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八 外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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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皆無所用，而體裁當規史法也。
此則其可言者也。
夫家有譜，州縣有志，國有史，其義一也。
然家譜有徵，則縣志取焉。
縣志有徵，則國史取焉。
今修一代之史，蓋有取於家譜者矣。
未聞取於縣志。
則荒略無稽，薦紳先生所難言也。
然其故，實始於誤仿圖經纂類之名目，此則不可不明辨也。
" 噫！章君之言，餘未之能盡也。
然於志事，實不敢掉以輕心焉。
二圖包括地理，不敢流連名勝，侈景物也。
七志分别綱目，不敢以附麗失倫，緻散渙也。
二表辨析經緯，不敢以花名卯簿，緻蕪穢也。
五傳詳具事實，不敢節略文飾，失徵信也。
鄉薦紳不餘河漢，勤勤讨論，勒為斯志，庶幾一方之掌故，不緻如章君之所謂誤於地理之偏焉耳。
若求其志，而欲附於著作專家，則餘謝不敏矣。
○為畢秋帆制府撰常德府志序 常德為古名郡，左包洞庭，右控五溪，戰國楚黔中地，秦楚争衡，必得黔中以為橐鑰；所謂旁攝溪蠻，南通嶺峤，從此利盡南海者也。
後漢嘗移荊州治此，蓋外控諸蠻，則州部之内，千裡晏然。
隋唐以來，益為全楚關鍵。
五季馬氏既并朗州，而後屹然雄視，諸鎮莫敢與抗矣。
蓋北屏荊渚，南臨長沙，遠作滇、黔門戶，實為控要之區，不其然欤？我朝奕世承平，蠻夷率服，大湖南北，皆為腹地。
康熙二十二年，滿州将軍駐防荊州，遂移提督軍門，彈壓常德。
後雖分湖南北為兩部院，而營制聯絡兩部，呼吸相通，故節制之任，仍統於一。
餘承乏兩湖，嘗按部常德，覽其山川形勢，慨想秦漢通道以來，治亂機緘，割制利弊，與夫居安思治，化俗宜民之道，爰進守土長吏，講求而切磋究之。
知府三原李君大{雨隆}，悃愊吏也。
六條之察，次第既略具矣。
府志輯於康熙九年，故冊荒陋，不可究诘；百馀年之文獻，又邈焉無徵；於是請事重修。
餘謂此能知其大也。
雖然，方志遍寰宇矣，賢長吏知政事有恒，而載筆之士，不知辭尚體要，猥蕪雜濫，無譏焉耳。
即有矯出流俗，自命成家，或文人矜於辭采，學士侈其蒐羅，而於事之關於經濟，文之出於史裁，則未之議也。
會稽章典籍學誠，遊於餘門。
數為餘言史事，黎然有當於餘心。
餘嘉李君之意，因屬典籍，為之撰次，閱一載而告成。
凡書二十四篇；為紀者二，編年以綜一郡之大事；為考者十，分類以識今古之典章；為表者四，年經事緯，以著封建、職官、選舉、人物之名姓；為略者一，為傳者七，采輯傳記，參合見聞，以識名宦、鄉賢、忠孝、節義之行事。
綱舉而目斯張，體立而用可達。
俗志附會古迹，題詠八景，無實靡文，概從删略。
其有記序文字，歌詠篇什，足以考證事實，潤色風雅，志家例錄為藝文者；今以藝文專載書目，詩文不可混於史裁，别撰《文徵》七卷，自為一書，與志相輔而行。
其搜剔之馀，畸言脞說，無當經綸，而有資談助者，更為《叢談》一卷。
皆不入於志篇。
凡此區分類别，所以辨明識職，歸於體要。
於是常德典故，可指掌而言也。
夫志不特表章文獻，亦以輔政教也。
披覽輿圖，則善德、桃源之為山鎮，漸、潛、滄浪之為川澤，悠然想見古人清風，可以興起末俗。
爰求前迹，有若馬伏波、應司隸之流，制苗蠻於漢世；李習之、溫簡輿其人，興水利於唐時；因地制宜，随時應變，皆文武長吏前事之師。
考古即以徵今，而平日讨論，不可以不豫也。
蓋政之有恒與辭之體要，本非兩事，昧於治者不察也。
餘故因李君之知所務也，而推明大旨，以為求治理者法焉。
○為畢秋帆制府撰荊州府志序 荊州富於《禹貢》、《職方》，雄據於三國六朝五季，而沖要岩劇於前明。
蓋至今所領僅七城，而於湖北部内十一府州，猶為重望雲。
三代畫州，荊域袤延且數千裡，無可言也。
漢分南郡，荊州所部。
