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輕與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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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的。
” 從内務部來的人停下來盯着托馬斯。
托馬斯聳了聳肩。
那人又用安慰的口氣說： “我們否決了這個建議。
不論你在這件事上的責任有多大，從社會利益來看，需要你最 大限度地發揮才能。
你們醫院的主治醫生對你有極高的評價，我們也從病人那兒聽到了 一些彙報。
你是個優秀的專家。
誰也不會要求一個醫生懂政治。
是你把自己給推遠了。
現在時機很好，我們把這個問題一次性了結吧。
因此，我們為你準備了一份聲明樣稿。
你所要做的，隻是讓它在報上的發表合法。
我們會在适當的時候把它發表出來。
”他交 給托馬斯一張紙。
托馬斯讀了上面寫的東西，給吓了一跳。
這比兩年前主治醫生要他簽的聲明糟糕多 了。
不是停留在收回俄狄浦斯讀後感的問題，還包含了親蘇、許願效忠當局、譴責知識 分子、說他們是想挑起内戰等等内容。
除此之外，聲明還痛斥那位周報編輯（特别強調 那個高個頭、駝背的編輯，托馬斯知道此人的名字并見過他的照片，但從未見到過他）， 說他有意曲解托馬斯的文章，為他們自己的目的服務，把那篇文章變成了一篇反革命宣 言：他們竟躲在一位天真的醫生背後寫這樣一篇文章，也未免太膽小了。
部裡來的人從托馬斯眼中看出了驚愕，把身子湊過去，在桌子下面将他的膝蓋友好 地拍了拍。
“别忘了，大夫，這隻是個樣稿！好好想一想，如果有什麼地方要改動，我 想我們會達成協議的。
畢竟，這是你的聲明！” 托馬斯把那張紙推還給秘密警察，好象害怕這張紙在手上多呆一秒鐘，好象擔心什 麼人将發現這紙上有他的指紋。
那人沒有接紙，反而假作驚奇地擡了擡雙臂（象羅馬教皇在陽台上向教民們祝福時 的那種姿态），“怎麼能這樣于呢？大夫，留着吧，回家去冷靜地想想。
” 托馬斯搖了搖頭，耐着性子用伸出去的手捏着那張紙，末了，部裡來的人不得不放 棄羅馬教皇的姿勢，把紙收回去。
托馬斯打算向對方強調，他既不會寫什麼，也不會簽署什麼，但他在最後一刻改變 了語氣，溫和地說：“我不是個文盲，對不對？我為什麼要簽字？我自己不會寫？” “很好，那麼，大夫，就按你的辦。
你自己寫，我們再一起看看。
你可以把你剛才 看過的東西作為樣子。
” 為什麼托馬斯沒有立刻給秘密警察一個無條件的“不”呢？ 他也許是這樣想的：一般說來，警察局無非是要用這樣的聲明使整個民族混亂（很 明顯這是入侵者的戰略），除此之外，他們在他身上還有一個具體目的：收集罪證準備 審判發表托馬斯文章的周報編輯。
如果是這樣，他們需要他的聲明為審訊作準備，為新 聞界诽謗那些編輯的運動作準備。
假若他斷然拒絕，從原則上來講，總是有危險的。
警 察局會不管他同意與否，把早準備好的并帶有他簽名的聲明印發出去。
沒有報紙鬥膽登 載他的否認聲明。
世界上也沒有人會相信他不曾寫聲明和不曾簽字。
人們從他們同胞的 精神恥辱中得到的快樂太多了，将不願意聽勞什子解釋而空喜一場。
他說願意自己來寫，給了警察局一點希望，也給自己争取了一點時間。
就在第二天， 他在那個診所辭了職，估計（正确地）在他自願降到社會等級的最低一層之後（當時各 個領域内有成千上萬的知識分子都這樣下放了），警察不會再抓住他不放，不會對他再 有所興趣。
一旦他落到階梯的最低一級，他們就再不能以他的名義登什麼聲明了。
道理 很簡單，沒有人會信以為真。
這種恥辱性的公開聲明隻會與青雲直上的簽名者有關，而 不會與栽跟頭的簽名者有緣。
在托馬斯的國家裡，醫生是國家的雇員，國家可以讓也可以不讓他們工作。
與托馬 斯談辭職事宜的那名官員，聽說過他的名字和聲望，力圖說服他繼續工作。
