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時出現”的柏楊
關燈
小
中
大
受西方“後現代化”思潮的影響，西方現代文明的“物化”或“異化”，對中國人文精神的考量則又走向了另一個極端：拜金主義盛行！關于這種考量，我們會在莎士比亞的《雅典的泰門》中看到他對黃金的詛咒。
關于中國文化的思考在這個時候變得嚴峻起來，所有的疑問都集中在一個焦點上：中國文化究竟能給現代人提供怎樣的精神家園？ 這是一個複雜而艱難的問題，它直接關系到了當代國人的價值重構。
中國人的價值觀不能在八十年代的“打碎”之後，過于長久地在空中行走了。
這個時候，“八十年代人”陸續開始在各個層面嶄露頭角。
比起八十年代，他們漸漸可以發出自己的聲音，雖然有些微弱，但是他們廣泛地存在着，由此所彙集的聲音漸漸顯示出了新的力量并出現了一個從未有過的階層：“精英階層”。
柏楊的名字在這個時期由于特殊原因逐漸淡出他們的視野，但是柏楊關于國民性的思考，對這時的“精英階層”留下的深刻影響還在，這種思考在九十年代後半期漸漸上升為主流，并達成了共識性的聲音：文化的根本問題在于人的問題！ 同當時的中國經濟軟着陸相似，中國人文精神也在同一時期嘗試着自己的軟着陸。
不同于八十年代的是，這一次似乎沒有出現号角似的人物，而是整個“精英階層”在推動着這個變化。
“精英階層”的共識是：文化的主體是人，人既是社會主體，又是自身存在的價值主體。
不同的主體範疇直接導緻了人要同時扮演不同的角色，一方面人要實現自我價值，另一方面人又是社會角色。
對人自身問題的忽視将會導緻人的物化，從而形成全社會性的物欲，人的存在、價值和尊嚴也将被遺忘。
由此，“尊嚴”這個一向被國人保留在字典裡的詞彙，開始浮出水面并屢屢見諸報端。
如果沒有八十年代由柏楊引起的那場關于中國人的大讨論，很難想像會有如此廣泛的人群，在九十年代共同參與了價值重建的過程。
新的價值體系在新世紀初開始呈現出了它的雛形，這就是以尊嚴為核心的人文精神的建立，樹立個人的人格尊嚴、生存尊嚴、道德尊嚴，做一個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現代人。
這就要求在講究自身尊嚴的同時，也要尊重他人尊嚴，這種尊重，實質上就是對他人價值存在的一種認同。
“誠信”也開始成為新的流行詞彙。
從八十年代到新世紀初，從打碎到重建的完整呼應，回顧這二十餘年的時間，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五四”精神的延續之路。
能夠完成這樣一個階段性任務，要歸結于幾方面的因素，即外部世界的影響、與世界接軌、自我反思下全民素養的逐步提高、面對成長的煩惱付出代價後所取得的經驗。
“八十年代人”，如今年齡大約在三十多歲到五十多歲的“精英階層”，在這條延續之路上表現出了不可忽視的力量，并且成為推動今天的當代中國的中堅力量。
在他們走過的路上，始終充滿着八十年代的聲音。
那聲音裡面，有八十年代的激情和理想，也有八十年代的尼采、薩特、弗洛伊德和柏楊。
四、新的中國與新的中國人 有意思的是，就在中國大陸的尊嚴核心逐步确立的時候，柏楊再度帶着他的新作《我們要活得有尊嚴》來到了大陸，并且一度成為二○○三年大衆解讀尊嚴的普及本。
從“醜陋的中國人”出發，柏楊和他的“八十年代人”，在二十年後，雙方幾乎同時會師在尊嚴這個坐标點上。
當我們回過頭來看時，會發現存在于大陸與柏楊，或者說兩岸之間的一些驚人的巧合：八十年代，當走出“文革”陰影的大陸在陣痛中反思時，在台灣則同樣在反思着的柏楊，其思想不僅震動台灣，并且風靡大陸；随後，在大陸出現了“外國的月亮比中國圓”的現象，與此同時，在柏楊的作品中，也出現了就這一現象挖掘國民劣根性的文章：而當新世紀初大陸開始倡導尊嚴的時候，柏楊的尊嚴也剛好來到了大陸。
同為中國人，兩岸在經濟發展，甚至一定的意識形态上有着極大的差别，然而雙方在同一個階段，所反思、所面臨的卻經常是共同的命題。
同文同種的文化發揮出的功力，我們無法看到和觸摸，但它卻如此的強大！ 在今天的大陸，尊嚴不僅僅是一個流行的詞彙，以其為軸心的變化幾乎同樣是可以觸摸的。
從八十年代走出的“精英階層”，已經成為當代社會的主導力量，他們同樣也在以積極的姿态展示着這種力量。
