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八 外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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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邑，春秋諸國通好，自稱敝邑，豈專為今縣名乎？小而鄉村築堡，十家之聚，皆可稱邑，亦豈為縣治邪？
至稱今知縣為知某縣事，亦非實也。
宋以京朝官知外縣事，體視縣令為尊，結銜猶帶京秩，故曰某官知某縣事耳。
今若襲用其稱，後人必以宋制疑今制矣。
若邑侯、邑大夫，則治下尊之之辭；施於辭章則可，用以叙事，鄙且倍矣。
邑宰則春秋之官，雖漢人施於碑刻，畢竟不可為訓。
令尹亦古官名，不可濫用以疑後人也。
官稱不用制度而多文語，大有害於事理。
曾記有稱人先世為司馬公者，适欲考其先世，為之迷悶數日，不得其解。
蓋流俗好用文語，以《周官》司馬，名今之兵部；然尚書侍郎與其屬官，皆可通名司馬，已難分矣。
又府同知，俗稱亦為司馬，州同亦有州司馬之稱。
自兵部尚書以至州同，其官相懸絕矣。
司馬公三字，今人已不能辨為何官，況後世乎？以古成均稱今之國子監生，以古庠序稱今之廪增附生。
明經本與進士分科，而今為貢生通号，然恩、拔、副、歲、優、功、廪、增、附、例十等，分别則不可知矣。
通顯貴官，則谥率恭文懿敏；文人學子，号多峰岩溪泉。
谥則稱公，号則先生處士，或如上壽祝辭，或似薦亡告牒，其體不知從何而來。
項籍曰："書足以記姓名。
"今讀其書，見其事，而不知其人何名，豈可為史家書事法欤？ 又如雙名止稱一字，古人已久摘其非。
如杜台柳稱卿，則語不完，而荀卿、虞卿，皆可通用。
安重榮稱榮，則語不完，而桓榮、寇榮，皆可通用。
至去疾稱疾，無忌稱忌，不害稱害，且與命名之意相反，豈尚得謂其人欤？婦女有名者稱名，無名者稱姓。
《左》、《史》以來，未有改者。
今志家乃去姓而稱氏，甚至稱為該氏，則於義為不通，而於文亦鄙塞也。
今世為節烈婦女撰文，往往不稱姓氏，而即以節婦烈女稱之，尤害理也。
婦人守節，比於男子抒忠；使為逢、比諸公撰傳，不稱逢、比之名，而稱忠臣雲雲，有是理乎？經生之為時藝，首用二語破題。
破題例不書名，先師則稱聖人，弟子則稱賢者，顔、曾、孟子則稱大賢；蓋仿律賦發端，先虛後實，試帖之制度然爾。
今用其法以稱節孝，真所謂習焉不察者也。
柳子曰："參之太史以著其潔。
"未有不潔而可以言史文者。
文如何而為潔，選辭欲其純而不雜也。
古人讀《易》如無《書》，不雜之謂也。
同為經典，同為聖人之言，倘以龍血鬼車之象，而參粵若稽古之文；取熊蛇魚旐之夢，而系春王正月之次；則聖人之業荒，而六經之文且不潔矣。
今為節婦著傳，不叙節婦行事，往往稱為矢志柏舟，文指不可得而解也。
夫柏舟者，以柏木為舟耳。
詩人讬以起興，非柏舟遂為貞節之實事也。
《關雎》可以興淑女，而雎鸠不可遂指為淑女；《鹿鳴》可以興嘉賓，而鳴鹿豈可遂指為嘉賓？理甚曉然。
奈何紀事之文，雜入詩賦藻飾之绮語？夫子曰："必也正名乎。
"文字則名言之萃著也。
"名不正則言不順"，而事理於焉不可得而明。
是以書有體裁，而文有法度，君子之不得已也。
荀徇俗而無傷於理，不害於事，雖非古人所有，自可援随時變通之義，今亦不盡執矣。
○記與戴東原論修志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夏，與戴東原相遇於甯波道署，馮君弼方官甯紹台兵備道也。
戴君經術淹貫，名久著於公卿間，而不解史學；聞餘言史事，辄盛氣淩之。
見餘《和州志例》，乃曰："此於體例，則甚古雅，然修志不貴古雅。
餘撰《汾州》諸志，皆從世俗，絕不異人，亦無一定義例，惟所便爾。
夫志以考地理，但悉心於地理沿革，則志事已竟。
侈言文獻，豈所謂急務哉？"餘曰："餘於體例，求其是爾，非有心於求古雅也。
然得其是者，未有不合於古雅者也。
