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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臨川文集後序】 邑侯應君雲刻荊公集成，餘适東探禹穴，窺石梁、雁蕩而歸，屬序其後。
嗚呼，是文獻之所存也。
夙志系焉，雖不敏，其何敢辭！惟公文章發于經術，雄偉精深，長雄一代。
然其未嘗刻，意殆亦無授，視昌黎所志子厚者遠矣。
乃顧寥落，不得與歐、蘇諸集并流天下。
撫，雖公桑梓之區而亦無刻焉，豈非世儒疵公相業、橫議不明使然耶？ 夫公之相業，明道、象山之論公矣，精矣。
或疑明道不非新法而訾陸黨焉，此與兒童之見何異，然竊嘗怪之。
公以間世之英，氣魄蓋世，負伊、周之志，宗孔、孟之學，其不迩聲色，不殖貨利，難進易退之介，固已信于天下。
遇大有為之君，而帥行先王之法意，雖其條理弛張或未盡善，彼其志蓋昭然可睹也。
然而新法一行，群議鼎沸，一時攻讦成風，至诋為奸邪，其故何哉？聖道絕而學術裂也。
夫聖人，是非之準也。
春秋賢卿大夫，其見稱于孔子者不少矣，而獨多管仲之功，曰：“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
”及其攝相，未幾而誅亂政大夫勤帥後阝費，豈群情之所趨哉！彼亦睿聖獨見治亂之原耳。
況夷狄之逼中國，豈魯三都比耶？乃有洞見亂原，以先王之道匡天下，而不為管仲者，非夫子之所與哉！世喪道千有馀年，非實得其他墜緒如濂溪、明道者，固難優于春秋賢卿大夫，至其束私見而攣故習，雖賢者不免焉，則是非之謬于聖人久矣。
何者？見有所囿則蔽于睹遠，意有所詫則樂于黨同，其勢然也。
昔充國平羌之策，裴度伐蔡之議，此特一事耳，自其成而觀之，雖庸人無疑也。
而其始，舉朝異之，況大取天下之弊法而更張之者哉！宋之中葉，國勢浸弱，民志不振，夷狄交侵，遼夏為急，猶人癰疽并發于肩臂而神力俱疲，鹹以其無甚作楚，因謂之安。
公既洞見天下之勢，逆知夷狄之禍，而獨憂之。
故每啟昭陵以“至誠恻怛憂天下之心，而拳拳以晉武、梁武趨過目前”為戒。
蓋欲早為之所也。
其相裕陵以更化，蓋将通壅滞，實藏府也。
諸賢既罔或齊公之見，怪其行用，而客氣勝心以逞，又複攘臂其間。
讦以為直，不孫為勇，夫子之所惡也，而世以為賢。
甚至撄人心，挾天變，以要其上而黨排之，必使公不得究其志，至元盡罷新法而後快。
則彼雖幽、厲之政，宜可反而中興，複文、武之境土矣。
乃顧自贻紹聖之戚，因循而緻靖康之禍，卒使中國淪陷，一如公所憂者，果誰執其咎。
而顧橫加諸公，是尚為有是非之心乎？使繼相者有若明道，以大公之學善其後，則于公有光矣，豈至淪胥以敗哉？當時問相之對博舉而不一及之者，亦以其素不排公故耳。
雖然，公自謂用志精則知人明，乃亦不知薦以自代，何邪？一時英望之去多公素與，公意為天下忍之，欲俟法行還之，與樂成耳。
知者行之，仁者守之，明道已不可其說，而公不從，卒贻後悔，非亦有所蔽與？公謂未有不得先王之道而能行先王之法者，是也。
其憂斯民之左衽，不以身家貳其志，豈非自任以至誠恻怛得先王之道乎？而不知其激于群言果于行法者，已不免意必偏黨之私，其心之于哀矜而有所忿忄矣，烏能得其正而不辟哉？是公之所以為蔽，不精于聖學之過也，于諸賢何獨尤哉？至其洞見幽遠，圖患于未形，雖聖人不易也。
其後忠定因水災而憂虜變，蓋公之馀明也，而天下服其忠知。
欽高相之不下，裕陵之倚公者以此。
