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制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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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萬事惰壞而終無威刑以堅凝之，亦如人之噓而不能噏，此淫雨大水之所由作也。
天地告戒之意，陰陽消複之理，殆無以易此矣！ 而制策又有“五事之失，六沴之作，劉向所傳，呂氏所紀，五行何修而得其性？四時何行而順其令？非正陽之月，伐鼓救變，其合于經乎？方盛夏之時，論囚報重，其考于古乎？”此陛下畏天恐懼求端之過，而流入于迂儒之說，此皆愚臣之所學于師而不取者也。
夫五行之相沴，本不至于六。
六沴者，起于諸儒欲以六極分配五行，于是始以皇極附益而為六。
夫皇極者，五事皆得。
不極者，五事皆失。
非所以與五事并列而别為一者也。
是故有毛而又有蒙，有極而無福，曰五福皆應，此亦自知其疏也。
呂氏之時令，則柳宗元之論備矣，以為有可行者，有不可行者。
其可行者，皆天事也。
其不可行者，皆人事也。
若夫禜社伐鼓，本非有益于救災，特緻其尊陽之意而已。
《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馳，庶人走。
”由此言之，則亦何必正陽之月而後伐鼓救變如《左氏》之說乎？盛夏報囚，先儒固已論之，以為仲尼誅齊優之月，固君子之所無疑也。
伏惟制策有“京師諸夏之根本，王教之淵源，百工淫巧無禁，豪右僭差不度”，比在陛下身率之耳。
後宮有大練之飾，則天下以羅纨為羞。
大臣有脫粟之節，則四方以膏粱為污。
雖無禁令，又何憂乎。
伏惟制策有“治當先内，或曰，何以為京師？政在擿奸，或曰，不可撓獄市”。
此皆一偏之說，不可以不察也。
夫見其一偏而辄舉以為說，則天下之說不可以勝舉矣。
自通人而言之，則曰“治内所以為京師也，不撓獄市，所以為擿奸也”。
如使不撓獄市而害其為擿奸，則夫曹參者，是為逋逃主也。
伏惟制策有“推尋前世，探觀治迹，孝文尚老子而天下富殖，孝武用儒術而海内虛耗。
道非有弊，治奚不同”。
臣竊以為不然。
孝文之所以為得者，是儒術略用也。
其所以得而未盡者，是儒術略用而未純也。
而其所以為失者，則是用老也。
何以言之？孝文得賈誼之說，然後待大臣有禮，禦諸侯有術，而至于興禮樂，系單于，則曰未暇。
故曰“儒術略用而未純”也。
若夫用老之失，則有之矣。
始以區區之仁，壞三代之肉刑，而易之以髡笞，髡笞不足以懲中罪，則又從而殺之。
用老之失，豈不過甚矣哉！且夫孝武亦可謂用儒之主也。
博延方士，而多興妖祠，大興宮室，而甘心遠略。
此豈儒者教之？今夫有國者徒知徇其名而不考其實，見孝文之富殖，而以為老子之功；見孝武之虛耗，而以為儒者之罪，則過矣。
此唐明皇之所以溺于宴安，徹去禁防，而為天寶之亂也。
伏惟制策有“王政所由，形于詩道，周公《豳》詩，王業也，而系之《國風》，宣王北伐，大事也，而載之《小雅》”。
臣竊聞《豳》詩言後稷、公劉，所以緻王業之艱難者也。
其後累世而至文王之時，則王業既已成矣，而其詩為《二南》。
《二南》之詩猶列于《國風》，而至于《豳》，獨何怪乎！昔季劄觀周樂，以為《大雅》曲而有直體，《小雅》思而不貳，怨而不言。
夫曲而有直體者，寬而不流也。
思而不貳，怨而不言者，狹而不迫也。
由此觀之，則《大雅》、《小雅》之所以異者，取其辭之廣狹，非取其事之大小也。
伏惟制策有“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度支。
錢谷，大計也。
兵師，大衆也。
何陳平之對，謂當責之内史，韋賢之言，不宜兼于宰相”。
臣以為宰相雖不親細務，至于錢谷兵師，固當制其赢虛利害。
陳平所謂責之内史者，特以宰相不當治其簿書多少之數耳。
昔唐之初，以郎官領度支而職事以治。
及兵興之後，始立使額，參佐既衆，簿書益繁，百弊之源，自此而始。