如雲但須從俗，則世俗人皆可為之，又何須擇人而後與哉？方志如古國史，本非地理專門。
如雲但重沿革，而文獻非其所急，則但作沿革考一篇足矣，何為集衆啟館，斂費以數千金，卑辭厚币，邀君遠赴，曠日持久，成書且累函哉？且古今沿革，非我臆測所能為也。
考沿革者，取資載籍。
載籍具在，人人得而考之，雖我今日有失，後人猶得而更正也。
若夫一方文獻，及時不與搜羅，編次不得其法，去取或失其宜，則他日将有放失難稽，湮沒無聞者矣。
夫圖事之要，莫若取後人所不得而救正者，加之意也。
然則如餘所見，考古固宜詳慎；不得已而勢不兩全，無甯重文獻而輕沿革耳。
"戴他顧而語人曰："沿革苟誤，是通部之書皆誤矣。
名為此府若州之志，實非此府若州也而可乎？"餘曰："所謂沿革誤，而通部之書皆誤者，亦止能誤入載籍可稽之古事爾。
古事誤入，亦可憑古書而正之，事與沿革等耳。
至若三數百年之内，遺文逸獻之散見旁出，與夫口耳流傳，未能必後人之不湮沒者。
以及興舉利弊，切於一方之實用者，則皆覈實可稽，斷無誤於沿革之失考，而不切合於此府若州者也。
" 馮君曰："方志統合古今，乃為完書，豈僅為三數百年以内設邪？"餘曰："史部之書，詳近略遠，諸家類然，不獨在方志也。
《太史公書》詳於漢制，其述虞、夏、商、周，顯與六藝背者，亦頗有之。
然六藝具在，人可憑而正史遷之失，則遷書雖誤，猶無傷也。
秦楚之際，下逮天漢，百馀年間，人将一惟遷書是憑；遷於此而不詳，後世何由考其事邪？且今之修方志者，必欲統合今古，蓋為前人之修是志，率多猥陋，無所取裁，不得已而發凡起例，如創造爾。
如前志無憾，則但當續其所有，前志有阙，但當補其所無。
夫方志之修，遠者不過百年，近者不過三數十年。
今遠期於三數百年，以其事雖遞修，而義同創造，特寬為之計爾。
若果前志可取，正不必盡方志而皆計及於三數百年也。
夫修志者，非示觀美，将求其實用也。
時殊勢異，舊志不能兼該，是以遠或百年，近或三數十年，須更修也。
若雲但考沿革，而他非所重，則沿革明顯，毋庸考訂之，州縣可無庸修志矣。
"馮君恍悟曰："然。
" 戴拂衣徑去。
明日示餘《汾州府志》曰："餘於沿革之外，非無别裁卓見者也。
舊志人物門類，乃首名僧，餘欲删之，而所載實事，卓卓如彼，又不可去。
然僧豈可以為人？他志編次人物之中，無識甚矣。
餘思名僧必居古寺，古寺當歸古迹，故取名僧事實，歸之古迹，庸史不解此創例也。
"餘曰："古迹非志所重，當附見於輿地之圖，不當自為專門，古迹而立專門，乃統志類纂名目，陋儒襲之，入於方志，非通裁也。
如雲僧不可以為人，則彼血肉之軀，非木非石，畢竟是何物邪？筆削之例至嚴，極於《春秋》。
其所誅貶，極於亂臣賊子。
亦止正其名而誅貶之，不聞不以為人，而書法異於圓首方足之倫也。
且人物仿史例也，史於奸臣叛賊，猶與忠良并列於傳，不聞不以為人，而附於地理志也。
削僧事而不載，不過俚儒之見耳。
以古迹為名僧之留轍，而不以人物為名，則《會稽志》禹穴，而人物無禹；《偃師志》湯墓，而人物無湯；《曲阜志》孔林，而人物無孔子，彼名僧者，何幸而得與禹、湯、孔子同其尊欤？無其識而強作解事，固不如庸俗之猶免於怪妄也。
" ○報廣濟黃大尹論修志書 承示志稿，體裁簡貴，法律森嚴，而殷殷辱賜下詢，惟恐有辜盛意，則僅就鄙衷所見，約舉一二，以備采菲，然亦未必是也。
蓋方志之弊久矣，流俗猥濫之書，固可不論；而雅意拂拭，取足成家，則往往有之。
大抵有文人之書，學人之書，辭人之書，說家之書，史家之書；惟史家為得其正宗。
而史家又有著作之史，與纂輯之史，途徑不一。
著作之史，宋人以還，絕不多見。
而纂輯之史，則以博雅為事，以一字必有按據為歸，錯綜排比，整煉而有剪裁，斯為美也。
今來稿大抵仿朱氏《舊聞》，所謂纂輯之善者也；而用之似不能畫一其體。
前周書昌與李南澗合修《曆城縣志》，無一字不著來曆。
其古書舊志有明文者，固注原書名目，即新收之事，無書可注，如取於案牍，則注某房案卷字樣；如取投送傳狀，則注家傳呈狀字樣；其有得於口述者，則注某人口述字樣；此明全書并無自己一語之徵，乃真仿《舊聞》而畫一矣。