然其禦擊恢複諸策亦卒奪于讒議而幾危其身，況公圖之于未形乎？于乎，有宋夷狄之禍極矣。
使公不能制之于未亂之前，而忠定不能救之于既變之後，則橫議之禍流也。
夫學術不明，使下無公論，上無信史，蔽人心而奪國是，卒亡宋于虜，豈獨使公負重毀于後世哉！此餘所以重為千古發慨而不能已也。
若夫新法之未始皆不善也，介庵子序之詳矣。
後世亦多祖而用之，故餘略焉，特取其大而隐者著之耳。
昔陳申公述鄭亞之言以序李集，謂其“蘊開物緻君之才，居丞弼上公之位，建靖難平戎之策，垂經天緯地之文。
”公雖未盡得先王之道也，将不優于斯語乎？善讀公集者，當自得之矣。
應侯，甯波人。
公嘗令鄞邑，稱循吏而廟食焉，民至今神之。
其法施于民也，侯習聞之，故梓其集于臨川雲。
嘉靖丙午秋九月既望，邑後學陳九川叙。
【書臨川文集後】 嘉靖丙午秋八月，臨川邑侯象川應君，刻《荊國王文公集》成，謂衮邑人也，宜有以序其事。
昔我象山陸文安公序公祠堂于宋，草廬吳文正公序公文集于元，二公皆命世大儒，其事核而精，其文直而肆，公之純疵得失，猶方員之囿于規矩也。
予末小子，安敢複有所贅？然竊惟公之相業，所以未能成先資之信，快人心之公者，直以變法之故爾。
二公之言，雖已抉發隐義，提挈宏綱，而其端緒曲折，尚若有未暇及者。
故雖不敏，不敢過避焉。
夫善觀人者必驗乎心迹，善為治者必核乎名實。
心迹不明，則名實不正，名實不正，則爵祿廢置、生誅予奪皆失其道，而天下之治靡矣。
若公與神宗之事，豈非千萬世名實不正之最甚者乎？宋之有天下，燕、雲盡失，契丹已強于北，元昊繼起，兵力又奪于西，不能數戰。
則其勢不得不出于求和。
轉輸金缯，每歲不赀，卑禮甘言，惟恐挑禍。
漢之文、景，國辱而民不困，時則有文、景之辱，而無文、景之利。
此蓋凜然不可恃以常安之勢也。
治平、熙甯之際，上元刂下弊，綱紀法度，根本枝葉，無不受病。
譬如中年之人，雖容色言動，無異少時，然縱恣之馀，腹心肝鬲之疾，纏綿膠锢，待時而發，此蓋斷然不容怠忽玩忄曷之時也。
神宗深知天下之勢，将欲大有所為，而又不禦遊畋，不治宮室，眷求義德，與圖治理，誠曠世一出，人臣所當效力緻死之君也。
乃公之節行文章，既已大過于人，而道德經濟又獨以身任之。
當仁宗在位之日，使回一書，究極治體，直欲化裁三代以趣時變，與區區随世遷就諸人，規模别。
繼論時政，則語意益切，岌然如禍亂之逼乎其後，賈太傅之痛哭，劉賢良之剀切，可謂異世同符矣。
有臣如此，蓋亦曠世一出，人君所當虛己委任、共享天心者也。
夫其君臣相遇之盛如此，而時勢所值，又當否泰安危、往來消長之際，然則公與神宗所以悉心謀議、創制立法，而将以伸其大有為之志于天下，豈但君臣之分義則然，固亦天命人心所不容已也。
今考當時常平倉，司馬公所謂“三代之良法，放青苗錢之害小，廢常平倉之害大”者也。
然積滞不散，侵移他用，平時既無補于貧民，必待年兇物貴，然後出粜，而所及者又皆城市遊手之輩。
況谷則減價而粜，惟富民為能應其粜，谷賤則增價而籴，惟富民為能應其籴，貧民下戶，既無可粜，又不能籴，勢不免于借貸。
蘇穎濱曰：“天下之人，無田以為農，無财以為商，禁而勿貸，不免轉死于溝壑。
使富民為貸，則用不仁之法，收太半之息，不然，亦不免脫衣避屋以為質，民受其困，而上不享其利。
《周官》之法，使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其貴賤，而以國服為息，今可使郡縣盡貸，而任之以其土著之民。
