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太祖、太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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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ot之号，望風而逃，然則對夏成德從容通敵，豈竟漫無察覺？此為事理之不可解者。
近讀陳寅恪《高鴻中明清和議條陳殘本跋》，始恍然大悟。
按：楊嗣昌、陳新甲主和，凡研明史者無不知，《明史》卷二百五十七《陳新甲傳》： 初，新甲以南北交困，遣使議和，私言于傅宗龍。
宗龍出都日，以語大學士謝陞。
陞後見疆事大壞，述宗龍之言于帝。
帝召新甲诘責，新甲叩頭謝罪。
陞進曰："倘肯議和，和亦可恃。
"帝默然。
尋谕新甲密圖之，而外廷不知也。
已，言官谒陞，陞言上意主和，諸君幸勿多言，言官誡愕，交章劾陞，陞遂斥去。
按：起傅宗龍于獄，命為三邊總督讨李自成，事在崇祯十四年五月，正錦州被圍之時；則知陳新甲始倡和議，即在此時。
謝陞罷相，在崇祯十五年四月，已為松山已破以後。
但崇祯之斥謝陞，并不表示放棄議和之意，須至這年八月陳新甲被逮下獄，始為不談和的表示。
就此過程來看，陳新甲遣使議和，在于何時，尚待探索。
接前引《陳新甲傳》： 帝既以和議委新甲，手诏往返者數十，皆戒以勿洩。
外廷漸知之，故屢疏争，然不得左驗。
一日所遣職方郎中馬紹愉以密語報，新甲視之，置幾上。
其家童誤以為塘報也，付之鈔傳。
于是言路嘩然，給事中方士亮首論。
帝愠甚，留疏不下。
已降嚴旨切責，令新甲自陳；新甲不引罪，反自诩其功，帝益怒。
至七月，給事中馬嘉植複劾之，遂下獄。
新甲從獄中上疏乞宥，不許。
據此可知，陳新甲所遣議和專使為職方郎中馬紹愉；馬于何時與清接觸，據《清史稿·太宗本紀》："崇德七年三月乙酉，阿濟格等奏：明遣職方郎中馬紹愉來乞和。
"此已在松山城破以後，事實上大概在正月下旬，至遲二月上旬，馬紹愉即已到達盛京，提出議和的條件；證據即在高鴻中"條陳殘本"有兩行附識，一曰"二月十一日到"，一曰"三月十三日奏了"。
這年明朝遣使議和時，清太宗命諸臣各陳意見。
高鴻中既于二月十一日即有條陳，則馬紹愉之到達盛京，必在此以前。
另一附識"三月十三日奏了"，乃指阿濟格于"三月乙酉"将整個條陳意見作一彙報。
而在二月十一至三月十三之間，有一大事，即夏成德于二月二十左右獻松山，生擒洪承疇。
明既遣使，清以禮待，但馬紹愉于二月初到盛京，阿濟格等直至四十天後始出奏，何疏慢如此？而且既已"乞和"，則當一緩松山之圍，即令欲造成既成事實，以為争取優厚條件的張本，亦不應于破城之後殺一巡撫、兩總兵。
觀清之所為，不友好到了極處，根本無和可議；而清官書記載，卻非如此。
接前引《清史稿·太宗本紀》雲： 上曰："明之筆劄多不實，且詞意誇大，非有欲和之誠。
然彼真僞不可知，而和好固朕宿願。
爾等其以朕意示之。
"五月乙巳朔，濟爾哈朗等奏，明遣馬紹愉來議和；遣使迓之。
壬午，明使馬紹愉等始至。