志中或注新增二字，或不加注，似非義例。
又世紀遺漏過多，於本地沿革之見於史志者，尚未采備，其馀亦似少頭緒；此門似尚未可用。
至城市中之學校，錄及樂章及先賢先儒配位，此乃率土所同，頒於令典，本不須載；今載之，又不注出於《會典》，而注出於舊志，亦似失其本原。
又詩文入志，本宜斟酌，鄙意故欲别為文徵。
今仿《舊聞》之例，載於本門之下，則亦宜畫一其例。
按《舊聞》無論詩文，概為低格分載。
今但於山川門中，全篇錄詩，而諸門有應入傳志記叙之文，多删節而不列正文，恐簡要雖得，而未能包舉也。
又表之為體，縱橫經緯，所以爽豁眉目，省約篇章，義至善也。
今職官選舉，仍散著如花名簿，名雖為表，而實非表。
戶籍之表善矣，然注圖甲姓氏可也；今有注人名者，不知所指何人，似宜覈核。
藝文之例，經史子集，無不當收。
其著書之人，不盡出於文苑。
今裁文苑之傳而入藝文，謂仿《書錄解題》。
其實劉向《七略别錄》，未嘗不表其人，略同傳體。
然班氏撰入《漢·藝文志》，則各自為傳，而於《藝文》目下，但注有傳二字，乃為得體。
今又不免反客而為主矣。
以上諸條，極知瞽蒙之見，無當采擇。
且不自揣，而為出位之謀，是以瑣屑不敢渎陳；然既承詢及，不敢不舉其大略也。
○覆崔荊州書 前月過從，正在公事旁午之際，荷蒙賜赆贈舟，深切不安。
措大眼孔，不達官場緩急情事，屢書冒渎，抱慚無地！冬寒，敬想尊候近佳。
所付志稿，解纜匆忙，未及開視，曾拜書，俟旋省申覆；舟中無事，亦粗一過目，則歎執事明鑒，非他人可及。
前在省相見，送志稿時，執事留日無多，即雲："志頗精當；内有訛錯，亦易改正。
"數語即為定評。
今諸缙紳，磨勘月馀，簽摘如麻，甚至屢加诋诘嘲笑，全失雅道，乃使鄙人抱慚無地！然究竟推敲，不過職官、科目二表，人名有颠倒錯落；文徵碑記一卷，時代不按先後，誠然牴牾。
然校書如仇，議禮成訟，辦書之有簽商往複，亦事理之常。
否則古人不必立校雠之學；今人修書，亦不必列校訂參閱之銜名矣。
況職官、科目二表，實有辦理錯誤之處；亦有開送冊籍，本不完全之處。
文徵則因先已成卷，後有續收，以緻時代有差。
雖曰舛誤，亦不盡無因也。
而諸紳指摘之外，嚴加诋诃，如塾師之於孺子，官長之於胥吏，則亦過矣。
況文理果系明通，指摘果無差失，鄙人何難以嚴師奉之。
今開卷第一條，則凡例原文雲"方志為國史要删"，語本明白。
要删，猶雲删要以備用爾。
語出《史記》，初非深僻。
而簽改為要典，則是國史反藉方志為重，事理失實，而語亦費解矣。
文徵《二聖祠記》，上雲"立化像前"，下雲"食頃複活"。
化即死也，故字書死字從化字之半。
其文亦自明白。
今簽立化句雲"有誤，否則下文複活無根。
"由此觀之，其人文理本未明通，宜其任意诃叱，不知斯文有面目也。
至職官、科目之表，舛誤自應改正。
然職官有文武正佐，科目亦有文武甲乙，既以所屬七縣畫分七格，再取每屬之職官科目，逐一分格，則尺幅所不能容；是以止分七格，而以各款名目，注於人名之下。
此法本於《漢書·百官表》，以三十四官，并列一十四格，而仍於表内各注名目，最為執簡馭繁之良法。
今簽指雲："混合一表，眉目不清。
"又文徵以各體文字分編，通部一例，偶因碑記編次舛誤，自應簽駁改正可也。
今簽忽雲："學校之記當前，署廨列後，寺觀再次於後。
"則一體之中，又須分類；分類未為不可，然表奏、序論、詩賦諸體，又不分類，亦不簽改，則一書之例，自相矛盾。
由此觀之，其人於書之體例，原不谙習，但知信口詈罵，不知交際有禮義也。
其馀摘所非摘、駁所非駁之處甚多，姑舉一二以概其馀。
則諸紳見教之簽，容有不可盡信者矣。
《荊志》風俗，襲用舊文，以謂士敦廉讓。
今觀此書簽議，出於諸紳，則於文理既不知字句反正虛實，而於體例又不知款目前後編次，一味橫肆斥罵，殆於庸妄之尤，難以語文風士習矣。
因思執事數日之間，評定志稿得失，較諸紳彙集多日，紛指如麻，為遠勝之，無任欽佩之至。
但此時執事無暇及此，而鄙人又逼歸期，俟明歲如簽聲覆，以聽進止可耳。
○為張吉甫司馬撰大名縣志序 乾隆四十六年冬，餘自肥鄉知縣移劇大名。
大名自并魏移治府城，号稱畿南沖要；而縣志尚未裒合成書，文獻之徵，阙焉未備。