”穎濱此論，則公所行青苗錢之法也。
考之于古，景公之于齊，子皮之于鄭，司城子罕之于宋，既皆以貸而得民。
驗之于今，則前此陝西一路，已翕然稱便矣。
然則青苗錢之放，乃所以救常平之失，而修耕斂補助之政也。
古者民多則國強，民少則國弱，兵無非民故也。
宋自雍熙、端拱以來，西北多事，朝廷争言募兵。
既募征行之兵，又募力役之兵，大率非遊手之徒，則亡命之輩。
于是始聚百萬之兵而仰食于縣官，非如漢、唐之初，有事則擐甲胄以蹈行陳，無事則服田積谷以廣軍儲。
冗而無制，則老弱參半，而不堪戰鬥；聚而不散，則偃蹇驕隋，而易于為亂。
而上下以為得計，方且盡用衰世刻之術，剝吾民以之。
及不可用，則又為之俯首以事驕虜，而使此輩自安于營伍之中。
況是時京東、京西、淮南諸路劇盜，如王倫、張海輩，肆意橫行，建旗鳴鼓，官吏逢迎入城，與之宴飲，雖有番戍之兵，如入無人之境。
兵制之壞，莫甚于此。
此公保甲之法所由行也。
其要在于訓練齊民，使皆可戰，稍複府兵之舊，以減募兵纾民力。
當時，蘇東坡極言養兵之害，而欲訓練州縣之土兵，以省禁兵，意亦如此。
然必畿甸就緒，乃以漸推之于天下，始但隸于司農，以捕盜賊相保任，繼乃肄習武事，定其賞罰，而隸于兵部，其政令一聽于樞密。
蓋公所以計之者審矣。
民情莫不欲富，亦莫不欲逸也。
宋到中葉，役法大壞，産破家亡，視為常事，而衙前州役為甚。
韓绛則言，民有父自經死，冀免其子，逐嫁祖母，與母析居，以圖避免者。
司馬公則言，自置鄉戶衙前以來，民益困乏，不敢營生，多種一桑，多置一牛，畜二年之糧，藏十疋之帛，則已目為富戶，抉充衙前。
吳充則言，鄉役之中，衙前為重，至有家赀已竭，而逋負未除，子孫既沒，而鄰保尤逮，田地不敢多耕、骨肉不敢義聚者。
然則當役之家，出錢以雇役，坊郭、女戶、品官之家，斂錢以助役，官又為之賣坊場、給閑田以充雇直，固先王緻民财以祿庶人在官之意也。
況公之為是法也，曷示一月，民無異詞，乃著為令。
令下之日，物情大快，于是始行諸天下，而亦各從其便以為法。
此則雇役法之大略也。
諸路上供，歲有定數。
年有豐兇，故出辦有難易；道有遠近，故勞費有多寡。
典領之官，專務取赢，内外不相知，饒乏不相補，四方有倍蓰之輸，中都有半價之鬻。
徒使富商大賈乘公私之急，以擅輕重斂散之權，而農民重困，國用無馀，于是均輸之法行焉。
先王之于商也，未嘗不欲抑之以懲遊末，亦未嘗不欲厚之以通貨賄。
其于民也，固嘗補助于耕斂之時，又欲周給于祭祀喪紀困迫之日，此《周官》泉府之法所以為厚也。
今雖萬室之邑，然貨之滞而不售，民之欲賒且貸者，已不赀矣，而況都會之地哉？公之所以創為市易之法者，固将抑兼并以厚商賈，備經制以利民用，而必量取一分二分之息者，亦欲其仁可繼爾。
諸監既廢，賦牧地以佐刍粟，諸兵騎戰，仰給市馬，而義勇保甲之馬，複從官給。
番部養馬，既不常行，各邊市馬，又患不足。
此戶馬保馬之法所由以行也。
然戶馬則蠲科賦，保馬則蠲征役，而馬又皆從官級也，藉使猶或少厲于民，則亦斟酌修改之而已。
國固可使乏馬，馬顧可使獨在邊番，而成周丘甸所出之馬，豈皆官養之邪？若夫熙河一帶，西控吐番，東蔽泾、涼，夏人右臂，實維茲地。
若使彼間而取之，則豈惟延一路不解甲哉？将秦隴複受兵矣。
而西域之不可通無論也，此公所以銳意于王韶之策欤？ 宋之于北虜，雖慚于納賂，亦怯于用兵。
惟怯故彼得肆無厭之求，惟慚故此常懷憤恨之意。
