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 内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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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鄭
子長、孟堅氏不作，而專門之史學衰。
陳、範而下，或得或失，粗足名家。
至唐人開局設監，整齊晉、隋故事，亦名其書為一史；而學者誤承流别，不複辨正其體，於是古人著書之旨，晦而不明。
至於辭章家舒其文辭，記誦家精其考核，其於史學，似乎小有所補；而循流忘源，不知大體，用功愈勤，而識解所至，亦去古愈遠而愈無所當。
鄭樵生千載而後，慨然有見於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不徒以詞采為文，考據為學也。
於是遂欲匡正史遷，益以博雅，貶損班固，譏其因襲，而獨取三千年來，遺文故冊，運以别識心裁，蓋承通史家風，而自為經緯，成一家言者也。
學者少見多怪，不究其發凡起例，絕識曠論，所以斟酌群言，為史學要删；而徒摘其援據之疏略，裁剪之未定者，紛紛攻擊，勢若不共戴天。
古人複起，奚足當吹劍之一吷乎？若夫二十略中，《六書》、《七音》與《昆蟲草木》三略，所謂以史翼經，本非斷代為書，可以遞續不窮者比，誠所謂專門絕業，漢、唐諸儒，不可得聞者也。
創條發例，钜制鴻編，即以義類明其家學。
其事不能不因一時成書，粗就隐括，原未嘗與小學專家，特為一書者，絜長較短；亦未嘗欲後之人，守其成說，不稍變通。
夫鄭氏所振在鴻綱，而末學吹求，則在小節。
是何異譏韓、彭名将，不能鄒、魯趨跄；繩伏、孔钜儒，不善作雕蟲篆刻耶？ 夫史遷絕學，《春秋》之後，一人而已。
其範圍千古、牢寵百家者，惟創例發凡，卓見絕識，有以追古作者之原，自具《春秋》家學耳。
若其事實之失據，去取之未當，議論之未醇，使其生唐、宋而後，未經古人論定；或當日所據石室金匮之藏，及《世本》、《諜記》、《楚漢春秋》之屬，不盡亡佚；後之溺文辭而泥考據者，相與锱铢而校，尺寸以繩，不知更作如何掊擊也。
今之議鄭樵者，何以異是？孔子作《春秋》，蓋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孔子自謂有取乎爾。
夫事即後世考據家之所尚也，文即後世詞章家之所重也，然夫子所取，不在彼而在此。
則史家著述之道，豈可不求義意所歸乎？自遷、固而後，史家既無别識心裁，所求者徒在其事其文。
惟鄭樵稍有志乎求義，而綴學之徒，嚣然起而争之。
然則充其所論，即一切科舉之文詞，胥吏之簿籍，其明白無疵，确實有據，轉覺賢於遷、固遠矣。
雖然，鄭君亦不能無過焉。
馬、班父子傳業，終身史官，固無論矣。
司馬溫公《資治通鑒》，前後一十九年，書局自随，自辟僚屬；所與讨論，又皆一時名流；故能裁成絕業，為世宗師。
鄭君區區一身，僻處寒陋，獨犯馬、班以來所不敢為者而為之，立論高遠，實不副名，又不幸而與馬端臨之《文獻通考》，并稱於時，而《通考》之疏陋，轉不如是之甚。
末學膚受，本無定識，從而抑揚其間，妄相拟議，遂與比類纂輯之業，同年而語，而衡短論長，岑樓寸木且有不敵之勢焉，豈不誣哉？ ○答客問上 癸巳在杭州，聞戴徵君震與吳處士穎芳談次，痛诋鄭君《通志》，其言絕可怪笑，以謂不足深辨，置弗論也。
其後學者，頗有訾謷。
因假某君叙說，辨明著述源流。
自謂習俗浮議，頗有摧陷廓清之功。
然其文上溯馬、班，下辨《通考》，皆史家要旨，不盡為《通志》發也。
而不知者又更端以相诘難，因作《答客問》三篇。
客有見章子《續通志叙書後》者，問於章子曰：《通志》之不可輕議，則既聞命矣。
