子們靈魂的堕落，他的專制隻會把孫子們逼上革命的路。
他更不知道是他自己親手在給這個家庭挖墳。
他創造了這份家業，他又來毀壞這個家業。
他至多也就隻做到四世同堂的好夢（有一些大家庭也許維持到五代）。
不單是我的祖父，高老太爺們全走着這樣的路。
他們想看到和睦的家庭，可是和平的表面下掩蓋着多少傾軋、鬥争和悲劇。
有多少年輕的生命在那裡受苦、掙紮而終于不免滅亡。
但是幼稚而大膽的叛逆畢竟沖出去了，他們找到了新的天地，同時給快要悶死人的舊家庭帶來一點新鮮的空氣。
我的祖父雖然頑固，但并非不聰明，他死前已經感到幻滅，他是懷着寂寞、空虛之感死去的。
我的二叔以正人君子的姿态把祖父留下的家業勉強維持了幾年，終于帶着無可奈何的凄涼感覺離開了世界。
以後房子賣掉了，人也散了，死的死，走的走。
一九四一年我回到成都的時候，我的五叔以一個“小偷”的身份又窮又病地死在監牢裡面。
他花光了從祖父那裡得到的一切，花光了他的妻子給他帶來的一切以後，沒有臉再見他的妻兒，就做了一個無家可歸的流浪人。
這個人的另一面我在小說中沒有寫到：他面貌清秀，能詩能文，換一個時代他也許會顯出他的才華。
可是封建舊家庭的環境戕害了他的生機，他隻能做損人害己的事情。
為着他，我後來又寫過一本題作《憩園》的中篇小說。
我在前面說過，覺新是我的大哥。
他是我一生愛得最多的人。
我常常這樣想：要是我早把《家》寫出來，他也許會看見了橫在他面前的深淵，那麼他可能不會落到那裡面去。
然而太遲了。
我的小說剛剛開始在上海的《時報》上連載，他就在成都服毒自殺了。
十四年以後我的另一個哥哥在上海病故。
我們三弟兄跟覺新、覺民、覺慧一樣，有三個不同的性格，因此也有三種不同的結局。
我說過好幾次，過去十幾年的生活像夢魇一般壓在我的心上。
這夢魇無情地摧毀了許多同輩的年輕人的靈魂。
我幾乎也成了受害者中的一個。
然而“幼稚”和“大膽”救了我。
在這一點我也許像覺慧。
我憑着一個單純的信仰，踏着大步向一個目标走去：我要做我自己的主人；我偏要做别人不許我做的事。
我在自己辦的刊物上發表過幾篇内容淺薄而且有抄襲嫌疑的文章。
我不能說已經有了成熟的思想。
但是我牢牢記住丹東的話：“大膽，大膽，永遠大膽！”這三個大膽在那種環境裡意外地收到了效果，幫助我得到了初步的解放。
覺慧也正是靠着他的“大膽”才能夠逃出那個正在崩潰的家庭，找尋自己的新天地；而“作揖主義”和“無抵抗主義”卻把覺新活生生地斷送了。
有些讀者關心小說中的幾個女主人公：瑞珏、梅、鳴鳳、琴，希望多知道一點關于她們的事情。
她們四個人代表着四種不同的性格，也有兩種不同的結局。
瑞珏的性格跟我嫂嫂的不同，雖然我祖父死後我嫂嫂被逼着搬到城外茅舍裡去生産，可是她并未像瑞珏那樣悲慘地死在那裡。
我也有過一個像梅那樣年紀的表姐，她當初跟我大哥感情好。
她常常到我們家來玩，我們這一輩人不論男女都喜歡她。
我們都盼望她能夠成為我們的嫂嫂，後來聽說姑母不願意“親上加親”（她自己已經受夠親上加親的痛苦了，我的三嬸是我姑母夫家的小姐），因此這一對有情人不能成為眷屬。
四五年後我的表姐做了富家的填房少奶奶。
以後的十幾年内她生了一大群兒女，一九四二年我在成都重見她的時候，她已經成了一個愛錢如命的可笑的胖女人。
我們家裡有過一個叫做翠鳳的丫頭，關于她我什麼記憶也沒有了，我隻記得一件事情：我們有一個遠房的親戚托人來說話，要讨她做姨太太，她的叔父征求她本人的意見，她堅決地拒絕。
雖然她并沒有愛上哪一位少爺，她倒甯願後來嫁一個貧家丈夫。
她的性格跟鳴鳳的不同，而且她是一個“寄飯”的丫頭。
所謂“奇飯”，就是用勞動換來她的飲食和居住。
她仍然有權做自己的主人。
她的叔父是我們家的老聽差。
他并不虐待她。
所以她比鳴鳳幸運，用不着在湖水裡去找歸宿。
我寫梅，寫瑞珏，寫鳴鳳，我心裡充滿了同情和悲憤。
我慶幸我把自己的感情放進了我的小說。
我代那許多做了不必要的犧牲品的年輕女人叫出了一聲：“冤枉！” 的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