餘有志蒐羅，下車之始，姑未遑暇。
至四十九年，乃與鄉缙紳讨論商榷，采取兩縣舊志，參互考訂，益以後所見聞，彙輯為編；得圖說二篇，表二篇，志七篇，傳五篇，凡一十六篇，而叙例目錄之列於卷首，雜采綴記之附於卷末者，不與焉。
五十年春正月，書成。
會餘遷河間府同知，尋以罣誤免官，羁迹舊治。
而繼為政者，休甯吳君，自隆平移治茲縣。
吳君故嘗以循良名聲三輔，而大雅擅文，所學具有原本。
及餘相得，莫逆於心。
因以志稿屬君訂定，而付之梓人。
爰述所以為志之由，而質之吳君。
曰：往在肥鄉官舍，同年友會稽章君學誠，與餘論修志事。
章君所言，與今之修志者異。
餘徵其說，章君曰："郡縣志乘，即封建時列國史官之遺；而近代修志諸家，誤仿唐宋州郡圖經而失之者也。
《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注謂若晉之《乘》，楚之《梼杌》，魯之《春秋》。
是一國之史，無所不載，乃可為一朝之史之所取裁。
夫子作《春秋》，而必徵百國寶書，是其義矣。
若夫圖經之用，乃是地理專門。
按天官司會所掌書契版圖，注：版謂戶籍，圖謂土地形象，田地廣狹，即後世圖經所由仿也。
是方志之與圖經，其體截然不同；而後人不辨其類，蓋已久矣。
"餘曰："圖經於今，猶可考乎？"章君曰："古之圖經，今不可見。
間有經存圖亡，如《吳郡圖經》《高麗圖經》之類；又約略見於群書之所稱引，如水經地志之類，不能得其全也。
今之圖經，則州縣輿圖，與六條憲綱之冊，其散著也。
若元明之《一統志》書，其總彙也。
散著之篇，存於官府文書，本無文理，學者所不屑道。
統彙之書，則固地理專門，而人物流寓，形勝土産，古迹祠廟諸名目，則因地理而類撮之，取供文學詞章之所采用，而非所以為書之本意也。
故形勝必用骈俪，人物節取要略，古迹流連景物，祠廟亦載遊觀，此則地理中之類纂，而不為一方文獻之徵，甚皎然也。
" 餘曰："然則統志之例，非與？閻氏若璩以謂統志之書，不當載人物者，其言洵足法與？"章君曰："統志創於元明，其體本於唐宋，質文損益，具有所受，不可以為非也。
《元和郡縣》之志，篇首各冠以圖，圖後系以四至八到，山川經緯之外，無旁綴焉；此圖經之本質也。
《太平寰宇》之記，則入人物藝文，所謂踵事而增華也。
《嘉熙方輿勝覽》，侈陳名勝古迹，遊覽辭賦，則逐流而靡矣。
《統志》之例，補《寰宇》之剩義，删名勝之支辭，折衷前人，有所依據，閻氏從而議之過矣。
然而其體自有輕重，不可守其類纂名目，以備一方文獻之全，甚曉然也。
"餘曰："古之方志，義例何如？"章君曰："三代封建，與後代割據之雄，大抵國自為制，其體固不侔矣。
郡縣之世，則漢人所為《汝南先賢》、《襄陽耆舊》、《關東風俗》諸傳說，固已偏而不備，且流傳亦非其本書矣。
今可見者，宋志十有馀家，雖不能無得失，而當時圖經纂類名目未盛，則史氏家法猶存。
未若今之直以纂類子目，取為全志，俨如天經地義之不可易也。
"餘曰："宋志十有馀家，得失安在？"章君曰："範氏之《吳郡志》，羅氏之《新安志》，其尤善也。
《羅志》蕪而不精，《範志》短而不詳，其所蔽也。
《羅志》意存著述，《範志》筆具翦裁，其所長也。
後人得著述之意者鮮矣。
知翦裁者，其文削而不腴，其事郁而不暢，其所識解，不出文人習氣，而不可通於史氏宏裁；若康氏《武功》之志，韓氏《朝邑》之志，其顯者也。
何為文人習氣？蓋仿韓退之《畫記》而叙山川物産，不知八書十志之體，不可廢也。
仿柳子厚《先友記》而志人物，不知七十列傳之例，不可忘也。
然此猶文人徇名之弊也。
等而下者，更無論矣。
" 餘曰："如君所言，修志如何而後可？"章君曰："志者，志也。
其事其文之外，必有義焉，史家著作之微旨也。
一方掌故，何取一人著作？然不讬於著作，則不能以傳世而行遠也。
文案簿籍，非不詳明，特難乎其久也。
是以貴專家焉。
專家之旨，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可以言傳也。
其可以言傳者，則規矩法度，必明全史之通裁也。