然既不能攻之以雪其慚，則亦驕之以圖其後，未有不能攻之又不能驕之，而睢盱以幸目前之安者。
此公所以割地畀遼，且曰“将欲取之，必固與之”也。
他如銷并軍營，修複水利，罷詩賦，頒經義，與夫方田之法之類，雖若紛然并出于一時，然君以堯、舜其民之心堅主之于上，臣以堯、舜其君之心力贊之于下，要皆以為天下而非私己也。
諸臣若能原其心以議其法，因其得以救其失，推廣以究未明之義，損益以矯偏勝之情，務在協心一德，博求賢才，以行新法，宋室未必不尚有利也。
而乃一令方下，一謗随之，今日哄然而攻者安石也，明日嘩然而議者新法也。
台谏借此以賈敢言之名，公卿借此以徼恤民之譽。
遠方下吏，随聲附和，以自托于廷臣之黨，而政事之堂，幾為交惡之地。
且當是時，下則未有不逞之民指新法以為倡亂之端，遠則未有二虜之使因新法而出不遜之語，而缙紳之士，先自交構橫潰，洶洶如狂，人挾勝心，牢不可破。
祖宗之法，概以為善，其果皆善乎？新創之法，概诋為惡，其果皆惡乎？抑其為議，有一人之口而自相抵牾，如蘇穎濱嘗言官自借貸之便，而乃力诋青苗錢之非；司馬公在英宗時，嘗言農民租稅之外當無所與，衙前當募民為之，而乃力诋雇役之非；蘇東坡嘗言不取靈武則無以通西域，西域不通則契丹之強未有艾，而乃力诋熙河之役之非；又如已非雇役不可行，而他日又力争雇役不可罷之類是也。
有事體相類，自來行之則以為是，公行之則以為非。
如河北弓箭社實與保甲相表裡，蘇東坡請增修社約，并加存恤，而獨深惡保甲法之類是也；青苗錢之放，專為資業貧民，不使富民乘急以邀倍稱之息，司馬、韓、歐諸公既極言此錢不可放，則亦求所以抑兼并而振貧弱可也，乃徒訟此之非利，而不顧彼之為害，何邪？蘇東坡論雇役，至謂士夫宣力之馀，亦欲取樂，若廚傳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盛觀。
似此之類，既非真知是非之定論，亦非曲盡利害之︳谟，宜公概謂流俗，而主之益堅，行之益力也，一時議論，既如此矣，而左右記注之官，異時紀載之筆，又皆務為巧诋，至或離析文義，單摭數語而張皇之。
如三不足之說，公之所以告君者何嘗如是也，然則當時所以攻新法者，非實攻新法也，惡公而半反其法爾。
昔者桓公舉夷吾于士師，而委之以國。
夷吾乃為之作内政，興鹽策，委币以斂州縣之谷，守準以禦輕重之權，舉齊國之政而更張其太半，且曰：“國之重器，莫重于令。
虧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從令者死。
”桓公卒賴其計以成九合之功。
子産之相鄭也，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作丘賦，制參辟，鑄刑書，舉鄭國之政而更張其太半。
雖國人孰殺子産之謠，叔向将亡多制之書，士文伯“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
不火何為”，又六月火現而鄭果災之先見明驗，亦銳然行之，而無所疑畏，卒之鄭賴以安，雖晉楚之強，莫能加焉。
又其下如衛鞅之于孝公，盡取秦法而更為之，盡取秦民而束縛馳驟之。
雖甘龍辨說之煩，秦民言令不便者以千數，而鞅終不為沮，卒之國内大治，諸侯重足屏息，争西向而割地。
彼數子，諸侯之貴臣爾，然皆以其計數之審，果敢堅忍，大得逞于其國。
而公以世不常有之材，當四海為家之日，君臣相契，有如魚水，乃顧落落如彼者，時勢異而冒忌衆故也。