先生之辨也，文繁而不可殺，其推論所及，進退古人，多不與世之尚論者同科，豈故為抑揚，以佐其辨欤？抑先生别有說欤？夫學者皆稱二十二史，著錄之家，皆取馬、班而下，至於元、明而上，區為正史一門矣。
今先生獨謂唐人整齊晉、隋故事，亦名其書為一史，而學者誤承流别，不複辨正其體焉。
豈晉、隋而下，不得名為一史欤？觀其表志成規，紀傳定體，與馬、班諸史，未始有殊。
開局設監，集衆修書，亦時勢使然耳。
求於其實，則一例也。
今雲學者誤承流别，敢問晉、隋而下，其所以與陳、範而上，截然分部者安在？ 章子曰：史之大原，本乎《春秋》。
《春秋》之義，昭乎筆削。
筆削之義，不僅事具始末，文成規矩已也。
以夫子"義則竊取"之旨觀之，固将綱紀天下，推明大道。
所以通古今之變，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詳人之所略，異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輕，而忽人之所謹，繩墨之所不可得而拘，類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後微茫杪忽之際，有以獨斷於一心。
及其書之成也，自然可以參天地而質鬼神，契前修而俟後聖，此家學之所以可貴也。
陳、範以來，律以《春秋》之旨，則不敢謂無失矣。
然其心裁别識，家學具存，縱使反唇相議，至謂遷書退處士而進奸雄，固書排忠節而飾主阙，要其離合變化，義無旁出，自足名家學而符經旨；初不盡如後代纂類之業，相與效子莫之執中，求鄉願之無刺，侈然自謂超遷轶固也。
若夫君臣事迹，官司典章，王者易姓受命，綜核前代，纂輯比類，以存一代之舊物，是則所謂整齊故事之業也。
開局設監，集衆修書，正當用其義例，守其繩墨，以待後人之論定則可矣，豈所語於專門著作之倫乎？ 《易》曰："敬非其人，道不虛行。
"史才不世出，而時世變易不可常，及時纂輯所聞見，而不用标别家學、決斷去取為急務，豈特晉、隋二史為然哉？班氏以前，則有劉向、劉歆、揚雄、賈逵之《史記》，範氏以前，則有劉珍、李尤、蔡邕、盧植、楊彪之《漢記》，其書何嘗不遵表志之成規，不用紀傳之定體？然而守先待後之故事，與筆削獨斷之專家，其功用足以相資，而流别不能相混，則斷如也。
溯而上之，百國寶書之於《春秋》，《世本》、《國策》之於《史記》，其義猶是耳。
唐後史學絕，而著作無專家。
後人不知《春秋》之家學，而猥以集衆官修之故事，乃與馬、班、陳、範諸書，并列正史焉。
於是史文等於科舉之程式，胥吏之文移，而不可稍有變通矣。
間有好學深思之士，能自得師於古人，标一法外之義例，著一獨具之心裁，而世之群怪聚罵，指目牽引為言詞，譬若猵狙見冠服，不與龁決毀裂，至於盡絕不止也。
鄭氏《通志》之被謗，凡以此也。
嗟乎！道之不明久矣。
《六經》皆史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
孔子之作《春秋》也，蓋曰："我欲讬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
"然則典章事實，作者之所不敢忽，蓋将即器而明道耳。
其書足以明道矣，笾豆之事，則有司存，君子不以是為瑣瑣也。
道不明而争於器，實不足而競於文，其弊與空言制勝，華辯傷理者，相去不能以寸焉。
而世之溺者不察也。
太史公曰："好學深思，心知其意。
"當今之世，安得知意之人，而與論作述之旨哉？ ○答客問中 客曰：孔子自謂："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又曰："好古敏以求之。
"夏殷之禮，夫子能言，然而無徵不信，慨於文獻之不足也。
今先生謂作者有義旨，而笾豆器數，不為瑣瑣焉。
毋乃悖於夫子之教欤？馬氏《通考》之詳備，鄭氏《通志》之疏舛，三尺童子所知也。
先生獨取其義旨，而不責其實用，遂欲申鄭而屈馬，其說不近於偏耶？ 章子曰：天下之言，各有攸當；經傳之言，亦若是而已矣。