""明全史之通裁當奈何？"曰："知方志非地理專書，則山川都裡坊表名勝，皆當彙入地理，而不可分占篇目，失賓主之義也。
知方志為國史取裁，則人物當詳於史傳，而不可節錄大略；藝文當詳載書目，而不可類選詩文也。
知方志為史部要删，則胥吏案牍，文士绮
宋以京朝官知外縣事，體視縣令為尊，結銜猶帶京秩，故曰某官知某縣事耳。
今若襲用其稱，後人必以宋制疑今制矣。
若邑侯、邑大夫，則治下尊之之辭；施於辭章則可，用以叙事，鄙且倍矣。
邑宰則春秋之官，雖漢人施於碑刻，畢竟不可為訓。
令尹亦古官名，不可濫用以疑後人也。
官稱不用制度而多文語，大有害於事理。
曾記有稱人先世為司馬公者，适欲考其先世，為之迷悶數日，不得其解。
蓋流俗好用文語，以《周官》司馬，名今之兵部；然尚書侍郎與其屬官，皆可通名司馬，已難分矣。
又府同知，俗稱亦為司馬，州同亦有州司馬之稱。
自兵部尚書以至州同，其官相懸絕矣。
司馬公三字，今人已不能辨為何官，況後世乎？以古成均稱今之國子監生，以古庠序稱今之廪增附生。
明經本與進士分科，而今為貢生通号，然恩、拔、副、歲、優、功、廪、增、附、例十等，分别則不可知矣。
通顯貴官，則谥率恭文懿敏；文人學子，号多峰岩溪泉。
谥則稱公，号則先生處士，或如上壽祝辭，或似薦亡告牒，其體不知從何而來。
項籍曰："書足以記姓名。
"今讀其書，見其事，而不知其人何名，豈可為史家書事法欤？ 又如雙名止稱一字，古人已久摘其非。
如杜台柳稱卿，則語不完，而荀卿、虞卿，皆可通用。
安重榮稱榮，則語不完，而桓榮、寇榮，皆可通用。
至去疾稱疾，無忌稱忌，不害稱害，且與命名之意相反，豈尚得謂其人欤？婦女有名者稱名，無名者稱姓。
《左》、《史》以來，未有改者。
今志家乃去姓而稱氏，甚至稱為該氏，則於義為不通，而於文亦鄙塞也。
今世為節烈婦女撰文，往往不稱姓氏，而即以節婦烈女稱之，尤害理也。
婦人守節，比於男子抒忠；使為逢、比諸公撰傳，不稱逢、比之名，而稱忠臣雲雲，有是理乎？經生之為時藝，首用二語破題。
破題例不書名，先師則稱聖人，弟子則稱賢者，顔、曾、孟子則稱大賢；蓋仿律賦發端，先虛後實，試帖之制度然爾。
今用其法以稱節孝，真所謂習焉不察者也。
柳子曰："參之太史以著其潔。
"未有不潔而可以言史文者。
文如何而為潔，選辭欲其純而不雜也。
古人讀《易》如無《書》，不雜之謂也。
同為經典，同為聖人之言，倘以龍血鬼車之象，而參粵若稽古之文；取熊蛇魚旐之夢，而系春王正月之次；則聖人之業荒，而六經之文且不潔矣。
今為節婦著傳，不叙節婦行事，往往稱為矢志柏舟，文指不可得而解也。
夫柏舟者，以柏木為舟耳。
詩人讬以起興，非柏舟遂為貞節之實事也。
《關雎》可以興淑女，而雎鸠不可遂指為淑女；《鹿鳴》可以興嘉賓，而鳴鹿豈可遂指為嘉賓？理甚曉然。
奈何紀事之文，雜入詩賦藻飾之绮語？夫子曰："必也正名乎。
"文字則名言之萃著也。
"名不正則言不順"，而事理於焉不可得而明。
是以書有體裁，而文有法度，君子之不得已也。
荀徇俗而無傷於理，不害於事，雖非古人所有，自可援随時變通之義，今亦不盡執矣。
○記與戴東原論修志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夏，與戴東原相遇於甯波道署，馮君弼方官甯紹台兵備道也。
戴君經術淹貫，名久著於公卿間，而不解史學；聞餘言史事，辄盛氣淩之。
見餘《和州志例》，乃曰："此於體例，則甚古雅，然修志不貴古雅。
餘撰《汾州》諸志，皆從世俗，絕不異人，亦無一定義例，惟所便爾。
夫志以考地理，但悉心於地理沿革，則志事已竟。
侈言文獻，豈所謂急務哉？"餘曰："餘於體例，求其是爾，非有心於求古雅也。
然得其是者，未有不合於古雅者也。
如雲但須從俗，則世俗人皆可為之，又何須擇人而後與哉？方志如古國史，本非地理專門。
如雲但重沿革，而文獻非其所急，則但作沿革考一篇足矣，何為集衆啟館，斂費以數千金，卑辭厚币，邀君遠赴，曠日持久，成書且累函哉？且古今沿革，非我臆測所能為也。
考沿革者，取資載籍。
載籍具在，人人得而考之，雖我今日有失，後人猶得而更正也。