蒯越說劉表曰："荊州南據江陵，北守襄陽，八郡可傳檄而定。
"諸葛忠武說昭烈曰："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用武之國。
"六朝争劇於蕭梁，五季稱雄於高氏，一時獻奇借箸，騰說雖多，大約不出蒯、葛數語。
然是時荊州，實兼武陵、桂陽諸郡，幅員包湖南境。
至明改元中興路為荊州府，則今荊州境矣。
彼時王國所封，蔚為都會。
我朝因明舊治，初以總兵官鎮守其地，旋改滿營，設将軍都統以下如制。
雍正十三年，割二州三縣與土司地，分置宜昌、施南兩府。
乾隆五十六年，又以遠安隸荊門州。
於是荊州所部，止於七縣。
然而形勢猶最諸府，則江陵固兼南北之沖，而東延西控，聯絡故自若也。
至於時事異宜，則滿漢分城，民兵不擾；漕兌互抵，轉饷無勞，亦既因時而立制矣。
惟大江東下分流，故道多湮，江防堵築，視昔為重。
乾隆戊甲大水灌城，軍民被淹，城治傾圮。
天子南顧疇咨，特命重臣，持節臨莅，發帑二百萬金，钜工大役，次第興舉。
餘於是時，奉命來督兩湖，夙夜惴惕，惟恐思慮有所未周，無以仰答诏旨。
咨於群公，詢於寮寀，群策材力，幸無隕越。
而億兆生靈，皆蒙恺澤，而出於昏墊，則荊州雖故而若新也。
逾年，民氣漸蘇，官司稍有清晏。
知府山陰張君方理，始欲整齊掌故，為後持循；旋以事去。
繼其任者，永濟崔君龍見，乃集七縣長吏而議修府志。
崔君以名進士起家，學優而仕，其於斯志，蓋斤斤乎不苟作也。
且《荊志》著於古者，倍他州郡，盛弘之有《荊州記》，庾仲雍有《江記》，宗懔有《荊楚歲時記》，梁元帝有《荊南志》，又有《丹陽尹傳》，書雖不存，部目可考，遺文逸句，猶時見於群書所稱引也。
前明所修《荊州府志》，僅見著錄而無其籍。
康熙年間，胡在恪所修，号稱佳本，而世亦鮮見。
今存葉仰高志，自雲多仍胡氏舊文，體例謹嚴，纂輯必注所出，則其法之善也。
而崔君之於斯志，則一秉史裁，詳贍博雅之中，運以獨斷别裁之義。
首紀以具編年史法，次表以著世次年代，掌故存於諸考，人物詳於列傳，亦既綱舉而目張矣。
又以史志之書，記事為主。
藝文仍著錄之篇，而近代志家，猥選詩文雜體；其有矯而正者，則又裁節詩文，分類隸於本事之下，皆失古人流别。
今師史例以輯府志，更仿選例以輯文徵。
自雲：志師八家《國語》，文徵師十五《國風》，各自為書，乃得相輔而不相亂。
又采輯之馀，瑣事畸言，取則失裁，棄則可惜；近人編為志馀，亦非史法。
今乃别為《叢談》一書，钜細兼收，而有條不紊，蓋近日志家所罕見也。
昔羅願撰《新安志》，自謂儒者之書，不同鈔撮簿記。
今崔君所輯，本源深遠，視羅氏雅裁，有過之而無不及已。
會湖北有《通志》之役，聘會稽章典籍學誠，論次其事。
章君雅有史識，與餘言而有合。
崔君又屢質於典籍，往複商榷，時亦取衷於餘。
餘故備悉其始末，而叙於卷端。
○為畢秋帆制府撰石首縣志序 石首為荊州望縣，兩漢本華容地，晉平吳，分華容置縣，因山以石首名。
趙宋改治調弘，易名建甯。
尋遷繡林山左，複名石首。
元大德中，又遷楚望山下。
曆明至今，文物聲名，為荊部稱盛。
縣志不修，近六十年。
舊志疏脫，诠次無法，又阙數十年之事實。
知縣玉田王君維屏，因餘撰輯通志，檄徵州縣之書，乃論次其縣事，犁剔八門，合首尾為書十篇，以副所徵，且請餘為之序。
餘披覽其書，而知王君之可與論治也。
夫為政必先綱紀，治書必明體要。
近日為州縣志者，或胥吏案牍，蕪穢失裁；或景物題詠，浮華無實；而求其名義所歸，政教所重，則茫然不知其所指焉。
夫政者，事也。
志者，言也。
天下蓋有言之斐然，而不得於其事者矣；未聞言之尚無條貫，而其事轉能秩然得叙者也。
今王君是志，凡目數十，括以八門，若網在綱，有條不紊。
首曰編年，存史法也。
志者史所取裁，史以記事，非編年弗為綱也。
次曰方輿，考地理也。
縣之有由立也，山川古迹，以類次焉。
而水利江防，居其要矣。
次曰建置，人功修也。
城池廨署，以至壇廟，依次附焉。
次曰民政，法度立也。
戶田賦役之隸於司徒，郵驿兵防之隸於司馬，皆《洪範》八政之經也。
次曰秩官，昭典守也。