夫國内多故，四竟多敵，譬彼舟流，不知所屆，惟才與智，衆必歸之，此管仲諸
【王臨川文集後序】 邑侯應君雲刻荊公集成，餘适東探禹穴，窺石梁、雁蕩而歸，屬序其後。
嗚呼，是文獻之所存也。
夙志系焉，雖不敏，其何敢辭！惟公文章發于經術，雄偉精深，長雄一代。
然其未嘗刻，意殆亦無授，視昌黎所志子厚者遠矣。
乃顧寥落，不得與歐、蘇諸集并流天下。
撫，雖公桑梓之區而亦無刻焉，豈非世儒疵公相業、橫議不明使然耶？ 夫公之相業，明道、象山之論公矣，精矣。
或疑明道不非新法而訾陸黨焉，此與兒童之見何異，然竊嘗怪之。
公以間世之英，氣魄蓋世，負伊、周之志，宗孔、孟之學，其不迩聲色，不殖貨利，難進易退之介，固已信于天下。
遇大有為之君，而帥行先王之法意，雖其條理弛張或未盡善，彼其志蓋昭然可睹也。
然而新法一行，群議鼎沸，一時攻讦成風，至诋為奸邪，其故何哉？聖道絕而學術裂也。
夫聖人，是非之準也。
春秋賢卿大夫，其見稱于孔子者不少矣，而獨多管仲之功，曰：“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
”及其攝相，未幾而誅亂政大夫勤帥後阝費，豈群情之所趨哉！彼亦睿聖獨見治亂之原耳。
況夷狄之逼中國，豈魯三都比耶？乃有洞見亂原，以先王之道匡天下，而不為管仲者，非夫子之所與哉！世喪道千有馀年，非實得其他墜緒如濂溪、明道者，固難優于春秋賢卿大夫，至其束私見而攣故習，雖賢者不免焉，則是非之謬于聖人久矣。
何者？見有所囿則蔽于睹遠，意有所詫則樂于黨同，其勢然也。
昔充國平羌之策，裴度伐蔡之議，此特一事耳，自其成而觀之，雖庸人無疑也。
而其始，舉朝異之，況大取天下之弊法而更張之者哉！宋之中葉，國勢浸弱，民志不振，夷狄交侵，遼夏為急，猶人癰疽并發于肩臂而神力俱疲，鹹以其無甚作楚，因謂之安。
公既洞見天下之勢，逆知夷狄之禍，而獨憂之。
故每啟昭陵以“至誠恻怛憂天下之心，而拳拳以晉武、梁武趨過目前”為戒。
蓋欲早為之所也。
其相裕陵以更化，蓋将通壅滞，實藏府也。
諸賢既罔或齊公之見，怪其行用，而客氣勝心以逞，又複攘臂其間。
讦以為直，不孫為勇，夫子之所惡也，而世以為賢。
甚至撄人心，挾天變，以要其上而黨排之，必使公不得究其志，至元盡罷新法而後快。
則彼雖幽、厲之政，宜可反而中興，複文、武之境土矣。
乃顧自贻紹聖之戚，因循而緻靖康之禍，卒使中國淪陷，一如公所憂者，果誰執其咎。
而顧橫加諸公，是尚為有是非之心乎？使繼相者有若明道，以大公之學善其後，則于公有光矣，豈至淪胥以敗哉？當時問相之對博舉而不一及之者，亦以其素不排公故耳。
雖然，公自謂用志精則知人明，乃亦不知薦以自代，何邪？一時英望之去多公素與，公意為天下忍之，欲俟法行還之，與樂成耳。
知者行之，仁者守之，明道已不可其說，而公不從，卒贻後悔，非亦有所蔽與？公謂未有不得先王之道而能行先王之法者，是也。
其憂斯民之左衽，不以身家貳其志，豈非自任以至誠恻怛得先王之道乎？而不知其激于群言果于行法者，已不免意必偏黨之私，其心之于哀矜而有所忿忄矣，烏能得其正而不辟哉？是公之所以為蔽，不精于聖學之過也，于諸賢何獨尤哉？至其洞見幽遠，圖患于未形，雖聖人不易也。
其後忠定因水災而憂虜變，蓋公之馀明也，而天下服其忠知。
欽高相之不下，裕陵之倚公者以此。
然其禦擊恢複諸策亦卒奪于讒議而幾危其身，況公圖之于未形乎？于乎，有宋夷狄之禍極矣。
使公不能制之于未亂之前，而忠定不能救之于既變之後，則橫議之禍流也。