讀古人之書，不能會通其旨，而徒執其疑似之說，以争勝於一隅，則一隅之言，不可勝用也。
天下有比次之書，有獨斷之學，有考索之功，三者各有所主，而不能相通。
《六經》之於典籍也，猶天之有日月也。
讀《書》如無《詩》，讀《易》如無《春秋》，雖聖人之籍，不能於一書之中，備數家之攻索也。
《易》曰"不可為典要"，而《書》則偏言"辭尚體要"焉。
讀《詩》不以辭害志，而《春秋》則正以一言定是非焉。
向令執龍血鬼車之象，而徵粵若稽古之文，讬熊蛇魚旐之夢，以紀春王正月之令，則聖人之業荒，而治經之旨悖矣。
若雲好古敏求，文獻徵信，吾不謂往行前言可以滅裂也。
多聞而有所擇，博學而要於約，其所取者有以自命，而不可概以成說相拘也。
大道既隐，諸子争鳴，皆得先王之一端，莊生所謂"耳目口鼻，皆有所明，不能相通"者也。
目察秋毫，而不能見雷霆。
耳辨五音，而不能窺泰山。
謂耳目之有能有不能，則可矣；謂耳聞目見之不足為雷霆山嶽，其可乎？ 由漢氏以來，學者以其所得，讬之撰述以自表見者，蓋不少矣。
高明者多獨斷之學，沉潛者尚考索之功，天下之學術，不能不具此二途。
譬猶日晝而月夜，暑夏而寒冬，以之推代而成歲功，則有相需之益；以之自封而立畛域，則有兩傷之弊。
故馬、班史祖，而伏、鄭經師，遷乎其地而弗能為良，亦并行其道而不相為背者也。
使伏、鄭共注一經，必有牴牾之病。
使馬、班同修一史，必有矛盾之嫌。
以此知專門之學，未有不孤行其意，雖使同侪争之而不疑，舉世非之而不顧，此史遷之所以必欲傳之其人，而班固之所以必待馬融受業於其女弟，然後其學始顯也。
遷書有徐廣、裴骃諸家傳其業，固書有服虔、應劭諸家傳其業，專門之學，口授心傳，不啻經師之有章句矣。
然則春秋經世之意，必有文字之所不可得而詳，繩墨之所不可得而準。
而今之學者，凡遇古人獨斷之著述，於意有不惬，嚣然紛起而攻之，亦見其好議論而不求成功矣。
若夫比次之書，則掌故令史之孔目，簿書記注之成格，其原雖本柱下之所藏，其用止於備稽檢而供采擇，初無他奇也。
然而獨斷之學，非是不為取裁；考索之功，非是不為按據。
如旨酒之不離乎糟粕，嘉禾之不離乎糞土，是以職官故事案牍圖牒之書，不可輕議也。
然獨斷之學，考索之功欲其智，而比次之書欲其愚。
亦猶酒可實尊彜，而糟粕不可實尊彜；禾可登簠簋，而糞土不可索簠簋，理至明也。
古人雲："言之不文，行之不遠。
""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
"為職官故事案牍圖牒之難以萃合而行遠也，於是有比次之法。
不名家學，不立識解，以之整齊故事，而待後人之裁定，是則比次欲愚之效也。
舉而登諸著作之堂，亦自标名為家學，談何容易邪？且班固之才，可謂至矣。
然其與陳宗、尹敏之徒，撰《世祖本紀》，與《新市》、《平林》諸列傳，不能與《漢書》并立，而必以範蔚宗書為正宗；則集衆官修之故事，與專門獨斷之史裁，不相綴屬又明矣。
自是以來，源流既失。
鄭樵無考索之功，而《通志》足以明獨斷之學，君子於斯有取焉。
馬貴與無獨斷之學，而《通考》不足以成比次之功，謂其智既無所取，而愚之為道，又有未盡也。
且其就《通典》而多分其門類，取便翻檢耳。
因史志而裒集其論議，易於折衷耳。
此乃經生決科之策括，不敢抒一獨得之見，标一法外之意，而奄然媚世為鄉願，至於古人著書之義旨，不可得聞也。
俗學便其類例之易尋，喜其論說之平善，相與翕然交稱之，而不知著作源流之無似。
此嘔啞嘲哳之曲，所以屬和萬人也。
○答客問下 客曰：獨斷之學，與考索之功，則既聞命矣。
敢問比次之書，先生拟之糟粕與糞土，何謂邪？ 章子曰：斯非貶辭也。
有璞而後施雕，有質而後運斤，先後輕重之間，其數易明也。
夫子未删之《詩》、《書》，未定之《易》、《禮》、《春秋》，皆先王之舊典也。
然非夫子之論定，則不可以傳之學者矣。
李焘謂"左氏将傳《春秋》，先聚諸國史記，國别為語，以備《内傳》之采摭。
"是雖臆度之辭，然古人著書，未有全無所本者。
以是知比次之業，不可不議也。