長佐師儒，政教所由出也。
而卓然者，爰斯傳矣。
次曰選舉，辟才俊也。
論秀書升，《王制》之大，興賢與能，《周官》是詳；勒邦乘者，所不容略也。
次曰人物，次曰藝文，一以徵文，一以考獻，皆搜羅放失，謹備遺忘，尤為乘時之要務也。
人物必徵實事，而不以标榜為虛名；藝文謹著部目，而不以詩文充篇幅。
蓋人物為馬《史》列傳之遺，藝文為班劉著錄之例，事必師古，而後可以法當世也。
部分為八，亦既綱舉而目張矣。
至於序例圖考，冠於篇首，馀文剩說，綴於簡末，别為篇次，不入八門。
殆如九夫畫井，八陣行軍，經緯燦然，體用具備。
乃知方志為一方之政要，非徒以風流文采，為長吏飾儒雅之名也。
且石首置縣以來，凡三徙矣。
今縣治形勢，實為不易，四顧平衍之中，至縣群山湧出，東有龍蓋，南有馬鞍，西有繡林，北有楚望，居中扼要，政令易均；是以明代至今，相仍為治。
夫撫馭必因形勢，為政必恃綱紀，治書必貴體要，一也。
王君以儒術入仕，知所先務。
其於治書，洵有得於體要，後人相仍，如縣治矣。
抑古人雲："坐而言者期起而行。
"今之具於書者，果能實見諸政治，則必不以簿書案牍為足稱職業，文采絢飾為足表聲譽；是則雖為一縣之志，即王君一人之治書也。
古之良史，莫能尚已，餘於王君有厚望焉。
○書武功志後 康海《武功志》三卷，又分七篇，各為之目：一曰《地理》，二曰《建置》，三曰《祠祀》，四曰《田賦》，五曰《宮師》，六曰《人物》，七曰《選舉》。
首仿古人著述，别為篇叙，高自位置，幾於不讓，而世多稱之。
王氏士正，亦謂"文簡事核，訓辭爾雅"；後人至欲奉為修志楷模，可為幸矣。
夫康氏以二萬許言，成書三卷，作一縣志，自以謂高簡矣。
今觀其書，蕪穢特甚。
蓋緣不知史家法度，文章體裁，而惟以約省卷篇，謂之高簡，則誰不能為高簡邪？ 志乃史裁，苟於事理無關，例不濫收詩賦，康氏於名勝古迹，猥登無用詩文；其與俗下修志，以文選之例為藝文者，相去有幾？夫諸侯不祖天子，大夫不祖諸侯，嚴名分也。
曆代帝王後妃，史尊紀傳，不藉方志。
修方志者，遇帝王後妃故裡，表明其說可也。
列帝王於人物，載後妃於列女，非惟名分混淆，且思王者天下為家，於一縣乎何有？康氏於人物，則首列後稷以至文王，節錄太史《周紀》；次則列唐高祖、太宗，又節錄《唐本紀》，乖刺不可勝诘矣。
方志不當僣列帝王，姑且勿倫。
就如其例，則武王以下，何為删之？以謂後有天下，非邠之故邑耶？則太王嘗遷於岐，文王又遷於豐，何以仍列武功人物？以武王實有天下，文王以上，不過追王，故錄之耶？則唐之高祖、太宗，又何取義？以謂高祖、太宗生長其地，故錄之耶？則顯懿二祖，何為删之？後妃上自姜嫄，下及太姜，何為中間獨無太任？姜非武功封邑，入於武功列女，以謂婦從夫耶？則唐高祖之太穆窦後，太宗之文德長孫皇後，皆有賢名，何為又不載乎？夫載所不當載，為蕪為僣，以言識不足也。
就其自為凡例，任情出入，不可诘以意指所在，天下有如是而可稱高簡者哉？ 尤可異者，志為七篇，輿圖何以不入篇次？蓋亦從俗例也。
篇首冠圖，圖止有二，而蘇氏《璇玑》之圖，乃與輿圖并列，可謂胸中全無倫類者矣。
夫輿圖冠首，或仿古人圖經之例，所以揭一縣之全勢，猶可言也。
《璇玑》之圖，不過一人文字，或仿範氏錄蔡琰《悲憤詩》例，收於列女之傳可也。
如謂圖不可以入傳，附見傳後可也。
蓦然取以冠首，将武功為縣，特以蘇氏女而顯耶？然則充其義例，既列文王於人物矣，曷取六十四卦之圖冠首？既列唐太宗於人物矣，曷取六陣之圖冠首？雖曰迂謬無理，猶愈《璇玑圖》之僅以一女子名也。
惟《官師志》褒貶并施，尚為直道不泯，稍出於流俗耳。
○書朝邑志後 韓邦靖《朝邑志》二卷，為書七篇：一曰《總志》，二曰《風俗》，三曰《物産》，四曰《田賦》，五曰《名宦》，六曰《人物》，七曰《雜記》。
總約不過六七千言，用紙十六七番，志乘之簡，無有過於此者。
康《武功》極意求簡，望之瞠乎後矣。
康為作序，亦極稱之。
今觀文筆，較康實覺簡淨；惟總志於古迹中，入唐詩數首為蕪雜耳。
康氏、韓氏皆能文之士，而不解史學，又欲求異於人，故其為書，不情至此，作者所不屑道也。