若夫一方文獻，及時不與搜羅，編次不得其法，去取或失其宜，則他日将有放失難稽，湮沒無聞者矣。
夫圖事之要，莫若取後人所不得而救正者，加之意也。
然則如餘所見，考古固宜詳慎；不得已而勢不兩全，無甯重文獻而輕沿革耳。
"戴他顧而語人曰："沿革苟誤，是通部之書皆誤矣。
名為此府若州之志，實非此府若州也而可乎？"餘曰："所謂沿革誤，而通部之書皆誤者，亦止能誤入載籍可稽之古事爾。
古事誤入，亦可憑古書而正之，事與沿革等耳。
至若三數百年之内，遺文逸獻之散見旁出，與夫口耳流傳，未能必後人之不湮沒者。
以及興舉利弊，切於一方之實用者，則皆覈實可稽，斷無誤於沿革之失考，而不切合於此府若州者也。
" 馮君曰："方志統合古今，乃為完書，豈僅為三數百年以内設邪？"餘曰："史部之書，詳近略遠，諸家類然，不獨在方志也。
《太史公書》詳於漢制，其述虞、夏、商、周，顯與六藝背者，亦頗有之。
然六藝具在，人可憑而正史遷之失，則遷書雖誤，猶無傷也。
秦楚之際，下逮天漢，百馀年間，人将一惟遷書是憑；遷於此而不詳，後世何由考其事邪？且今之修方志者，必欲統合今古，蓋為前人之修是志，率多猥陋，無所取裁，不得已而發凡起例，如創造爾。
如前志無憾，則但當續其所有，前志有阙，但當補其所無。
夫方志之修，遠者不過百年，近者不過三數十年。
今遠期於三數百年，以其事雖遞修，而義同創造，特寬為之計爾。
若果前志可取，正不必盡方志而皆計及於三數百年也。
夫修志者，非示觀美，将求其實用也。
時殊勢異，舊志不能兼該，是以遠或百年，近或三數十年，須更修也。
若雲但考沿革，而他非所重，則沿革明顯，毋庸考訂之，州縣可無庸修志矣。
"馮君恍悟曰："然。
" 戴拂衣徑去。
明日示餘《汾州府志》曰："餘於沿革之外，非無别裁卓見者也。
舊志人物門類，乃首名僧，餘欲删之，而所載實事，卓卓如彼，又不可去。
然僧豈可以為人？他志編次人物之中，無識甚矣。
餘思名僧必居古寺，古寺當歸古迹，故取名僧事實，歸之古迹，庸史不解此創例也。
"餘曰："古迹非志所重，當附見於輿地之圖，不當自為專門，古迹而立專門，乃統志類纂名目，陋儒襲之，入於方志，非通裁也。
如雲僧不可以為人，則彼血肉之軀，非木非石，畢竟是何物邪？筆削之例至嚴，極於《春秋》。
其所誅貶，極於亂臣賊子。
亦止正其名而誅貶之，不聞不以為人，而書法異於圓首方足之倫也。
且人物仿史例也，史於奸臣叛賊，猶與忠良并列於傳，不聞不以為人，而附於地理志也。
削僧事而不載，不過俚儒之見耳。
以古迹為名僧之留轍，而不以人物為名，則《會稽志》禹穴，而人物無禹；《偃師志》湯墓，而人物無湯；《曲阜志》孔林，而人物無孔子，彼名僧者，何幸而得與禹、湯、孔子同其尊欤？無其識而強作解事，固不如庸俗之猶免於怪妄也。
" ○報廣濟黃大尹論修志書 承示志稿，體裁簡貴，法律森嚴，而殷殷辱賜下詢，惟恐有辜盛意，則僅就鄙衷所見，約舉一二，以備采菲，然亦未必是也。
蓋方志之弊久矣，流俗猥濫之書，固可不論；而雅意拂拭，取足成家，則往往有之。
大抵有文人之書，學人之書，辭人之書，說家之書，史家之書；惟史家為得其正宗。
而史家又有著作之史，與纂輯之史，途徑不一。
著作之史，宋人以還，絕不多見。
而纂輯之史，則以博雅為事，以一字必有按據為歸，錯綜排比，整煉而有剪裁，斯為美也。
今來稿大抵仿朱氏《舊聞》，所謂纂輯之善者也；而用之似不能畫一其體。
前周書昌與李南澗合修《曆城縣志》，無一字不著來曆。
其古書舊志有明文者，固注原書名目，即新收之事，無書可注，如取於案牍，則注某房案卷字樣；如取投送傳狀，則注家傳呈狀字樣；其有得於口述者，則注某人口述字樣；此明全書并無自己一語之徵，乃真仿《舊聞》而畫一矣。
志中或注新增二字，或不加注，似非義例。
又世紀遺漏過多，於本地沿革之見於史志者，尚未采備，其馀亦似少頭緒；此門似尚未可用。
至城市中之學校，錄及樂章及先賢先儒配位，此乃率土所同，頒於令典，本不須載；今載之，又不注出於《會典》，而注出於舊志，亦似失其本原。
又詩文入志，本宜斟酌，鄙意故欲别為文徵。
今仿《舊聞》之例，載於本門之下，則亦宜畫一其例。