比次之道，大約有三：有及時撰集，以待後人之論定者，若劉歆、揚雄之《史記》，班固、陳宗之《漢記》是也；有有志著述，先獵群書，以為薪槱者，若王氏《玉海》，司馬《長編》之類是也；有陶冶
陳、範而下，或得或失，粗足名家。
至唐人開局設監，整齊晉、隋故事，亦名其書為一史；而學者誤承流别，不複辨正其體，於是古人著書之旨，晦而不明。
至於辭章家舒其文辭，記誦家精其考核，其於史學，似乎小有所補；而循流忘源，不知大體，用功愈勤，而識解所至，亦去古愈遠而愈無所當。
鄭樵生千載而後，慨然有見於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不徒以詞采為文，考據為學也。
於是遂欲匡正史遷，益以博雅，貶損班固，譏其因襲，而獨取三千年來，遺文故冊，運以别識心裁，蓋承通史家風，而自為經緯，成一家言者也。
學者少見多怪，不究其發凡起例，絕識曠論，所以斟酌群言，為史學要删；而徒摘其援據之疏略，裁剪之未定者，紛紛攻擊，勢若不共戴天。
古人複起，奚足當吹劍之一吷乎？若夫二十略中，《六書》、《七音》與《昆蟲草木》三略，所謂以史翼經，本非斷代為書，可以遞續不窮者比，誠所謂專門絕業，漢、唐諸儒，不可得聞者也。
創條發例，钜制鴻編，即以義類明其家學。
其事不能不因一時成書，粗就隐括，原未嘗與小學專家，特為一書者，絜長較短；亦未嘗欲後之人，守其成說，不稍變通。
夫鄭氏所振在鴻綱，而末學吹求，則在小節。
是何異譏韓、彭名将，不能鄒、魯趨跄；繩伏、孔钜儒，不善作雕蟲篆刻耶？ 夫史遷絕學，《春秋》之後，一人而已。
其範圍千古、牢寵百家者，惟創例發凡，卓見絕識，有以追古作者之原，自具《春秋》家學耳。
若其事實之失據，去取之未當，議論之未醇，使其生唐、宋而後，未經古人論定；或當日所據石室金匮之藏，及《世本》、《諜記》、《楚漢春秋》之屬，不盡亡佚；後之溺文辭而泥考據者，相與锱铢而校，尺寸以繩，不知更作如何掊擊也。
今之議鄭樵者，何以異是？孔子作《春秋》，蓋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孔子自謂有取乎爾。
夫事即後世考據家之所尚也，文即後世詞章家之所重也，然夫子所取，不在彼而在此。
則史家著述之道，豈可不求義意所歸乎？自遷、固而後，史家既無别識心裁，所求者徒在其事其文。
惟鄭樵稍有志乎求義，而綴學之徒，嚣然起而争之。
然則充其所論，即一切科舉之文詞，胥吏之簿籍，其明白無疵，确實有據，轉覺賢於遷、固遠矣。
雖然，鄭君亦不能無過焉。
馬、班父子傳業，終身史官，固無論矣。
司馬溫公《資治通鑒》，前後一十九年，書局自随，自辟僚屬；所與讨論，又皆一時名流；故能裁成絕業，為世宗師。
鄭君區區一身，僻處寒陋，獨犯馬、班以來所不敢為者而為之，立論高遠，實不副名，又不幸而與馬端臨之《文獻通考》，并稱於時，而《通考》之疏陋，轉不如是之甚。
末學膚受，本無定識，從而抑揚其間，妄相拟議，遂與比類纂輯之業，同年而語，而衡短論長，岑樓寸木且有不敵之勢焉，豈不誣哉？ ○答客問上 癸巳在杭州，聞戴徵君震與吳處士穎芳談次，痛诋鄭君《通志》，其言絕可怪笑，以謂不足深辨，置弗論也。
其後學者，頗有訾謷。
因假某君叙說，辨明著述源流。
自謂習俗浮議，頗有摧陷廓清之功。
然其文上溯馬、班，下辨《通考》，皆史家要旨，不盡為《通志》發也。
而不知者又更端以相诘難，因作《答客問》三篇。
客有見章子《續通志叙書後》者，問於章子曰：《通志》之不可輕議，則既聞命矣。
先生之辨也，文繁而不可殺，其推論所及，進退古人，多不與世之尚論者同科，豈故為抑揚，以佐其辨欤？抑先生别有說欤？夫學者皆稱二十二史，著錄之家，皆取馬、班而下，至於元、明而上，區為正史一門矣。
今先生獨謂唐人整齊晉、隋故事，亦名其書為一史，而學者誤承流别，不複辨正其體焉。
豈晉、隋而下，不得名為一史欤？觀其表志成規，紀傳定體，與馬、班諸史，未始有殊。
開局設監，集衆修書，亦時勢使然耳。