六月辛醜，都察院參政祖可法、張存仁言："明盜寇日起，兵力竭而倉廪虛，征調不前，勢如瓦解。
守遼将帥喪失八九，今不得已乞和，計必南遷，宜要其納貢稱臣，以黃河為界。
"上不納，以書報明帝曰："自茲以往，盡釋宿怨，尊卑之分，又奚較焉？使者往來，期以面見；吉兇大事，交相憂吊。
歲各以地所産，互為饋遺；兩國逃亡，亦互歸之。
以甯遠雙樹堡為貴國界，塔山為我國界，而互予于連山适中之地。
其自海中往來者，則以黃城島之東西為界，越者各罪其下。
貴國如用此言，兩君或親誓天地，或遣大臣莅盟，唯命之從。
否則後勿複使矣。
"遂厚赉明使及從者遣之。
按：照此條件，以當時明清對壘的形勢來看，可謂相當寬大合理，無怪乎陳新甲"不引罪，反自诩其功"。
而馬紹愉的"密語"，為陳家童仆誤為尋常戰報的"塘報"者，正就是報告此事。
如清太宗果有如此和好的誠意，則與二、三月間所表現的不友好态度為一極大的矛盾，其又何解？ 唯一的解釋是：談和根本是個騙局。
二月初明使至，三月十三始以"明帝敕兵部尚書陳新甲書"奏太宗"為驗"，在此一個多月中，清朝利用明朝求和的行動，暗中勾結夏成德獻城，其言必是："明主已求和，諸将苦守殉難，白死而已。
何不獻城自效？明主先有求和之心，則獻城之舉未為不忠，而富貴可以立緻。
"觀夫夏成德敢以子為質，不虞有任何變卦，緻召不測之禍，即因馬紹愉秘密東來，能堅其信:和局早晚必成，以子為質，絕無危險。
松山既破，敗報到京，說洪承疇、邱民仰并皆殉難，舉朝大震。
崇祯驚悼不已，設壇賜祭：洪承疇十六壇，邱民仰六壇。
照明朝的體制，一品官賜祭九壇；公侯掌武職，方賜祭十六壇，為最高的榮典。
哪知祭到第九壇，傳來消息：洪承疇投降了。
當時并曾有旨，在北京外城建祠，以邱民仰與洪承疇并祀，祠成将親臨緻祭，得到這個消息，廢然而止，連帶邱民仰亦失去了血食千秋的機會。
洪承疇的投降與明朝之失天下無甚關系，但對清朝之得天下，關系甚重。
《清史稿》本傳： 崇德七年二月壬戌，上命殺民仰、變蛟、廷臣，而送承疇盛京。
上欲收承疇為用，命範文程谕降。
承疇方科跣謾罵，文程徐與語，泛及今古事。
梁間塵偶落，着承疇衣，承疇拂去之，文程遽歸告上曰："承疇必不死，惜其衣，況其身乎？"上自臨視，解所禦貂裘衣之曰："先生得無寒乎？"承疇瞠視久，歎曰："真命世之主也！"乃叩頭請降。
上大悅，即日賞赉無算，置酒陳百戲。
諸将或不悅曰："上何待承疇之重也！"上進諸将曰："吾曹栉風沐雨數十年，将欲何為？"諸将曰："欲得中原耳！"上笑曰："譬諸行道，吾等皆瞽，今獲一導者，吾安得不樂？"居月餘，都察院參政張存仁上言："承疇歡然幸生，宜令薙發，備任使。
"五月，上禦崇政殿，召承疇及諸降将、祖大壽等入見。
此事經孟心史先生考證，時地皆不确，為好事者附會之詞。
曆史上類此故事亦甚多，如曹彬下江南，容李後主宮内收拾行裝、"辭廟"、"别宮娥"；他的部下擔心李後主倘或自殺，回汴京無法交代，曹彬說李後主絕不會死，因為上船請降時，走一條跳闆都不免恐懼，膽小如此，絕不會自殺。
此即所謂觀人于微。
大緻清初遺民對洪承疇痛恨特甚，所以有許多諷刺的傳說。
至于清太宗必欲用洪承疇，眼光超卓，倍不可及。
孟心史有一段議論說： 考承疇用事時代，實為當時不可少之人物，且舍承疇更無合用之人。