其後裴延齡、皇甫镈，皆以剝下媚上，至于希世用事。
以宰相兼之，誠得防奸之要。
而韋賢之議，特以其權過重欤？故李德裕以為賤臣不當議令，臣常以為有宰相之風矣。
伏惟制策有“錢貨之制，輕重之相權；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水旱蓄積之備；邊陲守禦之方；圜法有九府之名；樂語有五均之議”。
此六者，亦方今之所當論也。
昔召穆公曰：“民患輕，則多作重以行之。
若不堪重，則多作輕以行之。
亦不廢重。
”輕可改而重不可廢。
不幸而過，甯失于重。
此制錢貨之本意。
命者，人君之所擅，出于口而無窮。
秩者，民力之所供，取于府而有限。
以無窮養有限，此虛實之相養也。
水旱蓄積之備，則莫若複隋、唐之義倉。
邊陲守禦之方，則莫若依秦、漢之更卒。
周官有太府、天府、泉府、玉府、内府、外府、職内、職金、職币，是謂九府，太公之所行以緻富。
古者天子取諸侯之士，以為國均，則市不二價，四民常均，是謂五均，獻王之所緻以為法，皆所以均民而富國也。
凡陛下之所以策臣者，大略如此。
而于其末複策之曰“富人強國，尊君重朝。
彌災緻祥，改薄從厚。
此皆前世之急政，而當今之要務”。
此臣有以知陛下之聖意，以為向之所以策臣者，各指其事，恐臣不得盡其辭，是以複舉其大體而概問焉。
又恐其不能切至也，故又诏之曰“悉意以陳而無悼後害”。
臣是以敢複進其猖狂之說。
夫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使君主之耳。
陛下念祖宗之重，思百姓之可畏，欲進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進；欲退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退。
今者每進一人，則人相與诽曰：是出于某也，是某之所欲也。
每退一人，則又相與诽曰：是出于某也，是某之所惡也。
臣非敢以此為舉信也。
然而緻此言者，則必有由矣。
今無知之人，相與謗于道曰：聖人在上，而天下之所以不盡被其澤者，便嬖小人附于左右，而女谒盛于内也。
為此言者固妄矣。
然而天下或以為信者，何也？徒見谏官禦史之言，矻矻乎難以入，以為必有間之者也。
徒見蜀之美錦，越
天地告戒之意，陰陽消複之理，殆無以易此矣！ 而制策又有“五事之失，六沴之作，劉向所傳，呂氏所紀，五行何修而得其性？四時何行而順其令？非正陽之月，伐鼓救變，其合于經乎？方盛夏之時，論囚報重，其考于古乎？”此陛下畏天恐懼求端之過，而流入于迂儒之說，此皆愚臣之所學于師而不取者也。
夫五行之相沴，本不至于六。
六沴者，起于諸儒欲以六極分配五行，于是始以皇極附益而為六。
夫皇極者，五事皆得。
不極者，五事皆失。
非所以與五事并列而别為一者也。
是故有毛而又有蒙，有極而無福，曰五福皆應，此亦自知其疏也。
呂氏之時令，則柳宗元之論備矣，以為有可行者，有不可行者。
其可行者，皆天事也。
其不可行者，皆人事也。
若夫禜社伐鼓，本非有益于救災，特緻其尊陽之意而已。
《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馳，庶人走。
”由此言之，則亦何必正陽之月而後伐鼓救變如《左氏》之說乎？盛夏報囚，先儒固已論之，以為仲尼誅齊優之月，固君子之所無疑也。
伏惟制策有“京師諸夏之根本，王教之淵源，百工淫巧無禁，豪右僭差不度”，比在陛下身率之耳。
後宮有大練之飾，則天下以羅纨為羞。
大臣有脫粟之節，則四方以膏粱為污。
雖無禁令，又何憂乎。
伏惟制策有“治當先内，或曰，何以為京師？政在擿奸，或曰，不可撓獄市”。
此皆一偏之說，不可以不察也。
夫見其一偏而辄舉以為說，則天下之說不可以勝舉矣。
自通人而言之，則曰“治内所以為京師也，不撓獄市，所以為擿奸也”。
如使不撓獄市而害其為擿奸，則夫曹參者，是為逋逃主也。
伏惟制策有“推尋前世，探觀治迹，孝文尚老子而天下富殖，孝武用儒術而海内虛耗。
道非有弊，治奚不同”。
臣竊以為不然。
孝文之所以為得者，是儒術略用也。
其所以得而未盡者，是儒術略用而未純也。