然康氏猶存時人修志規模，故以志法繩之，疵謬百出。
韓氏則更不可以為志，直是一篇無韻之《朝邑賦》，又是一篇強分門類之《朝邑考》；入於六朝小書短記之中，如《陳留風俗》、《洛陽伽藍》諸傳記，不以史家正例求之，未始不可通也。
故餘於《武功》、《朝邑》二家之志，以《朝邑》為稍優。
然《朝邑志》之疵病雖少，而程濟從建文事，濫采野史，不考事實，一謬也。
并選舉於人物，而舉人進士不載科年，二謬也。
書其父事，稱韓家君名，至今人不知其父何名。
列女有韓太宜人張氏，自系邦靖尊屬；但使人至今不知為何人之妻，何人之母。
古人臨文不諱。
或謂司馬遷諱其父談為同；然《滑稽傳》有談言微中，不諱談字，恐諱名之說未确。
就使諱之，而自叙家世，必實著其父名，所以使後人有所考也。
今邦靖諱其父，而使人不知為誰；稱其尊屬為太宜人，而使人不知為誰之妻母；則是沒其先人行事，欲求加人而反損矣。
三謬也。
至於篇卷之名，古人以竹簡為篇；簡策不勝，則别自為編，識以甲乙，便稽核耳。
後人以缯帛成卷，較竹簡所載為多，故以篇為文之起訖，而卷則概以軸之所勝為量；篇有義理，而卷無義理故也。
近代則紙冊寫書，較之卷軸，可增倍蓰，題名為卷，不過存古名耳。
如累紙不須别自為冊，則分篇者，毋庸更分卷數，為其本自無義理也。
今《武功》、《朝邑》二志，其意嫌如俗纂之分門類，而括題俱以篇名，可謂得古人之似矣。
《武功》用紙六十馀番，一冊足用，而必分七篇以為三卷，於義已無所取。
《朝邑》用紙僅十馀番，不足一冊之用，而亦分七篇以為二卷，則何說也？或曰：此乃末節，非關文義，何為屑屑較之？不知二家方以作者自命，此等篇題名目，猶且不達古人之意，則其一筆一削，希風前哲，不自度德量力，概可知矣。
○書吳郡志後 範成大《吳郡志》五十卷，分篇三十有九：曰沿革，曰分封，曰戶口稅租，曰土貢，曰風俗，曰城郭，曰學校，曰營寨，曰官宇，曰倉庫，而場務附焉，曰坊市，曰古迹，曰封爵，曰牧守，曰題名，曰官吏，曰祠廟，曰園亭，曰山，曰虎邱，曰橋梁，曰川，曰水利，曰人物，而列女附焉，曰進士題名，曰土物，曰宮觀，曰府郭寺，曰郊外寺，曰縣記，曰冢墓，曰仙事，曰浮屠，曰方技，曰奇事，曰異聞，曰考證，曰雜詠，曰雜志。
篇首有紹定二年，汴人趙汝談序。
言"石湖志成，守具木欲刻。
時有求附某事於籍而弗得者，嘩曰：'是書非石湖筆也。
'守莫敢刻，遂藏學宮。
紹定初元，廣德李侯壽朋以尚書郎出守。
其先度支公嘉言，石湖客也。
谒學問故，驚曰：'是書猶未刊耶？'他日拜石湖祠，從其家求遺書，校學本無少異。
而書止紹熙三年，其後大建置，如百萬倉、嘉定新邑、許浦水軍、顧迳移屯等類皆未載。
於是會校官汪泰亨，與文學士雜議，用褚少孫例，增所阙遺，訂其誤僞，而不自别為續焉。
"又曰："石湖在時，與郡士龔頤、滕成、周南厚三人數咨焉，而龔薦所聞於公尤多，異論由是作。
益公碑公墓，載所為書，篇目可考"雲雲。
其為人所推重如此。
今學者論宋人方志，亦推羅氏《新安志》與範氏《吳郡志》為稱首，無異辭矣。
餘谛審之，文筆亦自清簡；後世方志庸猥之習，彼時未開，編次亦爾雅潔。
又其體制詳郡而略縣，自沿革、城池、職官題名之屬，皆有郡而無縣。
縣記二卷，則但記官署，間及署中亭台，或取題石記文而無其名姓，體參差不一律。
此則當日志例，與近日府志之合州縣志而成者，迥不相同。
餘别有專篇讨論其事，此固可無論也。
第他事詳郡略縣，稱其體例可也；沿革有郡無縣，則眉目不分矣。
宜其以平江路府，冒吳郡之舊稱，冠全志而不知其謬也。
且沿革叙入宋代，則雲"開寶元年，吳越王改中吳軍為平江軍。
太平興國三年，錢俶納土。
"考史，是時改蘇州矣，而志文不著改州。
下突接雲："政和三年，升蘇州為平江府。
"上無蘇州之文，忽入升州為府，文指亦不明矣。
通體采摭史籍及詩文說部，編輯而成，仍注所出於本條下，是足為纂類之法，卻非著作體也。
風俗多摭吳下詩話，間亦考訂方音，是矣。
徐祐輩九老之會，章岵輩耆英之會，皆當日偶為盛事，不當入風俗也。
學校在四卷，縣記在三十七八卷；縣治官宇，既入縣記，而學校兼志府縣之學，是未出縣名而先有學矣。