承疇以萬曆四十四年登第，是年即清太祖天命元年，在故明文臣中，已稱老輩，可以為招徕遺老，樹立風聲，破壞義師，改其視聽。
自崇祯初以知兵名于世，清初漢人為将領者多出麾下，聲勢最張之平西王吳三桂，即其督薊遼時舊部八總兵之一。
發縱指示，足孚衆望，而又讀書知政體，所到能勝察吏安民之任，與武夫狼藉擾累者不同。
假以事權，執挺為降臣長，用人之妙，無過于此。
東南西南天下大定于承疇手，而以文人督師，不似舊日鎮将，各擁死士，有其羽翼。
用則加諸膝，退則墜諸淵，了無留戀抵抗之患。
以故以督部之尊，為招撫，為經略，所向成大功。
(《洪承疇章奏文冊彙編跋》) 當松山城破時，祖大壽的三個弟弟都在洪承疇軍中：祖大樂，總兵；祖大名、大成，遊擊。
被俘後，太宗命釋祖大成，放他回錦州傳話。
到此地步，祖大壽自然非降不可了。
《清史稿》本傳： 大壽使詣軍言，得見大樂，當降。
既令相見，大壽再使請盟。
濟爾哈朗怒曰："城旦夕可下，安用盟為？趣攻之。
"大壽乃遣澤遠及其中軍葛勳詣我師引罪。
翌日，大壽率将吏出降。
即日，諸固山額真率兵入城，實崇德七年三月初八日也。
上聞捷，使濟爾哈朗、多爾衮慰谕大壽，并令招杏山、塔山二城降，濟爾哈朗、多爾衮帥師駐焉。
阿濟格、阿達禮等，以大壽等還；上禦崇政殿，召見大壽，謝死罪。
上曰："爾背我，為爾主、為爾妻子宗族耳。
朕嘗語内院諸臣，謂祖大壽必不能死，後且複降。
然朕決不加誅，往事已畢，自後能竭力事朕，則善矣。
"又谕澤遠曰："爾不複來歸，視大壽耳。
曩朕莅視杏山，爾明知為朕，而特舉炮，豈非背恩？爾舉炮能傷幾人耶？朕見人過，即為明言，不複省念。
大壽且無責，爾複何誅。
爾年方少壯，努力戰陣可也。
"澤遠感激泣下。
清太宗駕馭降将的手段，确是高人一等，而實從《三國演義》中揣摩曹操的權術而得。
接前引《祖大壽傳》： 六月，烏真超哈分設八旗，以澤潤為正黃旗固山額真；可法、澤洪、國珍、澤遠，為正黃、正紅、鑲藍、鑲白諸旗梅勒額真。
大淩河諸降将，初但領部院，至是始以典軍。
大壽隸正黃旗，命仍為總兵。
上遇之厚，賜赉優渥。
存仁上言："大壽悔盟負約，勢窮來歸，即欲生之，待以不殺足矣，勿宜複任使。
"降将顧用極且謂其反複，慮蹈大淩河故轍。
上方欲寵大壽，諷明諸邊将，使大壽書招明甯遠總兵吳三桂。
三桂，大壽甥也，答書不從。
大壽因疏請發兵取中後所，收三桂家族。
于此可知，在祖大壽未降以前，其部屬始終為清所猜忌，不以典兵。
事實上祖大壽令子侄投降，或許亦有布置内應的打算在内；果然典兵，極可能受祖大壽的指揮而反正。
"烏真超哈"、"固山額真"、"梅勒額真"皆滿洲語，即漢軍、都統、副都統。
"額真"後改"章京"，此一滿洲官稱與"戈什哈"（護衛)至清末未改，亦為漢人得以任職的僅有的兩個滿洲語官名。
至于"收吳三桂家族于中後所"，已在清太宗既崩以後，《清史稿》所記稍有未谛，《貳臣傳·祖大壽傳》于大壽奉命招降吳三桂不從下接叙： 是時貝勒阿巴泰等征明，以明兵固守山海關外五城，别由黃崖口入薊州，越京師，略山東郡邑。
八年正月，大壽奏言："臣先執謬，自辱其身，深愧歸降之晚。
伏睹皇上寬仁神武，一統之業，朝夕可定；以臣目擊機會，先取山海關五城，最為上策。
明文武官之能否，城之虛實，兵之強弱，臣所洞悉，宜乘此時攻取中後所，收吳三桂家屬，彼必為之心動。