求於其實，則一例也。
今雲學者誤承流别，敢問晉、隋而下，其所以與陳、範而上，截然分部者安在？ 章子曰：史之大原，本乎《春秋》。
《春秋》之義，昭乎筆削。
筆削之義，不僅事具始末，文成規矩已也。
以夫子"義則竊取"之旨觀之，固将綱紀天下，推明大道。
所以通古今之變，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詳人之所略，異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輕，而忽人之所謹，繩墨之所不可得而拘，類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後微茫杪忽之際，有以獨斷於一心。
及其書之成也，自然可以參天地而質鬼神，契前修而俟後聖，此家學之所以可貴也。
陳、範以來，律以《春秋》之旨，則不敢謂無失矣。
然其心裁别識，家學具存，縱使反唇相議，至謂遷書退處士而進奸雄，固書排忠節而飾主阙，要其離合變化，義無旁出，自足名家學而符經旨；初不盡如後代纂類之業，相與效子莫之執中，求鄉願之無刺，侈然自謂超遷轶固也。
若夫君臣事迹，官司典章，王者易姓受命，綜核前代，纂輯比類，以存一代之舊物，是則所謂整齊故事之業也。
開局設監，集衆修書，正當用其義例，守其繩墨，以待後人之論定則可矣，豈所語於專門著作之倫乎？ 《易》曰："敬非其人，道不虛行。
"史才不世出，而時世變易不可常，及時纂輯所聞見，而不用标别家學、決斷去取為急務，豈特晉、隋二史為然哉？班氏以前，則有劉向、劉歆、揚雄、賈逵之《史記》，範氏以前，則有劉珍、李尤、蔡邕、盧植、楊彪之《漢記》，其書何嘗不遵表志之成規，不用紀傳之定體？然而守先待後之故事，與筆削獨斷之專家，其功用足以相資，而流别不能相混，則斷如也。
溯而上之，百國寶書之於《春秋》，《世本》、《國策》之於《史記》，其義猶是耳。
唐後史學絕，而著作無專家。
後人不知《春秋》之家學，而猥以集衆官修之故事，乃與馬、班、陳、範諸書，并列正史焉。
於是史文等於科舉之程式，胥吏之文移，而不可稍有變通矣。
間有好學深思之士，能自得師於古人，标一法外之義例，著一獨具之心裁，而世之群怪聚罵，指目牽引為言詞，譬若猵狙見冠服，不與龁決毀裂，至於盡絕不止也。
鄭氏《通志》之被謗，凡以此也。
嗟乎！道之不明久矣。
《六經》皆史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
孔子之作《春秋》也，蓋曰："我欲讬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
"然則典章事實，作者之所不敢忽，蓋将即器而明道耳。
其書足以明道矣，笾豆之事，則有司存，君子不以是為瑣瑣也。
道不明而争於器，實不足而競於文，其弊與空言制勝，華辯傷理者，相去不能以寸焉。
而世之溺者不察也。
太史公曰："好學深思，心知其意。
"當今之世，安得知意之人，而與論作述之旨哉？ ○答客問中 客曰：孔子自謂："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又曰："好古敏以求之。
"夏殷之禮，夫子能言，然而無徵不信，慨於文獻之不足也。
今先生謂作者有義旨，而笾豆器數，不為瑣瑣焉。
毋乃悖於夫子之教欤？馬氏《通考》之詳備，鄭氏《通志》之疏舛，三尺童子所知也。
先生獨取其義旨，而不責其實用，遂欲申鄭而屈馬，其說不近於偏耶？ 章子曰：天下之言，各有攸當；經傳之言，亦若是而已矣。
讀古人之書，不能會通其旨，而徒執其疑似之說，以争勝於一隅，則一隅之言，不可勝用也。
天下有比次之書，有獨斷之學，有考索之功，三者各有所主，而不能相通。
《六經》之於典籍也，猶天之有日月也。
讀《書》如無《詩》，讀《易》如無《春秋》，雖聖人之籍，不能於一書之中，備數家之攻索也。