一個非常著名的案例就是，廣州一收容所錯誤收容并非法緻大學生孫志剛死亡一案，引發的對公民生存權的全國大讨論
關于中國文化的思考在這個時候變得嚴峻起來，所有的疑問都集中在一個焦點上：中國文化究竟能給現代人提供怎樣的精神家園？ 這是一個複雜而艱難的問題，它直接關系到了當代國人的價值重構。
中國人的價值觀不能在八十年代的“打碎”之後，過于長久地在空中行走了。
這個時候，“八十年代人”陸續開始在各個層面嶄露頭角。
比起八十年代，他們漸漸可以發出自己的聲音，雖然有些微弱，但是他們廣泛地存在着，由此所彙集的聲音漸漸顯示出了新的力量并出現了一個從未有過的階層：“精英階層”。
柏楊的名字在這個時期由于特殊原因逐漸淡出他們的視野，但是柏楊關于國民性的思考，對這時的“精英階層”留下的深刻影響還在，這種思考在九十年代後半期漸漸上升為主流，并達成了共識性的聲音：文化的根本問題在于人的問題！ 同當時的中國經濟軟着陸相似，中國人文精神也在同一時期嘗試着自己的軟着陸。
不同于八十年代的是，這一次似乎沒有出現号角似的人物，而是整個“精英階層”在推動着這個變化。
“精英階層”的共識是：文化的主體是人，人既是社會主體，又是自身存在的價值主體。
不同的主體範疇直接導緻了人要同時扮演不同的角色，一方面人要實現自我價值，另一方面人又是社會角色。
對人自身問題的忽視将會導緻人的物化，從而形成全社會性的物欲，人的存在、價值和尊嚴也将被遺忘。
由此，“尊嚴”這個一向被國人保留在字典裡的詞彙，開始浮出水面并屢屢見諸報端。
如果沒有八十年代由柏楊引起的那場關于中國人的大讨論，很難想像會有如此廣泛的人群，在九十年代共同參與了價值重建的過程。
新的價值體系在新世紀初開始呈現出了它的雛形，這就是以尊嚴為核心的人文精神的建立，樹立個人的人格尊嚴、生存尊嚴、道德尊嚴，做一個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現代人。
這就要求在講究自身尊嚴的同時，也要尊重他人尊嚴，這種尊重，實質上就是對他人價值存在的一種認同。
“誠信”也開始成為新的流行詞彙。
從八十年代到新世紀初，從打碎到重建的完整呼應，回顧這二十餘年的時間，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五四”精神的延續之路。
能夠完成這樣一個階段性任務，要歸結于幾方面的因素，即外部世界的影響、與世界接軌、自我反思下全民素養的逐步提高、面對成長的煩惱付出代價後所取得的經驗。
“八十年代人”，如今年齡大約在三十多歲到五十多歲的“精英階層”，在這條延續之路上表現出了不可忽視的力量，并且成為推動今天的當代中國的中堅力量。
在他們走過的路上，始終充滿着八十年代的聲音。
那聲音裡面，有八十年代的激情和理想，也有八十年代的尼采、薩特、弗洛伊德和柏楊。
四、新的中國與新的中國人 有意思的是，就在中國大陸的尊嚴核心逐步确立的時候，柏楊再度帶着他的新作《我們要活得有尊嚴》來到了大陸，并且一度成為二○○三年大衆解讀尊嚴的普及本。
從“醜陋的中國人”出發，柏楊和他的“八十年代人”，在二十年後，雙方幾乎同時會師在尊嚴這個坐标點上。
當我們回過頭來看時，會發現存在于大陸與柏楊，或者說兩岸之間的一些驚人的巧合：八十年代，當走出“文革”陰影的大陸在陣痛中反思時，在台灣則同樣在反思着的柏楊，其思想不僅震動台灣，并且風靡大陸；随後，在大陸出現了“外國的月亮比中國圓”的現象，與此同時，在柏楊的作品中，也出現了就這一現象挖掘國民劣根性的文章：而當新世紀初大陸開始倡導尊嚴的時候，柏楊的尊嚴也剛好來到了大陸。
同為中國人，兩岸在經濟發展，甚至一定的意識形态上有着極大的差别，然而雙方在同一個階段，所反思、所面臨的卻經常是共同的命題。
同文同種的文化發揮出的功力，我們無法看到和觸摸，但它卻如此的強大！ 在今天的大陸，尊嚴不僅僅是一個流行的詞彙，以其為軸心的變化幾乎同樣是可以觸摸的。
從八十年代走出的“精英階層”，已經成為當代社會的主導力量，他們同樣也在以積極的姿态展示着這種力量。
一個非常著名的案例就是，廣州一收容所錯誤收容并非法緻大學生孫志剛死亡一案，引發的對公民生存權的全國大讨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