其餘中右所、中前所、前屯衛一鼓可平也。
破山海更易于破甯遠：山海軍士皆四方烏合之衆，不識陣戰，絕其咽喉，撤其藩籬，海運不通，長城不守，彼京師難保，三桂安能守甯遠也？" 崇德八年即崇祯十六年。
此為祖大壽降清後唯一所建之策。
以意逆推，祖大壽經數月觀察，已知明欲滅清，大非易事；而明則内困流寇，複有清兵不斷破邊牆而入，長驅南下，大肆擄掠，河北、中原的百姓，實在太苦了。
而明朝終必在此雙重艱困之下失去天下；如流寇亡明，則與清兵相持，兵連禍結，更苦百姓。
因此，祖大壽特建此策，固為清謀，但亦為明朝及關内百姓籌一條生路。
祖大壽堅毅深沉，受孫承宗、袁崇煥知遇，自崇祯四年降清，猶複孤軍堅守錦州達十一年之久，其心系明室，意向甚明；但中國的武德标準定得太高，作戰非勝即死，遁走亦且為辱，遑論投降？但祖大壽采取比較實際的觀點，前面引述過在他初次被迫投降時，曾邀副将石建柱告以心腹語："人生豈有不死之理？但為國、為家、為身三者并重。
今既不能盡忠報國，唯惜身命耳。
"話雖如此，能為國還是要為國，孤城困守，析骸為炊，此種非人生活過了十一年之久，為古今中外絕無僅有之事。
設非松山之敗，他還可以在錦州守下去。
平心而論，祖大壽實在很對得起明朝。
即在既降以後，為清建策，亦仍有衛護明朝及關内百姓之深意在内。
如其策見用，明朝及關内百姓可得如下的利益： 第一，清朝既已盡得山海關五城(合錦州、松山、杏山為"關外八城")，則明清正式形成對壘之勢，清兵不必再由牆子嶺、黃崖口破邊牆而入，肆行海盜式的擄掠。
尤其重要的是，有可能以山海關為界，而以關西至灤河為緩沖地帶，達成和議，救明于不亡。
第二，此時守關以甯遠總兵吳三桂為帥，集兵達五十萬之衆；移入關内，以剿流寇。
吳三桂、左良玉力足以辦賊。
第三，明季财政受困之大病為饷重；而自神宗末年增賦五百二十萬，崇祯三年增賦百六十五萬，皆為"遼饷"
近讀陳寅恪《高鴻中明清和議條陳殘本跋》，始恍然大悟。
按：楊嗣昌、陳新甲主和，凡研明史者無不知，《明史》卷二百五十七《陳新甲傳》： 初，新甲以南北交困，遣使議和，私言于傅宗龍。
宗龍出都日，以語大學士謝陞。
陞後見疆事大壞，述宗龍之言于帝。
帝召新甲诘責，新甲叩頭謝罪。
陞進曰："倘肯議和，和亦可恃。
"帝默然。
尋谕新甲密圖之，而外廷不知也。
已，言官谒陞，陞言上意主和，諸君幸勿多言，言官誡愕，交章劾陞，陞遂斥去。
按：起傅宗龍于獄，命為三邊總督讨李自成，事在崇祯十四年五月，正錦州被圍之時；則知陳新甲始倡和議，即在此時。
謝陞罷相，在崇祯十五年四月，已為松山已破以後。
但崇祯之斥謝陞，并不表示放棄議和之意，須至這年八月陳新甲被逮下獄，始為不談和的表示。
就此過程來看，陳新甲遣使議和，在于何時，尚待探索。
接前引《陳新甲傳》： 帝既以和議委新甲，手诏往返者數十，皆戒以勿洩。
外廷漸知之，故屢疏争，然不得左驗。
一日所遣職方郎中馬紹愉以密語報，新甲視之，置幾上。
其家童誤以為塘報也，付之鈔傳。
于是言路嘩然，給事中方士亮首論。
帝愠甚，留疏不下。
已降嚴旨切責，令新甲自陳；新甲不引罪，反自诩其功，帝益怒。
至七月，給事中馬嘉植複劾之，遂下獄。
新甲從獄中上疏乞宥，不許。