托馬斯意識 到他根本不能肯定這個選擇是否合适，但他突然感到，他心中對忠誠的無言許諾使他當 時非如此不可。
他堅持立場巋然不動。
于是，他成了一名窗戶擦洗工。
7
前幾年，托馬斯離開蘇黎世回布拉格的時候，他想着對特麗莎的愛，默默對自己說：
“非如此不可。
”一過邊境，他卻開始懷疑是否真的非如此不可。
後來，他躺在特麗莎 身邊，回想起七年前發生的那一系列可笑的巧合（第一幕就是那位主治醫生的坐骨神經 痛），把他引向了她，現在又把他帶回了一個不可沖破的牢籠。
這意昧着他生活中的“非如此不可”太少嗎？壓倒一切的必然性太少嗎？以我之見， 有一種必然他并不缺乏，但這不是他的愛情，是他的職業。
他從事醫學不是出自巧合， 也不是出于算計，是出于他内心深處的一種欲望。
把人劃分為某些類别庶幾乎是可能的，而分類中最可靠的标準，莫過于那種把人們 一生光陰導向這種或那種活動的深層欲望。
每一個法國人都是不一樣的，但世界上所有 的演員都彼此相似——無論她們在巴黎、布拉格，甚至天涯海角。
當演員的人，從小就 願意把自己展示給一個隐名的公衆以至終身。
這種願望與天資無關，卻比天資要深刻。
沒有這種基本的願望，任何人也成不了演員。
同樣，一個當醫生的人願意畢其一生與人 體以及人體的疾病打交道。
這種基本的願望（不是天資與技巧），使得他從醫學院的第 一年起就敢于進入解剖室，而且能堅持在那裡度過必要的漫長歲月。
外科把醫療職業的基本責任推到了最邊緣的界線，人們在那個界線上與神打着交道。
一個人的頭部被棍子狠狠擊中，倒了下來，然後停止呼吸。
他在某一天總會停止呼吸的， 殺人隻是比上帝親自最終完成使命提早了一點點。
也許可以這樣假定，上帝對殺人還是 早有考慮的，卻不曾對外科有所考慮。
上帝從未想到有人膽敢把手伸到他發明的裝置中 去，然後小心包合皮膚使之不露痕迹。
當年，托馬斯面對一個麻醉中睡着了的男人，第 一次把手術刀放在他的皮膚上果斷地切開一道口子，切得準确而乎整（就象切一塊布料 ——做大衣、裙子或窗簾），他體驗到一種強烈的亵渎之感。
随後，他再一次覺得有一 種東西吸引他這樣做！正是那種深深紮根于他心底的“非如此不可”！這種精神的根源 蒂固并非出于偶然，絕非什麼主治醫生的坐骨神經痛．更不是任何别的外界原因。
可是，他一生中耗費了這麼多精力的東西，他現在怎麼能如此迅速、堅決而且輕松 地給予抛棄呢？ 他會說，這麼做是為了不讓警察纏着他。
然而坦白地說，這種解釋即使在理論上講 得通，警察要把一個帶有他簽字的假聲明公之于衆實在是不大可能（即使有數樁這樣的 事發生過）。
我們可以說，一個人有權害怕即便是不大可能發生的危險。
還可以說，托馬斯對自 己的笨拙惱火，想避開與警察的進一步接觸，避免随之而來的孤立無助之感。
我們還可 以說，他反正已經丢失了職業，小診所裡機械的阿斯匹林療法與他的醫學概念毫無關聯。
盡管如此，他這樣匆匆忙忙地作出決定，在我看來仍然是很奇怪的。
這裡是不是還深藏 着什麼别的東西？深得逃離了他理智的東西呢？8
托馬斯通過特麗莎漸漸地喜歡起貝多芬來，但對音樂還是不甚了解。
我懷疑他是否 知道，在貝多芬著名的“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這一主題之後，藏着一個真實的 故事。
故事是這樣的：一個叫德門伯斯徹的人欠了貝多芬五十個弗羅林金币。
我們這位作 曲家長期來手頭拮據，那天他提起這筆帳，德門伯斯徹傷感地歎了口氣說；“非如此不 可嗎？”貝多芬開懷大笑道：“非如此不可！”并且草草記下了這些詞與它們的音調。
根據這個現實生活中的音樂動機，他譜寫了一首四人唱的二重輪唱：其中三個人唱 “Esmusssein，esmusssein，ja，ja，ja，ja！”（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是的， 是的，是的，是的！）再由第四個人插進來唱“HerausmitdemBeutel！”（拿出錢來！） 一年以後，這一音樂動機在他第135曲，也就是他最後一部四重奏的第四樂章裡， 作為基本動機重現了。