坊市不附城郭，而附官宇，亦失其倫。
提點刑獄司、提舉常平鹽茶司題名，不入牧守題名本類，而附見官宇之後，亦非法度。
提點刑獄題名，皆大書名姓於上，而分注
此則其可言者也。
夫家有譜，州縣有志，國有史，其義一也。
然家譜有徵，則縣志取焉。
縣志有徵，則國史取焉。
今修一代之史，蓋有取於家譜者矣。
未聞取於縣志。
則荒略無稽，薦紳先生所難言也。
然其故，實始於誤仿圖經纂類之名目，此則不可不明辨也。
" 噫！章君之言，餘未之能盡也。
然於志事，實不敢掉以輕心焉。
二圖包括地理，不敢流連名勝，侈景物也。
七志分别綱目，不敢以附麗失倫，緻散渙也。
二表辨析經緯，不敢以花名卯簿，緻蕪穢也。
五傳詳具事實，不敢節略文飾，失徵信也。
鄉薦紳不餘河漢，勤勤讨論，勒為斯志，庶幾一方之掌故，不緻如章君之所謂誤於地理之偏焉耳。
若求其志，而欲附於著作專家，則餘謝不敏矣。
○為畢秋帆制府撰常德府志序 常德為古名郡，左包洞庭，右控五溪，戰國楚黔中地，秦楚争衡，必得黔中以為橐鑰；所謂旁攝溪蠻，南通嶺峤，從此利盡南海者也。
後漢嘗移荊州治此，蓋外控諸蠻，則州部之内，千裡晏然。
隋唐以來，益為全楚關鍵。
五季馬氏既并朗州，而後屹然雄視，諸鎮莫敢與抗矣。
蓋北屏荊渚，南臨長沙，遠作滇、黔門戶，實為控要之區，不其然欤？我朝奕世承平，蠻夷率服，大湖南北，皆為腹地。
康熙二十二年，滿州将軍駐防荊州，遂移提督軍門，彈壓常德。
後雖分湖南北為兩部院，而營制聯絡兩部，呼吸相通，故節制之任，仍統於一。
餘承乏兩湖，嘗按部常德，覽其山川形勢，慨想秦漢通道以來，治亂機緘，割制利弊，與夫居安思治，化俗宜民之道，爰進守土長吏，講求而切磋究之。
知府三原李君大{雨隆}，悃愊吏也。
六條之察，次第既略具矣。
府志輯於康熙九年，故冊荒陋，不可究诘；百馀年之文獻，又邈焉無徵；於是請事重修。
餘謂此能知其大也。
雖然，方志遍寰宇矣，賢長吏知政事有恒，而載筆之士，不知辭尚體要，猥蕪雜濫，無譏焉耳。
即有矯出流俗，自命成家，或文人矜於辭采，學士侈其蒐羅，而於事之關於經濟，文之出於史裁，則未之議也。
會稽章典籍學誠，遊於餘門。
數為餘言史事，黎然有當於餘心。
餘嘉李君之意，因屬典籍，為之撰次，閱一載而告成。
凡書二十四篇；為紀者二，編年以綜一郡之大事；為考者十，分類以識今古之典章；為表者四，年經事緯，以著封建、職官、選舉、人物之名姓；為略者一，為傳者七，采輯傳記，參合見聞，以識名宦、鄉賢、忠孝、節義之行事。
綱舉而目斯張，體立而用可達。
俗志附會古迹，題詠八景，無實靡文，概從删略。
其有記序文字，歌詠篇什，足以考證事實，潤色風雅，志家例錄為藝文者；今以藝文專載書目，詩文不可混於史裁，别撰《文徵》七卷，自為一書，與志相輔而行。
其搜剔之馀，畸言脞說，無當經綸，而有資談助者，更為《叢談》一卷。
皆不入於志篇。
凡此區分類别，所以辨明識職，歸於體要。
於是常德典故，可指掌而言也。
夫志不特表章文獻，亦以輔政教也。
披覽輿圖，則善德、桃源之為山鎮，漸、潛、滄浪之為川澤，悠然想見古人清風，可以興起末俗。
爰求前迹，有若馬伏波、應司隸之流，制苗蠻於漢世；李習之、溫簡輿其人，興水利於唐時；因地制宜，随時應變，皆文武長吏前事之師。
考古即以徵今，而平日讨論，不可以不豫也。
蓋政之有恒與辭之體要，本非兩事，昧於治者不察也。
餘故因李君之知所務也，而推明大旨，以為求治理者法焉。
○為畢秋帆制府撰荊州府志序 荊州富於《禹貢》、《職方》，雄據於三國六朝五季，而沖要岩劇於前明。
蓋至今所領僅七城，而於湖北部内十一府州，猶為重望雲。
三代畫州，荊域袤延且數千裡，無可言也。
漢分南郡，荊州所部。
蒯越說劉表曰："荊州南據江陵，北守襄陽，八郡可傳檄而定。
"諸葛忠武說昭烈曰："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用武之國。
"六朝争劇於蕭梁，五季稱雄於高氏，一時獻奇借箸，騰說雖多，大約不出蒯、葛數語。