據此可知，陳新甲所遣議和專使為職方郎中馬紹愉；馬于何時與清接觸，據《清史稿·太宗本紀》："崇德七年三月乙酉，阿濟格等奏：明遣職方郎中馬紹愉來乞和。
"此已在松山城破以後，事實上大概在正月下旬，至遲二月上旬，馬紹愉即已到達盛京，提出議和的條件；證據即在高鴻中"條陳殘本"有兩行附識，一曰"二月十一日到"，一曰"三月十三日奏了"。
這年明朝遣使議和時，清太宗命諸臣各陳意見。
高鴻中既于二月十一日即有條陳，則馬紹愉之到達盛京，必在此以前。
另一附識"三月十三日奏了"，乃指阿濟格于"三月乙酉"将整個條陳意見作一彙報。
而在二月十一至三月十三之間，有一大事，即夏成德于二月二十左右獻松山，生擒洪承疇。
明既遣使，清以禮待，但馬紹愉于二月初到盛京，阿濟格等直至四十天後始出奏，何疏慢如此？而且既已"乞和"，則當一緩松山之圍，即令欲造成既成事實，以為争取優厚條件的張本，亦不應于破城之後殺一巡撫、兩總兵。
觀清之所為，不友好到了極處，根本無和可議；而清官書記載，卻非如此。
接前引《清史稿·太宗本紀》雲： 上曰："明之筆劄多不實，且詞意誇大，非有欲和之誠。
然彼真僞不可知，而和好固朕宿願。
爾等其以朕意示之。
"五月乙巳朔，濟爾哈朗等奏，明遣馬紹愉來議和；遣使迓之。
壬午，明使馬紹愉等始至。
六月辛醜，都察院參政祖可法、張存仁言："明盜寇日起，兵力竭而倉廪虛，征調不前，勢如瓦解。
守遼将帥喪失八九，今不得已乞和，計必南遷，宜要其納貢稱臣，以黃河為界。
"上不納，以書報明帝曰："自茲以往，盡釋宿怨，尊卑之分，又奚較焉？使者往來，期以面見；吉兇大事，交相憂吊。
歲各以地所産，互為饋遺；兩國逃亡，亦互歸之。
以甯遠雙樹堡為貴國界，塔山為我國界，而互予于連山适中之地。
其自海中往來者，則以黃城島之東西為界，越者各罪其下。
貴國如用此言，兩君或親誓天地，或遣大臣莅盟，唯命之從。
否則後勿複使矣。
"遂厚赉明使及從者遣之。
按：照此條件，以當時明清對壘的形勢來看，可謂相當寬大合理，無怪乎陳新甲"不引罪，反自诩其功"。
而馬紹愉的"密語"，為陳家童仆誤為尋常戰報的"塘報"者，正就是報告此事。
如清太宗果有如此和好的誠意，則與二、三月間所表現的不友好态度為一極大的矛盾，其又何解？ 唯一的解釋是：談和根本是個騙局。
二月初明使至，三月十三始以"明帝敕兵部尚書陳新甲書"奏太宗"為驗"，在此一個多月中，清朝利用明朝求和的行動，暗中勾結夏成德獻城，其言必是："明主已求和，諸将苦守殉難，白死而已。
何不獻城自效？明主先有求和之心，則獻城之舉未為不忠，而富貴可以立緻。
"觀夫夏成德敢以子為質，不虞有任何變卦，緻召不測之禍，即因馬紹愉秘密東來，能堅其信:和局早晚必成，以子為質，絕無危險。
松山既破，敗報到京，說洪承疇、邱民仰并皆殉難，舉朝大震。
崇祯驚悼不已，設壇賜祭：洪承疇十六壇，邱民仰六壇。
照明朝的體制，一品官賜祭九壇；公侯掌武職，方賜祭十六壇，為最高的榮典。
哪知祭到第九壇，傳來消息：洪承疇投降了。
當時并曾有旨，在北京外城建祠，以邱民仰與洪承疇并祀，祠成将親臨緻祭，得到這個消息，廢然而止，連帶邱民仰亦失去了血食千秋的機會。
洪承疇的投降與明朝之失天下無甚關系，但對清朝之得天下，關系甚重。
《清史稿》本傳： 崇德七年二月壬戌，上命殺民仰、變蛟、廷臣，而送承疇盛京。
上欲收承疇為用，命範文程谕降。