那時候，貝多芬已經忘記了德氏的錢，“非如此不可”取得了較 之從前莊嚴得多的情調，象是從命運的喉頭直接吐出來的指令。
用康德的話來說，連 “早上好”一詞用适當的聲音讀出來，也能成為某種形而上命題的具體表現形式。
德文 是一種語詞凝重的語言。
“非如此不可”不再是一句戲谑，它已成為 “derschwergefassteEntschluss”（艱難或沉重的決心）。
貝多芬把瑣屑的靈感變成了嚴肅的四重奏，把一句戲谑變成了形而上的真理。
一個 輕松的有趣傳說變成了沉重，或者按巴門尼德的說法，積極變成了消極。
然而，相當奇 怪，這種變化并不使我們諒訝。
換一個角度看，如果貝多芬把他那四重奏的嚴肅變成關 于德氏債款那無聊玩笑般的四聲二部輪唱曲，我們倒會感到震驚。
假如他這樣做了，那 麼他的做法例與巴門尼德的精神相吻合，使重變成了輕，也就是，消極變成了積極！開 始（作為一支未完成的短曲），他的曲子觸及偉大的形而上真理，而最後（作為一首成 功的傑作），卻落入最瑣屑的戲言？但我們再也不知道怎樣象巴門尼德那樣去思考了。
我感到，那嚴厲、莊重、咄咄逼人的“非如此不可”，長期以來一直使托馬斯暗暗 惱火。
他懷有一種深切的欲望，去追尋巴門尼德的精神，要把重變成輕。
記得他生活的 那一刻，他與第一個妻子以及兒子完全決裂，也領受了父母對他的決裂，他得到了解脫。
在整個事情的最深層，他除了反抗自稱為他沉重責任的東西，除了抵制他的“非如此不 可”，除了由此而産生的躁動、匆忙和不甚理智的舉動，還能有什麼呢？ 當然，那是一種外在的“非如此不可！”是社會習俗留給他的。
而他熱愛醫學的那 個“非如此不可”，則是内在的。
他經曆的磨難如此之多，内在的使命感越是強烈，導 緻反叛的誘惑也就越多。
當一個醫生，就意昧着解剖事物的表層，看看裡面隐藏着什麼。
也許使托馬斯離開 外科道路的，正是一種欲望，他想去探詢“非如此不可”的另一面藏着些什麼。
換句話 說，現在他想知道當一個人抛棄了他原先視為使命的東西時，他的生活裡還将留下一些 什麼， 這一天，他去報到。
一位好脾氣的女人，主管着布拉格全城的商店玻璃清洗和陳設 事宜。
從他們見面起，他就面臨着自己
” 從内務部來的人停下來盯着托馬斯。
托馬斯聳了聳肩。
那人又用安慰的口氣說： “我們否決了這個建議。
不論你在這件事上的責任有多大，從社會利益來看，需要你最 大限度地發揮才能。
你們醫院的主治醫生對你有極高的評價，我們也從病人那兒聽到了 一些彙報。
你是個優秀的專家。
誰也不會要求一個醫生懂政治。
是你把自己給推遠了。
現在時機很好，我們把這個問題一次性了結吧。
因此，我們為你準備了一份聲明樣稿。
你所要做的，隻是讓它在報上的發表合法。
我們會在适當的時候把它發表出來。
”他交 給托馬斯一張紙。
托馬斯讀了上面寫的東西，給吓了一跳。
這比兩年前主治醫生要他簽的聲明糟糕多 了。
不是停留在收回俄狄浦斯讀後感的問題，還包含了親蘇、許願效忠當局、譴責知識 分子、說他們是想挑起内戰等等内容。
除此之外，聲明還痛斥那位周報編輯（特别強調 那個高個頭、駝背的編輯，托馬斯知道此人的名字并見過他的照片，但從未見到過他）， 說他有意曲解托馬斯的文章，為他們自己的目的服務，把那篇文章變成了一篇反革命宣 言：他們竟躲在一位天真的醫生背後寫這樣一篇文章，也未免太膽小了。
部裡來的人從托馬斯眼中看出了驚愕，把身子湊過去，在桌子下面将他的膝蓋友好 地拍了拍。
“别忘了，大夫，這隻是個樣稿！好好想一想，如果有什麼地方要改動，我 想我們會達成協議的。
畢竟，這是你的聲明！” 托馬斯把那張紙推還給秘密警察，好象害怕這張紙在手上多呆一秒鐘，好象擔心什 麼人将發現這紙上有他的指紋。
那人沒有接紙，反而假作驚奇地擡了擡雙臂（象羅馬教皇在陽台上向教民們祝福時 的那種姿态），“怎麼能這樣于呢？大夫，留着吧，回家去冷靜地想想。
