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法始于何時？
關燈
小
中
大
侯國對攻戰的賞罰都作了明文規定，建立起了一套以軍功授爵制為中心的賞罰制度，并與嚴格而殘酷的刑罰結合在一起，從而形成了帶有強迫一性一的、為統治階級服務的軍法。
這些軍法，雖然由于各諸侯國的情況不盡相同，實行的程度也不盡一緻，但基本的一精一神都是根據官兵在戰争中的表現和貢獻，給予一定的獎勵或懲罰。
當時，實行得比較徹底，規定也比較具體的是秦國，而且在商鞅變法時就全面推行了這種制度。
據出土的秦簡《軍爵律》和《商子》等文獻可以看到賞罰的具體規定。
如：士兵個人，在戰争中殺敵一人者，免除其全家徭役和賦稅；士兵個人斬殺敵軍官一名，并取得其首級者，授爵一級，賜田一頃，宅九畝和賞給一個農奴（庶子）；大部隊作戰，在攻城戰鬥中斬首八千以上，野戰中斬首二千以上，均評為“滿功”，部隊内各級軍官都升一級，其中功大者可升三級；士兵五人一伍，其中一人逃跑，餘下四人處以二年以上徒刑；畏死不前，臨陣脫逃者，處以死刑，在千人一大會上車裂等等。
此外，春秋末期的大軍事家孫武。
在其所著的《孫子》兵法一書中，也把軍法列為進行戰争的五大要素之一。
寫着： “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
顯然，當時的軍法已經成為軍隊建設和進行戰争的重要内容。
但是，也有的認為軍法形成的時間還要早。
據《周禮。
夏官》記載：“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緻天大子，惟所用之。
若有甲兵之事，則授之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
從這段文字看，顯然早已存在軍法。
另據《司馬法》記載說：虞舜時代的作戰命令，是勸告式的，希望民軍體念君王的困難，自動應命為國效力。
夏代的作戰命令是強迫式的，在組成的軍隊中下達，希望民軍完成君王所考慮的任務，商代的作戰命令也是強迫式的，在軍隊列陣處下達，以統一全體的意志，共同對敵作戰。
周代的作戰命令也是強迫式的，在和敵人将要交鋒時才下達，用以激勵士氣，鼓舞鬥志。
“有虞氏戒于國中，欲民體其命也。
夏後氏誓于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
殷誓于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
周将交刃而誓之，以緻民志也”。
我們從這些記載中可以看出，軍法的形成正和其它事物一樣，有一個形成和充實的過程，那麼，到底形成于春秋、戰國之交？還是夏朝之初？還需要進一步探讨。
（龐成保）
這些軍法，雖然由于各諸侯國的情況不盡相同，實行的程度也不盡一緻，但基本的一精一神都是根據官兵在戰争中的表現和貢獻，給予一定的獎勵或懲罰。
當時，實行得比較徹底，規定也比較具體的是秦國，而且在商鞅變法時就全面推行了這種制度。
據出土的秦簡《軍爵律》和《商子》等文獻可以看到賞罰的具體規定。
如：士兵個人，在戰争中殺敵一人者，免除其全家徭役和賦稅；士兵個人斬殺敵軍官一名，并取得其首級者，授爵一級，賜田一頃，宅九畝和賞給一個農奴（庶子）；大部隊作戰，在攻城戰鬥中斬首八千以上，野戰中斬首二千以上，均評為“滿功”，部隊内各級軍官都升一級，其中功大者可升三級；士兵五人一伍，其中一人逃跑，餘下四人處以二年以上徒刑；畏死不前，臨陣脫逃者，處以死刑，在千人一大會上車裂等等。
此外，春秋末期的大軍事家孫武。
在其所著的《孫子》兵法一書中，也把軍法列為進行戰争的五大要素之一。
寫着： “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
顯然，當時的軍法已經成為軍隊建設和進行戰争的重要内容。
但是，也有的認為軍法形成的時間還要早。
據《周禮。
夏官》記載：“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緻天大子，惟所用之。
若有甲兵之事，則授之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
從這段文字看，顯然早已存在軍法。
另據《
夏代的作戰命令是強迫式的，在組成的軍隊中下達，希望民軍完成君王所考慮的任務，商代的作戰命令也是強迫式的，在軍隊列陣處下達，以統一全體的意志，共同對敵作戰。
周代的作戰命令也是強迫式的，在和敵人将要交鋒時才下達，用以激勵士氣，鼓舞鬥志。
“有虞氏戒于國中，欲民體其命也。
夏後氏誓于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
殷誓于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
周将交刃而誓之，以緻民志也”。
我們從這些記載中可以看出，軍法的形成正和其它事物一樣，有一個形成和充實的過程，那麼，到底形成于春秋、戰國之交？還是夏朝之初？還需要進一步探讨。
（龐成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