承疇方科跣謾罵，文程徐與語，泛及今古事。
梁間塵偶落，着承疇衣，承疇拂去之，文程遽歸告上曰："承疇必不死，惜其衣，況其身乎？"上自臨視，解所禦貂裘衣之曰："先生得無寒乎？"承疇瞠視久，歎曰："真命世之主也！"乃叩頭請降。
上大悅，即日賞赉無算，置酒陳百戲。
諸将或不悅曰："上何待承疇之重也！"上進諸将曰："吾曹栉風沐雨數十年，将欲何為？"諸将曰："欲得中原耳！"上笑曰："譬諸行道，吾等皆瞽，今獲一導者，吾安得不樂？"居月餘，都察院參政張存仁上言："承疇歡然幸生，宜令薙發，備任使。
"五月，上禦崇政殿，召承疇及諸降将、祖大壽等入見。
此事經孟心史先生考證，時地皆不确，為好事者附會之詞。
曆史上類此故事亦甚多，如曹彬下江南，容李後主宮内收拾行裝、"辭廟"、"别宮娥"；他的部下擔心李後主倘或自殺，回汴京無法交代，曹彬說李後主絕不會死，因為上船請降時，走一條跳闆都不免恐懼，膽小如此，絕不會自殺。
此即所謂觀人于微。
大緻清初遺民對洪承疇痛恨特甚，所以有許多諷刺的傳說。
至于清太宗必欲用洪承疇，眼光超卓，倍不可及。
孟心史有一段議論說： 考承疇用事時代，實為當時不可少之人物，且舍承疇更無合用之人。
承疇以萬曆四十四年登第，是年即清太祖天命元年，在故明文臣中，已稱老輩，可以為招徕遺老，樹立風聲，破壞義師，改其視聽。
自崇祯初以知兵名于世，清初漢人為将領者多出麾下，聲勢最張之平西王吳三桂，即其督薊遼時舊部八總兵之一。
發縱指示，足孚衆望，而又讀書知政體，所到能勝察吏安民之任，與武夫狼藉擾累者不同。
假以事權，執挺為降臣長，用人之妙，無過于此。
東南西南天下大定于承疇手，而以文人督師，不似舊日鎮将，各擁死士，有其羽翼。
用則加諸膝，退則墜諸淵，了無留戀抵抗之患。
以故以督部之尊，為招撫，為經略，所向成大功。
(《洪承疇章奏文冊彙編跋》) 當松山城破時，祖大壽的三個弟弟都在洪承疇軍中：祖大樂，總兵；祖大名、大成，遊擊。
被俘後，太宗命釋祖大成，放他回錦州傳話。
到此地步，祖大壽自然非降不可了。
《清史稿》本傳： 大壽使詣軍言，得見大樂，當降。
既令相見，大壽再使請盟。
濟爾哈朗怒曰："城旦夕可下，安用盟為？趣攻之。
"大壽乃遣澤遠及其中軍葛勳詣我師引罪。
翌日，大壽率将吏出降。
即日，諸固山額真率兵入城，實崇德七年三月初八日也。
上聞捷，使濟爾哈朗、多爾衮慰谕大壽，并令招杏山、塔山二城降，濟爾哈朗、多爾衮帥師駐焉。
阿濟格、阿達禮等，以大壽等還；上禦崇政殿，召見大壽，謝死罪。
上曰："爾背我，為爾主、為爾妻子宗族耳。
朕嘗語内院諸臣，謂祖大壽必不能死，後且複降。
然朕決不加誅，往事已畢，自後能竭力事朕，則善矣。
"又谕澤遠曰："爾不複來歸，視大壽耳。
曩朕莅視杏山，爾明知為朕，而特舉炮，豈非背恩？爾舉炮能傷幾人耶？朕見人過，即為明言，不複省念。
大壽且無責，爾複何誅。
爾年方少壯，努力戰陣可也。
"澤遠感激泣下。
清太宗駕馭降将的手段，确是高人一等，而實從《三國演義》中揣摩曹操的權術而得。
接前引《祖大壽傳》： 六月，烏真超哈分設八旗，以澤潤為正黃旗固山額真；可法、澤洪、國珍、澤遠，為正黃、正紅、鑲藍、鑲白諸旗梅勒額真。
大淩河諸降将，初但領部院，至是始以典軍。
大壽隸正黃旗，命仍為總兵。