夫學術不明，使下無公論，上無信史，蔽人心而奪國是，卒亡宋于虜，豈獨使公負重毀于後世哉！此餘所以重為千古發慨而不能已也。
若夫新法之未始皆不善也，介庵子序之詳矣。
後世亦多祖而用之，故餘略焉，特取其大而隐者著之耳。
昔陳申公述鄭亞之言以序李集，謂其“蘊開物緻君之才，居丞弼上公之位，建靖難平戎之策，垂經天緯地之文。
”公雖未盡得先王之道也，将不優于斯語乎？善讀公集者，當自得之矣。
應侯，甯波人。
公嘗令鄞邑，稱循吏而廟食焉，民至今神之。
其法施于民也，侯習聞之，故梓其集于臨川雲。
嘉靖丙午秋九月既望，邑後學陳九川叙。
【書臨川文集後】 嘉靖丙午秋八月，臨川邑侯象川應君，刻《荊國王文公集》成，謂衮邑人也，宜有以序其事。
昔我象山陸文安公序公祠堂于宋，草廬吳文正公序公文集于元，二公皆命世大儒，其事核而精，其文直而肆，公之純疵得失，猶方員之囿于規矩也。
予末小子，安敢複有所贅？然竊惟公之相業，所以未能成先資之信，快人心之公者，直以變法之故爾。
二公之言，雖已抉發隐義，提挈宏綱，而其端緒曲折，尚若有未暇及者。
故雖不敏，不敢過避焉。
夫善觀人者必驗乎心迹，善為治者必核乎名實。
心迹不明，則名實不正，名實不正，則爵祿廢置、生誅予奪皆失其道，而天下之治靡矣。
若公與神宗之事，豈非千萬世名實不正之最甚者乎？宋之有天下，燕、雲盡失，契丹已強于北，元昊繼起，兵力又奪于西，不能數戰。
則其勢不得不出于求和。
轉輸金缯，每歲不赀，卑禮甘言，惟恐挑禍。
漢之文、景，國辱而民不困，時則有文、景之辱，而無文、景之利。
此蓋凜然不可恃以常安之勢也。
治平、熙甯之際，上元刂下弊，綱紀法度，根本枝葉，無不受病。
譬如中年之人，雖容色言動，無異少時，然縱恣之馀，腹心肝鬲之疾，纏綿膠锢，待時而發，此蓋斷然不容怠忽玩忄曷之時也。
神宗深知天下之勢，将欲大有所為，而又不禦遊畋，不治宮室，眷求義德，與圖治理，誠曠世一出，人臣所當效力緻死之君也。
乃公之節行文章，既已大過于人，而道德經濟又獨以身任之。
當仁宗在位之日，使回一書，究極治體，直欲化裁三代以趣時變，與區區随世遷就諸人，規模别。
繼論時政，則語意益切，岌然如禍亂之逼乎其後，賈太傅之痛哭，劉賢良之剀切，可謂異世同符矣。
有臣如此，蓋亦曠世一出，人君所當虛己委任、共享天心者也。
夫其君臣相遇之盛如此，而時勢所值，又當否泰安危、往來消長之際，然則公與神宗所以悉心謀議、創制立法，而将以伸其大有為之志于天下，豈但君臣之分義則然，固亦天命人心所不容已也。
今考當時常平倉，司馬公所謂“三代之良法，放青苗錢之害小，廢常平倉之害大”者也。
然積滞不散，侵移他用，平時既無補于貧民，必待年兇物貴，然後出粜，而所及者又皆城市遊手之輩。
況谷則減價而粜，惟富民為能應其粜，谷賤則增價而籴，惟富民為能應其籴，貧民下戶，既無可粜，又不能籴，勢不免于借貸。
蘇穎濱曰：“天下之人，無田以為農，無财以為商，禁而勿貸，不免轉死于溝壑。
使富民為貸，則用不仁之法，收太半之息，不然，亦不免脫衣避屋以為質，民受其困，而上不享其利。
《周官》之法，使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其貴賤，而以國服為息，今可使郡縣盡貸，而任之以其土著之民。
”穎濱此論，則公所行青苗錢之法也。
考之于古，景公之于齊，子皮之于鄭，司城子罕之于宋，既皆以貸而得民。
驗之于今，則前此陝西一路，已翕然稱便矣。