” 托馬斯搖了搖頭，耐着性子用伸出去的手捏着那張紙，末了，部裡來的人不得不放 棄羅馬教皇的姿勢，把紙收回去。
托馬斯打算向對方強調，他既不會寫什麼，也不會簽署什麼，但他在最後一刻改變 了語氣，溫和地說：“我不是個文盲，對不對？我為什麼要簽字？我自己不會寫？” “很好，那麼，大夫，就按你的辦。
你自己寫，我們再一起看看。
你可以把你剛才 看過的東西作為樣子。
” 為什麼托馬斯沒有立刻給秘密警察一個無條件的“不”呢？ 他也許是這樣想的：一般說來，警察局無非是要用這樣的聲明使整個民族混亂（很 明顯這是入侵者的戰略），除此之外，他們在他身上還有一個具體目的：收集罪證準備 審判發表托馬斯文章的周報編輯。
如果是這樣，他們需要他的聲明為審訊作準備，為新 聞界诽謗那些編輯的運動作準備。
假若他斷然拒絕，從原則上來講，總是有危險的。
警 察局會不管他同意與否，把早準備好的并帶有他簽名的聲明印發出去。
沒有報紙鬥膽登 載他的否認聲明。
世界上也沒有人會相信他不曾寫聲明和不曾簽字。
人們從他們同胞的 精神恥辱中得到的快樂太多了，将不願意聽勞什子解釋而空喜一場。
他說願意自己來寫，給了警察局一點希望，也給自己争取了一點時間。
就在第二天， 他在那個診所辭了職，估計（正确地）在他自願降到社會等級的最低一層之後（當時各 個領域内有成千上萬的知識分子都這樣下放了），警察不會再抓住他不放，不會對他再 有所興趣。
一旦他落到階梯的最低一級，他們就再不能以他的名義登什麼聲明了。
道理 很簡單，沒有人會信以為真。
這種恥辱性的公開聲明隻會與青雲直上的簽名者有關，而 不會與栽跟頭的簽名者有緣。
在托馬斯的國家裡，醫生是國家的雇員，國家可以讓也可以不讓他們工作。
與托馬 斯談辭職事宜的那名官員，聽說過他的名字和聲望，力圖說服他繼續工作。
托馬斯意識 到他根本不能肯定這個選擇是否合适，但他突然感到，他心中對忠誠的無言許諾使他當 時非如此不可。
他堅持立場巋然不動。
于是，他成了一名窗戶擦洗工。
”一過邊境，他卻開始懷疑是否真的非如此不可。
後來，他躺在特麗莎 身邊，回想起七年前發生的那一系列可笑的巧合（第一幕就是那位主治醫生的坐骨神經 痛），把他引向了她，現在又把他帶回了一個不可沖破的牢籠。
這意昧着他生活中的“非如此不可”太少嗎？壓倒一切的必然性太少嗎？以我之見， 有一種必然他并不缺乏，但這不是他的愛情，是他的職業。
他從事醫學不是出自巧合， 也不是出于算計，是出于他内心深處的一種欲望。
把人劃分為某些類别庶幾乎是可能的，而分類中最可靠的标準，莫過于那種把人們 一生光陰導向這種或那種活動的深層欲望。
每一個法國人都是不一樣的，但世界上所有 的演員都彼此相似——無論她們在巴黎、布拉格，甚至天涯海角。
當演員的人，從小就 願意把自己展示給一個隐名的公衆以至終身。
這種願望與天資無關，卻比天資要深刻。
沒有這種基本的願望，任何人也成不了演員。
同樣，一個當醫生的人願意畢其一生與人 體以及人體的疾病打交道。
這種基本的願望（不是天資與技巧），使得他從醫學院的第 一年起就敢于進入解剖室，而且能堅持在那裡度過必要的漫長歲月。
外科把醫療職業的基本責任推到了最邊緣的界線，人們在那個界線上與神打着交道。
一個人的頭部被棍子狠狠擊中，倒了下來，然後停止呼吸。
他在某一天總會停止呼吸的， 殺人隻是比上帝親自最終完成使命提早了一點點。
也許可以這樣假定，上帝對殺人還是 早有考慮的，卻不曾對外科有所考慮。
上帝從未想到有人膽敢把手伸到他發明的裝置中 去，然後小心包合皮膚使之不露痕迹。
當年，托馬斯面對一個麻醉中睡着了的男人，第 一次把手術刀放在他的皮膚上果斷地切開一道口子，切得準确而乎整（就象切一塊布料 ——做大衣、裙子或窗簾），他體驗到一種強烈的亵渎之感。
随後，他再一次覺得有一 種東西吸引他這樣做！正是那種深深紮根于他心底的“非如此不可”！這種精神的根源 蒂固并非出于偶然，絕非什麼主治醫生的坐骨神經痛．更不是任何别的外界原因。