然是時荊州，實兼武陵、桂陽諸郡，幅員包湖南境。
至明改元中興路為荊州府，則今荊州境矣。
彼時王國所封，蔚為都會。
我朝因明舊治，初以總兵官鎮守其地，旋改滿營，設将軍都統以下如制。
雍正十三年，割二州三縣與土司地，分置宜昌、施南兩府。
乾隆五十六年，又以遠安隸荊門州。
於是荊州所部，止於七縣。
然而形勢猶最諸府，則江陵固兼南北之沖，而東延西控，聯絡故自若也。
至於時事異宜，則滿漢分城，民兵不擾；漕兌互抵，轉饷無勞，亦既因時而立制矣。
惟大江東下分流，故道多湮，江防堵築，視昔為重。
乾隆戊甲大水灌城，軍民被淹，城治傾圮。
天子南顧疇咨，特命重臣，持節臨莅，發帑二百萬金，钜工大役，次第興舉。
餘於是時，奉命來督兩湖，夙夜惴惕，惟恐思慮有所未周，無以仰答诏旨。
咨於群公，詢於寮寀，群策材力，幸無隕越。
而億兆生靈，皆蒙恺澤，而出於昏墊，則荊州雖故而若新也。
逾年，民氣漸蘇，官司稍有清晏。
知府山陰張君方理，始欲整齊掌故，為後持循；旋以事去。
繼其任者，永濟崔君龍見，乃集七縣長吏而議修府志。
崔君以名進士起家，學優而仕，其於斯志，蓋斤斤乎不苟作也。
且《荊志》著於古者，倍他州郡，盛弘之有《荊州記》，庾仲雍有《江記》，宗懔有《荊楚歲時記》，梁元帝有《荊南志》，又有《丹陽尹傳》，書雖不存，部目可考，遺文逸句，猶時見於群書所稱引也。
前明所修《荊州府志》，僅見著錄而無其籍。
康熙年間，胡在恪所修，号稱佳本，而世亦鮮見。
今存葉仰高志，自雲多仍胡氏舊文，體例謹嚴，纂輯必注所出，則其法之善也。
而崔君之於斯志，則一秉史裁，詳贍博雅之中，運以獨斷别裁之義。
首紀以具編年史法，次表以著世次年代，掌故存於諸考，人物詳於列傳，亦既綱舉而目張矣。
又以史志之書，記事為主。
藝文仍著錄之篇，而近代志家，猥選詩文雜體；其有矯而正者，則又裁節詩文，分類隸於本事之下，皆失古人流别。
今師史例以輯府志，更仿選例以輯文徵。
自雲：志師八家《國語》，文徵師十五《國風》，各自為書，乃得相輔而不相亂。
又采輯之馀，瑣事畸言，取則失裁，棄則可惜；近人編為志馀，亦非史法。
今乃别為《叢談》一書，钜細兼收，而有條不紊，蓋近日志家所罕見也。
昔羅願撰《新安志》，自謂儒者之書，不同鈔撮簿記。
今崔君所輯，本源深遠，視羅氏雅裁，有過之而無不及已。
會湖北有《通志》之役，聘會稽章典籍學誠，論次其事。
章君雅有史識，與餘言而有合。
崔君又屢質於典籍，往複商榷，時亦取衷於餘。
餘故備悉其始末，而叙於卷端。
○為畢秋帆制府撰石首縣志序 石首為荊州望縣，兩漢本華容地，晉平吳，分華容置縣，因山以石首名。
趙宋改治調弘，易名建甯。
尋遷繡林山左，複名石首。
元大德中，又遷楚望山下。
曆明至今，文物聲名，為荊部稱盛。
縣志不修，近六十年。
舊志疏脫，诠次無法，又阙數十年之事實。
知縣玉田王君維屏，因餘撰輯通志，檄徵州縣之書，乃論次其縣事，犁剔八門，合首尾為書十篇，以副所徵，且請餘為之序。
餘披覽其書，而知王君之可與論治也。
夫為政必先綱紀，治書必明體要。
近日為州縣志者，或胥吏案牍，蕪穢失裁；或景物題詠，浮華無實；而求其名義所歸，政教所重，則茫然不知其所指焉。
夫政者，事也。
志者，言也。
天下蓋有言之斐然，而不得於其事者矣；未聞言之尚無條貫，而其事轉能秩然得叙者也。
今王君是志，凡目數十，括以八門，若網在綱，有條不紊。
首曰編年，存史法也。
志者史所取裁，史以記事，非編年弗為綱也。
次曰方輿，考地理也。
縣之有由立也，山川古迹，以類次焉。
而水利江防，居其要矣。
次曰建置，人功修也。
城池廨署，以至壇廟，依次附焉。
次曰民政，法度立也。
戶田賦役之隸於司徒，郵驿兵防之隸於司馬，皆《洪範》八政之經也。
次曰秩官，昭典守也。
長佐師儒，政教所由出也。
而卓然者，爰斯傳矣。
次曰選舉，辟才俊也。
論秀書升，《王制》之大，興賢與能，《周官》是詳；勒邦乘者，所不容略也。
次曰人物，次曰藝文，一以徵文，一以考獻，皆搜羅放失，謹備遺忘，尤為乘時之要務也。
人物必徵實事，而不以标榜為虛名；藝文謹著部目，而不以詩文充篇幅。
