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宋通鑒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一百三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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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宗皇帝
大晟樂
崇甯三年正月甲辰，魏漢津言：『臣聞通二十四氣，行七十二候[1]，和天地，役鬼神，莫善于樂。
伏羲以一寸之器，名為含微，其樂曰《扶桑》；女娲以二寸之器，名為葦籥，其樂曰《光樂》；黃帝以三寸之器，名為鹹池，其樂曰《大卷》。
三三而九，為黃鐘之律。
後世因之，至唐虞未嘗易。
洪水之變，樂器漂蕩。
禹效黃帝之法，以聲為律，以身為度，用左手中指三節三寸謂之君指，裁為宮聲之管；又用第四指三節三寸謂之臣指，裁為商聲之管。
又用第五指三節三寸謂之物指，裁為羽聲之管。
第二指為民，為角，大指為事，為徵。
民與事，君臣治之，以物養之，故不用為裁管之法。
得三指合之為九寸，即黃鐘之律定矣。
黃鐘定，律從而生焉。
商、周以來，皆用此法。
因秦火，樂之法度盡廢。
漢儒張蒼、班固之徒，惟用累黍容盛之法，遂緻差誤。
晉永嘉之亂，累黍之法廢。
隋時牛宏用萬寶常水尺[2]。
至唐室田畸及後周王樸，并用水尺之法。
本朝為王樸樂，聲太高，令窦俨等裁損，方得律聲諧和。
雖諧和，即非古法。
漢津欲乞請三指為法。
謂中指第四指、第五指各三寸。
先鑄九鼎，次鑄帝坐大鐘，次鑄四韻清聲鐘，次鑄二十四氣鐘，然後均弦裁管，為一代之樂。
』 楊氏《編年》：『崇甯四年九月，蔡京用魏漢津鑄九鼎，作大晟樂。
時漢津取身為度之義，以帝年二十四當四六之數[3]，取帝中指，以為黃鐘之寸，而生度量權衡以作樂。
漢津本剩員兵士，為範鎮虞候，見其制作，略取之。
而京又使劉炳緣飾之。
』漢津範鎮虞候，惟《編年》雲爾，當考。
劉炳《大晟樂論》第三篇雲：『五季滅裂之餘，樂音散亡。
周世宗觀樂懸，問工人，不能答，乃命王樸審定制度。
其規模鄙陋，聲韻焦急，非惟樸之學識不能造徵，蓋噍急之音，适與時應。
藝祖以其聲高，近于哀思，乃诏和岘減下一律。
仁宗朝，诏李照與諸儒典治，取京縣累黍尺成律，審其聲猶高，更用太府布帛尺為法，乃取世俗之尺，以為下太常四律。
然太府尺乃隋尺也。
照知樂聲之高。
而無法以下之，乃取世俗之尺以為據。
是時樂工病其歌聲太濁，乃私賂鑄工，使減銅齊，實下舊制三律，然照卒莫之辨。
于是議者紛然，遂廢不用。
元祐中，命阮逸、胡瑗參定，诏天下知樂者亟以名聞。
逸、瑗減下一律。
三年而樂成，言者以其制不合于古，鐘聲弇郁，震掉不和滋甚，遂獨用之常祀、朝會焉。
神考肇新憲度，将作禮樂，以文治功，元豐中，采楊傑之論，驿召範鎮、劉幾與傑參議，下王樸樂二律，用仁祖所制編鐘稽考古制，是正阙失，煥然詳明，複出前世焉。
然諸儒之議雖互有異同，而其論不出于西漢。
雖粗能減定，而其律皆本于王樸，未有能超然自得，以聖王為師者也。
魏漢津居西蜀，師事李良，授鼎樂之法。
良唯以黃帝後夔為法，餘代皆有所去取。
皇祐中，漢津與房庶以善樂被薦。
既至，黍律成，阮逸始非其說，漢津不得伸其所學。
後逸之樂不用，乃與漢津議指尺，作書二篇，叙述指法。
其書行于世。
漢津嘗陳其說于太常，樂工憚改作，皆不主其說。
逮崇甯初，上以英明睿哲之姿慨然遠覽，将稽帝王之制，而自成一代之治，乃诏宰臣置司命屬，講議大政。
顧惟大樂之制，訛謬殘阙甚矣。
太常以樂器敝壞，遂擇諸家可廚者，琴、瑟制度，參差不同，箫、篴之屬。
樂工自備，每大合樂，聲韻淆雜，而皆失之太高。
筝、阮，秦、晉之樂也，乃列于琴、瑟之間，熊罴案[4]，粱、隋之制也，乃設于宮架之外。
笙不用匏，舞不象成，曲不協譜，樂工率農夫市賈，遏祭祀朝會，則追呼于阡陌闾阈之中，教習無素，懵不知音。
議樂之臣以樂經散亡，無所據依。