而其所以為失者，則是用老也。
何以言之？孝文得賈誼之說，然後待大臣有禮，禦諸侯有術，而至于興禮樂，系單于，則曰未暇。
故曰“儒術略用而未純”也。
若夫用老之失，則有之矣。
始以區區之仁，壞三代之肉刑，而易之以髡笞，髡笞不足以懲中罪，則又從而殺之。
用老之失，豈不過甚矣哉！且夫孝武亦可謂用儒之主也。
博延方士，而多興妖祠，大興宮室，而甘心遠略。
此豈儒者教之？今夫有國者徒知徇其名而不考其實，見孝文之富殖，而以為老子之功；見孝武之虛耗，而以為儒者之罪，則過矣。
此唐明皇之所以溺于宴安，徹去禁防，而為天寶之亂也。
伏惟制策有“王政所由，形于詩道，周公《豳》詩，王業也，而系之《國風》，宣王北伐，大事也，而載之《小雅》”。
臣竊聞《豳》詩言後稷、公劉，所以緻王業之艱難者也。
其後累世而至文王之時，則王業既已成矣，而其詩為《二南》。
《二南》之詩猶列于《國風》，而至于《豳》，獨何怪乎！昔季劄觀周樂，以為《大雅》曲而有直體，《小雅》思而不貳，怨而不言。
夫曲而有直體者，寬而不流也。
思而不貳，怨而不言者，狹而不迫也。
由此觀之，則《大雅》、《小雅》之所以異者，取其辭之廣狹，非取其事之大小也。
伏惟制策有“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度支。
錢谷，大計也。
兵師，大衆也。
何陳平之對，謂當責之内史，韋賢之言，不宜兼于宰相”。
臣以為宰相雖不親細務，至于錢谷兵師，固當制其赢虛利害。
陳平所謂責之内史者，特以宰相不當治其簿書多少之數耳。
昔唐之初，以郎官領度支而職事以治。
及兵興之後，始立使額，參佐既衆，簿書益繁，百弊之源，自此而始。
其後裴延齡、皇甫镈，皆以剝下媚上，至于希世用事。
以宰相兼之，誠得防奸之要。
而韋賢之議，特以其權過重欤？故李德裕以為賤臣不當議令，臣常以為有宰相之風矣。
伏惟制策有“錢貨之制，輕重之相權；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水旱蓄積之備；邊陲守禦之方；圜法有九府之名；樂語有五均之議”。
此六者，亦方今之所當論也。
昔召穆公曰：“民患輕，則多作重以行之。
若不堪重，則多作輕以行之。
亦不廢重。
”輕可改而重不可廢。
不幸而過，甯失于重。
此制錢貨之本意。
命者，人君之所擅，出于口而無窮。
秩者，民力之所供，取于府而有限。
以無窮養有限，此虛實之相養也。
水旱蓄積之備，則莫若複隋、唐之義倉。
邊陲守禦之方，則莫若依秦、漢之更卒。
周官有太府、天府、泉府、玉府、内府、外府、職内、職金、職币，是謂九府，太公之所行以緻富。
古者天子取諸侯之士，以為國均，則市不二價，四民常均，是謂五均，獻王之所緻以為法，皆所以均民而富國也。
凡陛下之所以策臣者，大略如此。
而于其末複策之曰“富人強國，尊君重朝。
彌災緻祥，改薄從厚。
此皆前世之急政，而當今之要務”。
此臣有以知陛下之聖意，以為向之所以策臣者，各指其事，恐臣不得盡其辭，是以複舉其大體而概問焉。
又恐其不能切至也，故又诏之曰“悉意以陳而無悼後害”。
臣是以敢複進其猖狂之說。
夫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使君主之耳。
陛下念祖宗之重，思百姓之可畏，欲進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進；欲退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退。
今者每進一人，則人相與诽曰：是出于某也，是某之所欲也。
每退一人，則又相與诽曰：是出于某也，是某之所惡也。
臣非敢以此為舉信也。
然而緻此言者，則必有由矣。
今無知之人，相與謗于道曰：聖人在上，而天下之所以不盡被其澤者，便嬖小人附于左右，而女谒盛于内也。
為此言者固妄矣。
然而天下或以為信者，何也？徒見谏官禦史之言，矻矻乎難以入，以為必有間之者也。
徒見蜀之美錦，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