按《舊聞》無論詩文，概為低格分載。
今但於山川門中，全篇錄詩，而諸門有應入傳志記叙之文，多删節而不列正文，恐簡要雖得，而未能包舉也。
又表之為體，縱橫經緯，所以爽豁眉目，省約篇章，義至善也。
今職官選舉，仍散著如花名簿，名雖為表，而實非表。
戶籍之表善矣，然注圖甲姓氏可也；今有注人名者，不知所指何人，似宜覈核。
藝文之例，經史子集，無不當收。
其著書之人，不盡出於文苑。
今裁文苑之傳而入藝文，謂仿《書錄解題》。
其實劉向《七略别錄》，未嘗不表其人，略同傳體。
然班氏撰入《漢·藝文志》，則各自為傳，而於《藝文》目下，但注有傳二字，乃為得體。
今又不免反客而為主矣。
以上諸條，極知瞽蒙之見，無當采擇。
且不自揣，而為出位之謀，是以瑣屑不敢渎陳；然既承詢及，不敢不舉其大略也。
○覆崔荊州書 前月過從，正在公事旁午之際，荷蒙賜赆贈舟，深切不安。
措大眼孔，不達官場緩急情事，屢書冒渎，抱慚無地！冬寒，敬想尊候近佳。
所付志稿，解纜匆忙，未及開視，曾拜書，俟旋省申覆；舟中無事，亦粗一過目，則歎執事明鑒，非他人可及。
前在省相見，送志稿時，執事留日無多，即雲："志頗精當；内有訛錯，亦易改正。
"數語即為定評。
今諸缙紳，磨勘月馀，簽摘如麻，甚至屢加诋诘嘲笑，全失雅道，乃使鄙人抱慚無地！然究竟推敲，不過職官、科目二表，人名有颠倒錯落；文徵碑記一卷，時代不按先後，誠然牴牾。
然校書如仇，議禮成訟，辦書之有簽商往複，亦事理之常。
否則古人不必立校雠之學；今人修書，亦不必列校訂參閱之銜名矣。
況職官、科目二表，實有辦理錯誤之處；亦有開送冊籍，本不完全之處。
文徵則因先已成卷，後有續收，以緻時代有差。
雖曰舛誤，亦不盡無因也。
而諸紳指摘之外，嚴加诋诃，如塾師之於孺子，官長之於胥吏，則亦過矣。
況文理果系明通，指摘果無差失，鄙人何難以嚴師奉之。
今開卷第一條，則凡例原文雲"方志為國史要删"，語本明白。
要删，猶雲删要以備用爾。
語出《史記》，初非深僻。
而簽改為要典，則是國史反藉方志為重，事理失實，而語亦費解矣。
文徵《二聖祠記》，上雲"立化像前"，下雲"食頃複活"。
化即死也，故字書死字從化字之半。
其文亦自明白。
今簽立化句雲"有誤，否則下文複活無根。
"由此觀之，其人文理本未明通，宜其任意诃叱，不知斯文有面目也。
至職官、科目之表，舛誤自應改正。
然職官有文武正佐，科目亦有文武甲乙，既以所屬七縣畫分七格，再取每屬之職官科目，逐一分格，則尺幅所不能容；是以止分七格，而以各款名目，注於人名之下。
此法本於《漢書·百官表》，以三十四官，并列一十四格，而仍於表内各注名目，最為執簡馭繁之良法。
今簽指雲："混合一表，眉目不清。
"又文徵以各體文字分編，通部一例，偶因碑記編次舛誤，自應簽駁改正可也。
今簽忽雲："學校之記當前，署廨列後，寺觀再次於後。
"則一體之中，又須分類；分類未為不可，然表奏、序論、詩賦諸體，又不分類，亦不簽改，則一書之例，自相矛盾。
由此觀之，其人於書之體例，原不谙習，但知信口詈罵，不知交際有禮義也。
其馀摘所非摘、駁所非駁之處甚多，姑舉一二以概其馀。
則諸紳見教之簽，容有不可盡信者矣。
《荊志》風俗，襲用舊文，以謂士敦廉讓。
今觀此書簽議，出於諸紳，則於文理既不知字句反正虛實，而於體例又不知款目前後編次，一味橫肆斥罵，殆於庸妄之尤，難以語文風士習矣。
因思執事數日之間，評定志稿得失，較諸紳彙集多日，紛指如麻，為遠勝之，無任欽佩之至。
但此時執事無暇及此，而鄙人又逼歸期，俟明歲如簽聲覆，以聽進止可耳。
○為張吉甫司馬撰大名縣志序 乾隆四十六年冬，餘自肥鄉知縣移劇大名。
大名自并魏移治府城，号稱畿南沖要；而縣志尚未裒合成書，文獻之徵，阙焉未備。
餘有志蒐羅，下車之始，姑未遑暇。
至四十九年，乃與鄉缙紳讨論商榷，采取兩縣舊志，參互考訂，益以後所見聞，彙輯為編；得圖說二篇，表二篇，志七篇，傳五篇，凡一十六篇，而叙例目錄之列於卷首，雜采綴記之附於卷末者，不與焉。
五十年春正月，書成。
會餘遷河間府同知，尋以罣誤免官，羁迹舊治。
而繼為政者，休甯吳君，自隆平移治茲縣。