可是，他一生中耗費了這麼多精力的東西，他現在怎麼能如此迅速、堅決而且輕松 地給予抛棄呢？ 他會說，這麼做是為了不讓警察纏着他。
然而坦白地說，這種解釋即使在理論上講 得通，警察要把一個帶有他簽字的假聲明公之于衆實在是不大可能（即使有數樁這樣的 事發生過）。
我們可以說，一個人有權害怕即便是不大可能發生的危險。
還可以說，托馬斯對自 己的笨拙惱火，想避開與警察的進一步接觸，避免随之而來的孤立無助之感。
我們還可 以說，他反正已經丢失了職業，小診所裡機械的阿斯匹林療法與他的醫學概念毫無關聯。
盡管如此，他這樣匆匆忙忙地作出決定，在我看來仍然是很奇怪的。
這裡是不是還深藏 着什麼别的東西？深得逃離了他理智的東西呢？
我懷疑他是否 知道，在貝多芬著名的“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這一主題之後，藏着一個真實的 故事。
故事是這樣的：一個叫德門伯斯徹的人欠了貝多芬五十個弗羅林金币。
我們這位作 曲家長期來手頭拮據，那天他提起這筆帳，德門伯斯徹傷感地歎了口氣說；“非如此不 可嗎？”貝多芬開懷大笑道：“非如此不可！”并且草草記下了這些詞與它們的音調。
根據這個現實生活中的音樂動機，他譜寫了一首四人唱的二重輪唱：其中三個人唱 “Esmusssein，esmusssein，ja，ja，ja，ja！”（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是的， 是的，是的，是的！）再由第四個人插進來唱“HerausmitdemBeutel！”（拿出錢來！） 一年以後，這一音樂動機在他第135曲，也就是他最後一部四重奏的第四樂章裡， 作為基本動機重現了。
那時候，貝多芬已經忘記了德氏的錢，“非如此不可”取得了較 之從前莊嚴得多的情調，象是從命運的喉頭直接吐出來的指令。
用康德的話來說，連 “早上好”一詞用适當的聲音讀出來，也能成為某種形而上命題的具體表現形式。
德文 是一種語詞凝重的語言。
“非如此不可”不再是一句戲谑，它已成為 “derschwergefassteEntschluss”（艱難或沉重的決心）。
貝多芬把瑣屑的靈感變成了嚴肅的四重奏，把一句戲谑變成了形而上的真理。
一個 輕松的有趣傳說變成了沉重，或者按巴門尼德的說法，積極變成了消極。
然而，相當奇 怪，這種變化并不使我們諒訝。
換一個角度看，如果貝多芬把他那四重奏的嚴肅變成關 于德氏債款那無聊玩笑般的四聲二部輪唱曲，我們倒會感到震驚。
假如他這樣做了，那 麼他的做法例與巴門尼德的精神相吻合，使重變成了輕，也就是，消極變成了積極！開 始（作為一支未完成的短曲），他的曲子觸及偉大的形而上真理，而最後（作為一首成 功的傑作），卻落入最瑣屑的戲言？但我們再也不知道怎樣象巴門尼德那樣去思考了。
我感到，那嚴厲、莊重、咄咄逼人的“非如此不可”，長期以來一直使托馬斯暗暗 惱火。
他懷有一種深切的欲望，去追尋巴門尼德的精神，要把重變成輕。
記得他生活的 那一刻，他與第一個妻子以及兒子完全決裂，也領受了父母對他的決裂，他得到了解脫。
在整個事情的最深層，他除了反抗自稱為他沉重責任的東西，除了抵制他的“非如此不 可”，除了由此而産生的躁動、匆忙和不甚理智的舉動，還能有什麼呢？ 當然，那是一種外在的“非如此不可！”是社會習俗留給他的。
而他熱愛醫學的那 個“非如此不可”，則是内在的。
他經曆的磨難如此之多，内在的使命感越是強烈，導 緻反叛的誘惑也就越多。
當一個醫生，就意昧着解剖事物的表層，看看裡面隐藏着什麼。
也許使托馬斯離開 外科道路的，正是一種欲望，他想去探詢“非如此不可”的另一面藏着些什麼。
換句話 說，現在他想知道當一個人抛棄了他原先視為使命的東西時，他的生活裡還将留下一些 什麼， 這一天，他去報到。
一位好脾氣的女人，主管着布拉格全城的商店玻璃清洗和陳設 事宜。
從他們見面起，他就面臨着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