上遇之厚，賜赉優渥。
存仁上言："大壽悔盟負約，勢窮來歸，即欲生之，待以不殺足矣，勿宜複任使。
"降将顧用極且謂其反複，慮蹈大淩河故轍。
上方欲寵大壽，諷明諸邊将，使大壽書招明甯遠總兵吳三桂。
三桂，大壽甥也，答書不從。
大壽因疏請發兵取中後所，收三桂家族。
于此可知，在祖大壽未降以前，其部屬始終為清所猜忌，不以典兵。
事實上祖大壽令子侄投降，或許亦有布置内應的打算在内；果然典兵，極可能受祖大壽的指揮而反正。
"烏真超哈"、"固山額真"、"梅勒額真"皆滿洲語，即漢軍、都統、副都統。
"額真"後改"章京"，此一滿洲官稱與"戈什哈"（護衛)至清末未改，亦為漢人得以任職的僅有的兩個滿洲語官名。
至于"收吳三桂家族于中後所"，已在清太宗既崩以後，《清史稿》所記稍有未谛，《貳臣傳·祖大壽傳》于大壽奉命招降吳三桂不從下接叙： 是時貝勒阿巴泰等征明，以明兵固守山海關外五城，别由黃崖口入薊州，越京師，略山東郡邑。
八年正月，大壽奏言："臣先執謬，自辱其身，深愧歸降之晚。
伏睹皇上寬仁神武，一統之業，朝夕可定；以臣目擊機會，先取山海關五城，最為上策。
明文武官之能否，城之虛實，兵之強弱，臣所洞悉，宜乘此時攻取中後所，收吳三桂家屬，彼必為之心動。
其餘中右所、中前所、前屯衛一鼓可平也。
破山海更易于破甯遠：山海軍士皆四方烏合之衆，不識陣戰，絕其咽喉，撤其藩籬，海運不通，長城不守，彼京師難保，三桂安能守甯遠也？" 崇德八年即崇祯十六年。
此為祖大壽降清後唯一所建之策。
以意逆推，祖大壽經數月觀察，已知明欲滅清，大非易事；而明則内困流寇，複有清兵不斷破邊牆而入，長驅南下，大肆擄掠，河北、中原的百姓，實在太苦了。
而明朝終必在此雙重艱困之下失去天下；如流寇亡明，則與清兵相持，兵連禍結，更苦百姓。
因此，祖大壽特建此策，固為清謀，但亦為明朝及關内百姓籌一條生路。
祖大壽堅毅深沉，受孫承宗、袁崇煥知遇，自崇祯四年降清，猶複孤軍堅守錦州達十一年之久，其心系明室，意向甚明；但中國的武德标準定得太高，作戰非勝即死，遁走亦且為辱，遑論投降？但祖大壽采取比較實際的觀點，前面引述過在他初次被迫投降時，曾邀副将石建柱告以心腹語："人生豈有不死之理？但為國、為家、為身三者并重。
今既不能盡忠報國，唯惜身命耳。
"話雖如此，能為國還是要為國，孤城困守，析骸為炊，此種非人生活過了十一年之久，為古今中外絕無僅有之事。
設非松山之敗，他還可以在錦州守下去。
平心而論，祖大壽實在很對得起明朝。
即在既降以後，為清建策，亦仍有衛護明朝及關内百姓之深意在内。
如其策見用，明朝及關内百姓可得如下的利益： 第一，清朝既已盡得山海關五城(合錦州、松山、杏山為"關外八城")，則明清正式形成對壘之勢，清兵不必再由牆子嶺、黃崖口破邊牆而入，肆行海盜式的擄掠。
尤其重要的是，有可能以山海關為界，而以關西至灤河為緩沖地帶，達成和議，救明于不亡。
第二，此時守關以甯遠總兵吳三桂為帥，集兵達五十萬之衆；移入關内，以剿流寇。
吳三桂、左良玉力足以辦賊。
第三，明季财政受困之大病為饷重；而自神宗末年增賦五百二十萬，崇祯三年增賦百六十五萬，皆為"遼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