蓋人物為馬《史》列傳之遺，藝文為班劉著錄之例，事必師古，而後可以法當世也。
部分為八，亦既綱舉而目張矣。
至於序例圖考，冠於篇首，馀文剩說，綴於簡末，别為篇次，不入八門。
殆如九夫畫井，八陣行軍，經緯燦然，體用具備。
乃知方志為一方之政要，非徒以風流文采，為長吏飾儒雅之名也。
且石首置縣以來，凡三徙矣。
今縣治形勢，實為不易，四顧平衍之中，至縣群山湧出，東有龍蓋，南有馬鞍，西有繡林，北有楚望，居中扼要，政令易均；是以明代至今，相仍為治。
夫撫馭必因形勢，為政必恃綱紀，治書必貴體要，一也。
王君以儒術入仕，知所先務。
其於治書，洵有得於體要，後人相仍，如縣治矣。
抑古人雲："坐而言者期起而行。
"今之具於書者，果能實見諸政治，則必不以簿書案牍為足稱職業，文采絢飾為足表聲譽；是則雖為一縣之志，即王君一人之治書也。
古之良史，莫能尚已，餘於王君有厚望焉。
○書武功志後 康海《武功志》三卷，又分七篇，各為之目：一曰《地理》，二曰《建置》，三曰《祠祀》，四曰《田賦》，五曰《宮師》，六曰《人物》，七曰《選舉》。
首仿古人著述，别為篇叙，高自位置，幾於不讓，而世多稱之。
王氏士正，亦謂"文簡事核，訓辭爾雅"；後人至欲奉為修志楷模，可為幸矣。
夫康氏以二萬許言，成書三卷，作一縣志，自以謂高簡矣。
今觀其書，蕪穢特甚。
蓋緣不知史家法度，文章體裁，而惟以約省卷篇，謂之高簡，則誰不能為高簡邪？ 志乃史裁，苟於事理無關，例不濫收詩賦，康氏於名勝古迹，猥登無用詩文；其與俗下修志，以文選之例為藝文者，相去有幾？夫諸侯不祖天子，大夫不祖諸侯，嚴名分也。
曆代帝王後妃，史尊紀傳，不藉方志。
修方志者，遇帝王後妃故裡，表明其說可也。
列帝王於人物，載後妃於列女，非惟名分混淆，且思王者天下為家，於一縣乎何有？康氏於人物，則首列後稷以至文王，節錄太史《周紀》；次則列唐高祖、太宗，又節錄《唐本紀》，乖刺不可勝诘矣。
方志不當僣列帝王，姑且勿倫。
就如其例，則武王以下，何為删之？以謂後有天下，非邠之故邑耶？則太王嘗遷於岐，文王又遷於豐，何以仍列武功人物？以武王實有天下，文王以上，不過追王，故錄之耶？則唐之高祖、太宗，又何取義？以謂高祖、太宗生長其地，故錄之耶？則顯懿二祖，何為删之？後妃上自姜嫄，下及太姜，何為中間獨無太任？姜非武功封邑，入於武功列女，以謂婦從夫耶？則唐高祖之太穆窦後，太宗之文德長孫皇後，皆有賢名，何為又不載乎？夫載所不當載，為蕪為僣，以言識不足也。
就其自為凡例，任情出入，不可诘以意指所在，天下有如是而可稱高簡者哉？ 尤可異者，志為七篇，輿圖何以不入篇次？蓋亦從俗例也。
篇首冠圖，圖止有二，而蘇氏《璇玑》之圖，乃與輿圖并列，可謂胸中全無倫類者矣。
夫輿圖冠首，或仿古人圖經之例，所以揭一縣之全勢，猶可言也。
《璇玑》之圖，不過一人文字，或仿範氏錄蔡琰《悲憤詩》例，收於列女之傳可也。
如謂圖不可以入傳，附見傳後可也。
蓦然取以冠首，将武功為縣，特以蘇氏女而顯耶？然則充其義例，既列文王於人物矣，曷取六十四卦之圖冠首？既列唐太宗於人物矣，曷取六陣之圖冠首？雖曰迂謬無理，猶愈《璇玑圖》之僅以一女子名也。
惟《官師志》褒貶并施，尚為直道不泯，稍出於流俗耳。
○書朝邑志後 韓邦靖《朝邑志》二卷，為書七篇：一曰《總志》，二曰《風俗》，三曰《物産》，四曰《田賦》，五曰《名宦》，六曰《人物》，七曰《雜記》。
總約不過六七千言，用紙十六七番，志乘之簡，無有過於此者。
康《武功》極意求簡，望之瞠乎後矣。
康為作序，亦極稱之。
今觀文筆，較康實覺簡淨；惟總志於古迹中，入唐詩數首為蕪雜耳。
康氏、韓氏皆能文之士，而不解史學，又欲求異於人，故其為書，不情至此，作者所不屑道也。
然康氏猶存時人修志規模，故以志法繩之，疵謬百出。
韓氏則更不可以為志，直是一篇無韻之《朝邑賦》，又是一篇強分門類之《朝邑考》；入於六朝小書短記之中，如《陳留風俗》、《洛陽伽藍》諸傳記，不以史家正例求之，未始不可通也。
故餘於《武功》、《朝邑》二家之志，以《朝邑》為稍優。