吳君故嘗以循良名聲三輔，而大雅擅文，所學具有原本。
及餘相得，莫逆於心。
因以志稿屬君訂定，而付之梓人。
爰述所以為志之由，而質之吳君。
曰：往在肥鄉官舍，同年友會稽章君學誠，與餘論修志事。
章君所言，與今之修志者異。
餘徵其說，章君曰："郡縣志乘，即封建時列國史官之遺；而近代修志諸家，誤仿唐宋州郡圖經而失之者也。
《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注謂若晉之《乘》，楚之《梼杌》，魯之《春秋》。
是一國之史，無所不載，乃可為一朝之史之所取裁。
夫子作《春秋》，而必徵百國寶書，是其義矣。
若夫圖經之用，乃是地理專門。
按天官司會所掌書契版圖，注：版謂戶籍，圖謂土地形象，田地廣狹，即後世圖經所由仿也。
是方志之與圖經，其體截然不同；而後人不辨其類，蓋已久矣。
"餘曰："圖經於今，猶可考乎？"章君曰："古之圖經，今不可見。
間有經存圖亡，如《吳郡圖經》《高麗圖經》之類；又約略見於群書之所稱引，如水經地志之類，不能得其全也。
今之圖經，則州縣輿圖，與六條憲綱之冊，其散著也。
若元明之《一統志》書，其總彙也。
散著之篇，存於官府文書，本無文理，學者所不屑道。
統彙之書，則固地理專門，而人物流寓，形勝土産，古迹祠廟諸名目，則因地理而類撮之，取供文學詞章之所采用，而非所以為書之本意也。
故形勝必用骈俪，人物節取要略，古迹流連景物，祠廟亦載遊觀，此則地理中之類纂，而不為一方文獻之徵，甚皎然也。
" 餘曰："然則統志之例，非與？閻氏若璩以謂統志之書，不當載人物者，其言洵足法與？"章君曰："統志創於元明，其體本於唐宋，質文損益，具有所受，不可以為非也。
《元和郡縣》之志，篇首各冠以圖，圖後系以四至八到，山川經緯之外，無旁綴焉；此圖經之本質也。
《太平寰宇》之記，則入人物藝文，所謂踵事而增華也。
《嘉熙方輿勝覽》，侈陳名勝古迹，遊覽辭賦，則逐流而靡矣。
《統志》之例，補《寰宇》之剩義，删名勝之支辭，折衷前人，有所依據，閻氏從而議之過矣。
然而其體自有輕重，不可守其類纂名目，以備一方文獻之全，甚曉然也。
"餘曰："古之方志，義例何如？"章君曰："三代封建，與後代割據之雄，大抵國自為制，其體固不侔矣。
郡縣之世，則漢人所為《汝南先賢》、《襄陽耆舊》、《關東風俗》諸傳說，固已偏而不備，且流傳亦非其本書矣。
今可見者，宋志十有馀家，雖不能無得失，而當時圖經纂類名目未盛，則史氏家法猶存。
未若今之直以纂類子目，取為全志，俨如天經地義之不可易也。
"餘曰："宋志十有馀家，得失安在？"章君曰："範氏之《吳郡志》，羅氏之《新安志》，其尤善也。
《羅志》蕪而不精，《範志》短而不詳，其所蔽也。
《羅志》意存著述，《範志》筆具翦裁，其所長也。
後人得著述之意者鮮矣。
知翦裁者，其文削而不腴，其事郁而不暢，其所識解，不出文人習氣，而不可通於史氏宏裁；若康氏《武功》之志，韓氏《朝邑》之志，其顯者也。
何為文人習氣？蓋仿韓退之《畫記》而叙山川物産，不知八書十志之體，不可廢也。
仿柳子厚《先友記》而志人物，不知七十列傳之例，不可忘也。
然此猶文人徇名之弊也。
等而下者，更無論矣。
" 餘曰："如君所言，修志如何而後可？"章君曰："志者，志也。
其事其文之外，必有義焉，史家著作之微旨也。
一方掌故，何取一人著作？然不讬於著作，則不能以傳世而行遠也。
文案簿籍，非不詳明，特難乎其久也。
是以貴專家焉。
專家之旨，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可以言傳也。
其可以言傳者，則規矩法度，必明全史之通裁也。
""明全史之通裁當奈何？"曰："知方志非地理專書，則山川都裡坊表名勝，皆當彙入地理，而不可分占篇目，失賓主之義也。
知方志為國史取裁，則人物當詳於史傳，而不可節錄大略；藝文當詳載書目，而不可類選詩文也。
知方志為史部要删，則胥吏案牍，文士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