秦、漢之後，諸儒自相非議，不足取法，乃博求異人，而以漢津之名達于上焉。
高世之舉，适契聖心，乃請以聖上君指三節為三寸，三三為九，而黃鐘之律成，為漢津得之于師，曰：「人君代天理物，其所禀質，必與衆異。
然春秋未及，則其寸不足；春秋既壯，則其寸有餘。
惟三八之數，為人正得太
伏羲以一寸之器，名為含微，其樂曰《扶桑》；女娲以二寸之器，名為葦籥，其樂曰《光樂》；黃帝以三寸之器，名為鹹池，其樂曰《大卷》。
三三而九，為黃鐘之律。
後世因之，至唐虞未嘗易。
洪水之變，樂器漂蕩。
禹效黃帝之法，以聲為律，以身為度，用左手中指三節三寸謂之君指，裁為宮聲之管；又用第四指三節三寸謂之臣指，裁為商聲之管。
又用第五指三節三寸謂之物指，裁為羽聲之管。
第二指為民，為角，大指為事，為徵。
民與事，君臣治之，以物養之，故不用為裁管之法。
得三指合之為九寸，即黃鐘之律定矣。
黃鐘定，律從而生焉。
商、周以來，皆用此法。
因秦火，樂之法度盡廢。
漢儒張蒼、班固之徒，惟用累黍容盛之法，遂緻差誤。
晉永嘉之亂，累黍之法廢。
隋時牛宏用萬寶常水尺[2]。
至唐室田畸及後周王樸，并用水尺之法。
本朝為王樸樂，聲太高，令窦俨等裁損，方得律聲諧和。
雖諧和，即非古法。
漢津欲乞請三指為法。
謂中指第四指、第五指各三寸。
先鑄九鼎，次鑄帝坐大鐘，次鑄四韻清聲鐘，次鑄二十四氣鐘，然後均弦裁管，為一代之樂。
』 楊氏《編年》：『崇甯四年九月，蔡京用魏漢津鑄九鼎，作大晟樂。
時漢津取身為度之義，以帝年二十四當四六之數[3]，取帝中指，以為黃鐘之寸，而生度量權衡以作樂。
漢津本剩員兵士，為範鎮虞候，見其制作，略取之。
而京又使劉炳緣飾之。
』漢津範鎮虞候，惟《編年》雲爾，當考。
劉炳《大晟樂論》第三篇雲：『五季滅裂之餘，樂音散亡。
周世宗觀樂懸，問工人，不能答，乃命王樸審定制度。
其規模鄙陋，聲韻焦急，非惟樸之學識不能造徵，蓋噍急之音，适與時應。
藝祖以其聲高，近于哀思，乃诏和岘減下一律。
仁宗朝，诏李照與諸儒典治，取京縣累黍尺成律，審其聲猶高，更用太府布帛尺為法，乃取世俗之尺，以為下太常四律。
然太府尺乃隋尺也。
照知樂聲之高。
而無法以下之，乃取世俗之尺以為據。
是時樂工病其歌聲太濁，乃私賂鑄工，使減銅齊，實下舊制三律，然照卒莫之辨。
于是議者紛然，遂廢不用。
元祐中，命阮逸、胡瑗參定，诏天下知樂者亟以名聞。
逸、瑗減下一律。
三年而樂成，言者以其制不合于古，鐘聲弇郁，震掉不和滋甚，遂獨用之常祀、朝會焉。
神考肇新憲度，将作禮樂，以文治功，元豐中，采楊傑之論，驿召範鎮、劉幾與傑參議，下王樸樂二律，用仁祖所制編鐘稽考古制，是正阙失，煥然詳明，複出前世焉。
然諸儒之議雖互有異同，而其論不出于西漢。
雖粗能減定，而其律皆本于王樸，未有能超然自得，以聖王為師者也。
魏漢津居西蜀，師事李良，授鼎樂之法。
良唯以黃帝後夔為法，餘代皆有所去取。
皇祐中，漢津與房庶以善樂被薦。
既至，黍律成，阮逸始非其說，漢津不得伸其所學。
後逸之樂不用，乃與漢津議指尺，作書二篇，叙述指法。
其書行于世。
漢津嘗陳其說于太常，樂工憚改作，皆不主其說。
逮崇甯初，上以英明睿哲之姿慨然遠覽，将稽帝王之制，而自成一代之治，乃诏宰臣置司命屬，講議大政。
顧惟大樂之制，訛謬殘阙甚矣。
太常以樂器敝壞，遂擇諸家可廚者，琴、瑟制度，參差不同，箫、篴之屬。
樂工自備，每大合樂，聲韻淆雜，而皆失之太高。
筝、阮，秦、晉之樂也，乃列于琴、瑟之間，熊罴案[4]，粱、隋之制也，乃設于宮架之外。
笙不用匏，舞不象成，曲不協譜，樂工率農夫市賈，遏祭祀朝會，則追呼于阡陌闾阈之中，教習無素，懵不知音。
議樂之臣以樂經散亡，無所據依。
秦、漢之後，諸儒自相非議，不足取法，乃博求異人，而以漢津之名達于上焉。
高世之舉，适契聖心，乃請以聖上君指三節為三寸，三三為九，而黃鐘之律成，為漢津得之于師，曰：「人君代天理物，其所禀質，必與衆異。
然春秋未及，則其寸不足；春秋既壯，則其寸有餘。
惟三八之數，為人正得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