然《朝邑志》之疵病雖少，而程濟從建文事，濫采野史，不考事實，一謬也。
并選舉於人物，而舉人進士不載科年，二謬也。
書其父事，稱韓家君名，至今人不知其父何名。
列女有韓太宜人張氏，自系邦靖尊屬；但使人至今不知為何人之妻，何人之母。
古人臨文不諱。
或謂司馬遷諱其父談為同；然《滑稽傳》有談言微中，不諱談字，恐諱名之說未确。
就使諱之，而自叙家世，必實著其父名，所以使後人有所考也。
今邦靖諱其父，而使人不知為誰；稱其尊屬為太宜人，而使人不知為誰之妻母；則是沒其先人行事，欲求加人而反損矣。
三謬也。
至於篇卷之名，古人以竹簡為篇；簡策不勝，則别自為編，識以甲乙，便稽核耳。
後人以缯帛成卷，較竹簡所載為多，故以篇為文之起訖，而卷則概以軸之所勝為量；篇有義理，而卷無義理故也。
近代則紙冊寫書，較之卷軸，可增倍蓰，題名為卷，不過存古名耳。
如累紙不須别自為冊，則分篇者，毋庸更分卷數，為其本自無義理也。
今《武功》、《朝邑》二志，其意嫌如俗纂之分門類，而括題俱以篇名，可謂得古人之似矣。
《武功》用紙六十馀番，一冊足用，而必分七篇以為三卷，於義已無所取。
《朝邑》用紙僅十馀番，不足一冊之用，而亦分七篇以為二卷，則何說也？或曰：此乃末節，非關文義，何為屑屑較之？不知二家方以作者自命，此等篇題名目，猶且不達古人之意，則其一筆一削，希風前哲，不自度德量力，概可知矣。
○書吳郡志後 範成大《吳郡志》五十卷，分篇三十有九：曰沿革，曰分封，曰戶口稅租，曰土貢，曰風俗，曰城郭，曰學校，曰營寨，曰官宇，曰倉庫，而場務附焉，曰坊市，曰古迹，曰封爵，曰牧守，曰題名，曰官吏，曰祠廟，曰園亭，曰山，曰虎邱，曰橋梁，曰川，曰水利，曰人物，而列女附焉，曰進士題名，曰土物，曰宮觀，曰府郭寺，曰郊外寺，曰縣記，曰冢墓，曰仙事，曰浮屠，曰方技，曰奇事，曰異聞，曰考證，曰雜詠，曰雜志。
篇首有紹定二年，汴人趙汝談序。
言"石湖志成，守具木欲刻。
時有求附某事於籍而弗得者，嘩曰：'是書非石湖筆也。
'守莫敢刻，遂藏學宮。
紹定初元，廣德李侯壽朋以尚書郎出守。
其先度支公嘉言，石湖客也。
谒學問故，驚曰：'是書猶未刊耶？'他日拜石湖祠，從其家求遺書，校學本無少異。
而書止紹熙三年，其後大建置，如百萬倉、嘉定新邑、許浦水軍、顧迳移屯等類皆未載。
於是會校官汪泰亨，與文學士雜議，用褚少孫例，增所阙遺，訂其誤僞，而不自别為續焉。
"又曰："石湖在時，與郡士龔頤、滕成、周南厚三人數咨焉，而龔薦所聞於公尤多，異論由是作。
益公碑公墓，載所為書，篇目可考"雲雲。
其為人所推重如此。
今學者論宋人方志，亦推羅氏《新安志》與範氏《吳郡志》為稱首，無異辭矣。
餘谛審之，文筆亦自清簡；後世方志庸猥之習，彼時未開，編次亦爾雅潔。
又其體制詳郡而略縣，自沿革、城池、職官題名之屬，皆有郡而無縣。
縣記二卷，則但記官署，間及署中亭台，或取題石記文而無其名姓，體參差不一律。
此則當日志例，與近日府志之合州縣志而成者，迥不相同。
餘别有專篇讨論其事，此固可無論也。
第他事詳郡略縣，稱其體例可也；沿革有郡無縣，則眉目不分矣。
宜其以平江路府，冒吳郡之舊稱，冠全志而不知其謬也。
且沿革叙入宋代，則雲"開寶元年，吳越王改中吳軍為平江軍。
太平興國三年，錢俶納土。
"考史，是時改蘇州矣，而志文不著改州。
下突接雲："政和三年，升蘇州為平江府。
"上無蘇州之文，忽入升州為府，文指亦不明矣。
通體采摭史籍及詩文說部，編輯而成，仍注所出於本條下，是足為纂類之法，卻非著作體也。
風俗多摭吳下詩話，間亦考訂方音，是矣。
徐祐輩九老之會，章岵輩耆英之會，皆當日偶為盛事，不當入風俗也。
學校在四卷，縣記在三十七八卷；縣治官宇，既入縣記，而學校兼志府縣之學，是未出縣名而先有學矣。
坊市不附城郭，而附官宇，亦失其倫。
提點刑獄司、提舉常平鹽茶司題名，不入牧守題名本類，而附見官宇之後，亦非法度。
提點刑獄題名，皆大書名姓於上，而分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