然則青苗錢之放，乃所以救常平之失，而修耕斂補助之政也。
古者民多則國強，民少則國弱，兵無非民故也。
宋自雍熙、端拱以來，西北多事，朝廷争言募兵。
既募征行之兵，又募力役之兵，大率非遊手之徒，則亡命之輩。
于是始聚百萬之兵而仰食于縣官，非如漢、唐之初，有事則擐甲胄以蹈行陳，無事則服田積谷以廣軍儲。
冗而無制，則老弱參半，而不堪戰鬥；聚而不散，則偃蹇驕隋，而易于為亂。
而上下以為得計，方且盡用衰世刻之術，剝吾民以之。
及不可用，則又為之俯首以事驕虜，而使此輩自安于營伍之中。
況是時京東、京西、淮南諸路劇盜，如王倫、張海輩，肆意橫行，建旗鳴鼓，官吏逢迎入城，與之宴飲，雖有番戍之兵，如入無人之境。
兵制之壞，莫甚于此。
此公保甲之法所由行也。
其要在于訓練齊民，使皆可戰，稍複府兵之舊，以減募兵纾民力。
當時，蘇東坡極言養兵之害，而欲訓練州縣之土兵，以省禁兵，意亦如此。
然必畿甸就緒，乃以漸推之于天下，始但隸于司農，以捕盜賊相保任，繼乃肄習武事，定其賞罰，而隸于兵部，其政令一聽于樞密。
蓋公所以計之者審矣。
民情莫不欲富，亦莫不欲逸也。
宋到中葉，役法大壞，産破家亡，視為常事，而衙前州役為甚。
韓绛則言，民有父自經死，冀免其子，逐嫁祖母，與母析居，以圖避免者。
司馬公則言，自置鄉戶衙前以來，民益困乏，不敢營生，多種一桑，多置一牛，畜二年之糧，藏十疋之帛，則已目為富戶，抉充衙前。
吳充則言，鄉役之中，衙前為重，至有家赀已竭，而逋負未除，子孫既沒，而鄰保尤逮，田地不敢多耕、骨肉不敢義聚者。
然則當役之家，出錢以雇役，坊郭、女戶、品官之家，斂錢以助役，官又為之賣坊場、給閑田以充雇直，固先王緻民财以祿庶人在官之意也。
況公之為是法也，曷示一月，民無異詞，乃著為令。
令下之日，物情大快，于是始行諸天下，而亦各從其便以為法。
此則雇役法之大略也。
諸路上供，歲有定數。
年有豐兇，故出辦有難易；道有遠近，故勞費有多寡。
典領之官，專務取赢，内外不相知，饒乏不相補，四方有倍蓰之輸，中都有半價之鬻。
徒使富商大賈乘公私之急，以擅輕重斂散之權，而農民重困，國用無馀，于是均輸之法行焉。
先王之于商也，未嘗不欲抑之以懲遊末，亦未嘗不欲厚之以通貨賄。
其于民也，固嘗補助于耕斂之時，又欲周給于祭祀喪紀困迫之日，此《周官》泉府之法所以為厚也。
今雖萬室之邑，然貨之滞而不售，民之欲賒且貸者，已不赀矣，而況都會之地哉？公之所以創為市易之法者，固将抑兼并以厚商賈，備經制以利民用，而必量取一分二分之息者，亦欲其仁可繼爾。
諸監既廢，賦牧地以佐刍粟，諸兵騎戰，仰給市馬，而義勇保甲之馬，複從官給。
番部養馬，既不常行，各邊市馬，又患不足。
此戶馬保馬之法所由以行也。
然戶馬則蠲科賦，保馬則蠲征役，而馬又皆從官級也，藉使猶或少厲于民，則亦斟酌修改之而已。
國固可使乏馬，馬顧可使獨在邊番，而成周丘甸所出之馬，豈皆官養之邪？若夫熙河一帶，西控吐番，東蔽泾、涼，夏人右臂，實維茲地。
若使彼間而取之，則豈惟延一路不解甲哉？将秦隴複受兵矣。
而西域之不可通無論也，此公所以銳意于王韶之策欤？ 宋之于北虜，雖慚于納賂，亦怯于用兵。
惟怯故彼得肆無厭之求，惟慚故此常懷憤恨之意。
然既不能攻之以雪其慚，則亦驕之以圖其後，未有不能攻之又不能驕之，而睢盱以幸目前之安者。
此公所以割地畀遼，且曰“将欲取之，必固與之”也。