《易》曰"不可為典要"，而《書》則偏言"辭尚體要"焉。
讀《詩》不以辭害志，而《春秋》則正以一言定是非焉。
向令執龍血鬼車之象，而徵粵若稽古之文，讬熊蛇魚旐之夢，以紀春王正月之令，則聖人之業荒，而治經之旨悖矣。
若雲好古敏求，文獻徵信，吾不謂往行前言可以滅裂也。
多聞而有所擇，博學而要於約，其所取者有以自命，而不可概以成說相拘也。
大道既隐，諸子争鳴，皆得先王之一端，莊生所謂"耳目口鼻，皆有所明，不能相通"者也。
目察秋毫，而不能見雷霆。
耳辨五音，而不能窺泰山。
謂耳目之有能有不能，則可矣；謂耳聞目見之不足為雷霆山嶽，其可乎？ 由漢氏以來，學者以其所得，讬之撰述以自表見者，蓋不少矣。
高明者多獨斷之學，沉潛者尚考索之功，天下之學術，不能不具此二途。
譬猶日晝而月夜，暑夏而寒冬，以之推代而成歲功，則有相需之益；以之自封而立畛域，則有兩傷之弊。
故馬、班史祖，而伏、鄭經師，遷乎其地而弗能為良，亦并行其道而不相為背者也。
使伏、鄭共注一經，必有牴牾之病。
使馬、班同修一史，必有矛盾之嫌。
以此知專門之學，未有不孤行其意，雖使同侪争之而不疑，舉世非之而不顧，此史遷之所以必欲傳之其人，而班固之所以必待馬融受業於其女弟，然後其學始顯也。
遷書有徐廣、裴骃諸家傳其業，固書有服虔、應劭諸家傳其業，專門之學，口授心傳，不啻經師之有章句矣。
然則春秋經世之意，必有文字之所不可得而詳，繩墨之所不可得而準。
而今之學者，凡遇古人獨斷之著述，於意有不惬，嚣然紛起而攻之，亦見其好議論而不求成功矣。
若夫比次之書，則掌故令史之孔目，簿書記注之成格，其原雖本柱下之所藏，其用止於備稽檢而供采擇，初無他奇也。
然而獨斷之學，非是不為取裁；考索之功，非是不為按據。
如旨酒之不離乎糟粕，嘉禾之不離乎糞土，是以職官故事案牍圖牒之書，不可輕議也。
然獨斷之學，考索之功欲其智，而比次之書欲其愚。
亦猶酒可實尊彜，而糟粕不可實尊彜；禾可登簠簋，而糞土不可索簠簋，理至明也。
古人雲："言之不文，行之不遠。
""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
"為職官故事案牍圖牒之難以萃合而行遠也，於是有比次之法。
不名家學，不立識解，以之整齊故事，而待後人之裁定，是則比次欲愚之效也。
舉而登諸著作之堂，亦自标名為家學，談何容易邪？且班固之才，可謂至矣。
然其與陳宗、尹敏之徒，撰《世祖本紀》，與《新市》、《平林》諸列傳，不能與《漢書》并立，而必以範蔚宗書為正宗；則集衆官修之故事，與專門獨斷之史裁，不相綴屬又明矣。
自是以來，源流既失。
鄭樵無考索之功，而《通志》足以明獨斷之學，君子於斯有取焉。
馬貴與無獨斷之學，而《通考》不足以成比次之功，謂其智既無所取，而愚之為道，又有未盡也。
且其就《通典》而多分其門類，取便翻檢耳。
因史志而裒集其論議，易於折衷耳。
此乃經生決科之策括，不敢抒一獨得之見，标一法外之意，而奄然媚世為鄉願，至於古人著書之義旨，不可得聞也。
俗學便其類例之易尋，喜其論說之平善，相與翕然交稱之，而不知著作源流之無似。
此嘔啞嘲哳之曲，所以屬和萬人也。
○答客問下 客曰：獨斷之學，與考索之功，則既聞命矣。
敢問比次之書，先生拟之糟粕與糞土，何謂邪？ 章子曰：斯非貶辭也。
有璞而後施雕，有質而後運斤，先後輕重之間，其數易明也。
夫子未删之《詩》、《書》，未定之《易》、《禮》、《春秋》，皆先王之舊典也。
然非夫子之論定，則不可以傳之學者矣。
李焘謂"左氏将傳《春秋》，先聚諸國史記，國别為語，以備《内傳》之采摭。
"是雖臆度之辭，然古人著書，未有全無所本者。
以是知比次之業，不可不議也。
比次之道，大約有三：有及時撰集，以待後人之論定者，若劉歆、揚雄之《史記》，班固、陳宗之《漢記》是也；有有志著述，先獵群書，以為薪槱者，若王氏《玉海》，司馬《長編》之類是也；有陶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