他如銷并軍營，修複水利，罷詩賦，頒經義，與夫方田之法之類，雖若紛然并出于一時，然君以堯、舜其民之心堅主之于上，臣以堯、舜其君之心力贊之于下，要皆以為天下而非私己也。
諸臣若能原其心以議其法，因其得以救其失，推廣以究未明之義，損益以矯偏勝之情，務在協心一德，博求賢才，以行新法，宋室未必不尚有利也。
而乃一令方下，一謗随之，今日哄然而攻者安石也，明日嘩然而議者新法也。
台谏借此以賈敢言之名，公卿借此以徼恤民之譽。
遠方下吏，随聲附和，以自托于廷臣之黨，而政事之堂，幾為交惡之地。
且當是時，下則未有不逞之民指新法以為倡亂之端，遠則未有二虜之使因新法而出不遜之語，而缙紳之士，先自交構橫潰，洶洶如狂，人挾勝心，牢不可破。
祖宗之法，概以為善，其果皆善乎？新創之法，概诋為惡，其果皆惡乎？抑其為議，有一人之口而自相抵牾，如蘇穎濱嘗言官自借貸之便，而乃力诋青苗錢之非；司馬公在英宗時，嘗言農民租稅之外當無所與，衙前當募民為之，而乃力诋雇役之非；蘇東坡嘗言不取靈武則無以通西域，西域不通則契丹之強未有艾，而乃力诋熙河之役之非；又如已非雇役不可行，而他日又力争雇役不可罷之類是也。
有事體相類，自來行之則以為是，公行之則以為非。
如河北弓箭社實與保甲相表裡，蘇東坡請增修社約，并加存恤，而獨深惡保甲法之類是也；青苗錢之放，專為資業貧民，不使富民乘急以邀倍稱之息，司馬、韓、歐諸公既極言此錢不可放，則亦求所以抑兼并而振貧弱可也，乃徒訟此之非利，而不顧彼之為害，何邪？蘇東坡論雇役，至謂士夫宣力之馀，亦欲取樂，若廚傳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盛觀。
似此之類，既非真知是非之定論，亦非曲盡利害之︳谟，宜公概謂流俗，而主之益堅，行之益力也，一時議論，既如此矣，而左右記注之官，異時紀載之筆，又皆務為巧诋，至或離析文義，單摭數語而張皇之。
如三不足之說，公之所以告君者何嘗如是也，然則當時所以攻新法者，非實攻新法也，惡公而半反其法爾。
昔者桓公舉夷吾于士師，而委之以國。
夷吾乃為之作内政，興鹽策，委币以斂州縣之谷，守準以禦輕重之權，舉齊國之政而更張其太半，且曰：“國之重器，莫重于令。
虧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從令者死。
”桓公卒賴其計以成九合之功。
子産之相鄭也，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作丘賦，制參辟，鑄刑書，舉鄭國之政而更張其太半。
雖國人孰殺子産之謠，叔向将亡多制之書，士文伯“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
不火何為”，又六月火現而鄭果災之先見明驗，亦銳然行之，而無所疑畏，卒之鄭賴以安，雖晉楚之強，莫能加焉。
又其下如衛鞅之于孝公，盡取秦法而更為之，盡取秦民而束縛馳驟之。
雖甘龍辨說之煩，秦民言令不便者以千數，而鞅終不為沮，卒之國内大治，諸侯重足屏息，争西向而割地。
彼數子，諸侯之貴臣爾，然皆以其計數之審，果敢堅忍，大得逞于其國。
而公以世不常有之材，當四海為家之日，君臣相契，有如魚水，乃顧落落如彼者，時勢異而冒忌衆故也。
夫國内多故，四竟多敵，譬彼舟流，不知所屆，惟才與智，衆必歸之，此管仲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