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太祖、太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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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薊遼總督已調洪承疇接充。

    此人在"貳臣"中,故事特多。

    清兵入關後,親貴分道典兵,所向有功,實得力于洪承疇的策劃。

    洪承疇久在西北、西南剿流寇,槃槃大才,竟為清所用;但亦以為清所用,乃得剿滅流寇,成其平生未竟之業。

    此中功罪是非,實在難說得很。

     《貳臣傳·洪承疇傳》: 十二年授薊遼總督。

    是年冬,我朝兵征明錦州及甯遠,總兵金國鳳拒戰于甯遠城北山岡,偕其二子,俱殁于陣。

    承疇疏言:"國鳳前守松山,兵不滿三千,卒保孤城,以事權專、号令一,而人心肅也。

    迨擢任大将,兵近萬人,反緻殒命,非其才力短,由營伍紛纭,人心不一也。

    自今設連營節制之法,凡遇警,守城及出戰,唯總兵官号令是聽,庶軍心齊肅矣。

    " 這是先穩住陣腳,大舉決戰,則尚有待。

    自天命三年(萬曆四十六年)太祖以"七大恨告天"侵明以來,真正的會戰,隻有崇德六年(崇祯十四年)的松山之役。

    《貳臣傳·洪承疇傳》: (崇祯)十三年,總兵祖大壽以錦州圍困告急,承疇出山海關駐甯遠,疏請調宣府、大同諸鎮兵,俟俱集,合關内外兵十五萬,又必刍糧足支一歲,乃可戰可守。

    十四年三月,宣府總兵楊國柱、大同總兵王樸、密雲總兵唐通各率兵至,與玉田總兵曹變蛟、薊州總兵白廣恩、前屯衛總兵王廷臣、山海關總兵馬科、甯遠總兵吳三桂,凡八大将,合兵十三萬,馬四萬。

    朝議以兵多饷難,令職方郎中張若麒促戰,乃進次松山。

     按:前屯衛,今名前衛,北甯路出山海關第一個大站即是;下一大站為綏中,即中後所;又一大站興城,即甯遠。

    由山海關至錦州,甯遠适當途程之半。

    甯遠、錦州間有兩城,一名杏山,杏山之北為松山,由此渡小淩河即為錦州。

    此外要隘有連山、塔山、高橋,都在北甯線上。

    連山即今錦西,高橋東北即塔山。

    洪承疇的八大将、十三萬兵,即分布在這一帶,而以小淩河南的松山為指揮所。

    《清史紀事本末》卷三: (崇祯)十四年三月,清兵圍錦州,城中蒙古兵内應,破其外城。

    夏五月,薊遼總督洪承疇等,帥八總兵、師十三萬赴援,屯甯遠、錦州間;城守祖大壽遣卒自城中逸出傳語,以車營逼敵,毋輕戰。

    承疇持重不發,而朝旨趨戰,遂進兵,陣于松山之北。

     按:洪承疇疏請調兵十五萬,積糧一足歲,乃可戰可守,此為與祖大壽商定的戰略。

    自孫承宗、袁崇煥以來,都是這一戰略,即以大淩河為界限,鞏固錦州至山海關的陣地,穩紮穩打;因為清兵人衆馬多,糧草補給頗成問題,利于速戰,故須以靜制動,以拙限速,以重壓輕。

    至清兵師老馬疲,銳氣漸消,開始撤退時,即為大舉反攻的時機。

    與清軍相争而定勝負者,在穩、在久、在耐得住。

    至于戰術方面,清兵人各二馬或三馬;明軍十三萬,馬隻四萬匹,利于守而不利于攻。

    防守之道,針對騎兵而用車營,即營地以大車為防禦工事,限制馬足,車後伏弓箭手,敵騎迫近時,發矢射人射馬。

    車營可以移動,逐漸推進,步步為營,既守亦攻,故曰:"以車營逼敵。

    " 松山之戰,在清朝實際上是被迫應戰。

    其時清軍圍錦州,系更番輪代。

    崇德六年八月,由多爾衮代濟爾哈朗,而明軍八總兵所屬部隊都已到齊。

    太宗患"鼻衄",本不宜行軍,但強敵當前,既有堅忍不拔的祖大壽,又有在西北剿匪、威名素著的洪承疇,此戰關乎興廢,乃抱病啟程渡遼河。

    據《實錄》載:"鼻衄不止,承以碗,行三日方止。

    "将至錦州時,先令多爾衮在高橋安營,以便進駐。

    多爾衮恐有失,請太宗駐駕松山、杏山間,實已繞出敵後。

    觀乎《實錄》中記載太宗之言,一則曰"不來,切勿輕動",再則曰"近則迎擊之,倘敵兵尚遠,先往迎戰,贻累于衆,即與敗無異",可知完全是采取守勢。

    如果不是朝臣奉旨促戰,相持之下,吃虧的應該是清軍。

     洪承疇布陣的情況,據《太宗實錄》載: 是時敵人于松山城北乳峰山岡結塞,其步兵于乳峰山、松山之間掘壕立七營。

    其騎兵列于松山東西北三面,合步騎共号十三萬。

    其領兵總督洪承疇、巡撫邱民仰、大同總兵王樸、宣府總兵李輔明、密雲總兵唐通、薊州總兵白廣恩、玉田總兵曹變蛟、山海關總兵馬科、前屯衛總兵王廷臣、甯遠總兵吳三桂,及副将以下共二百餘員。

    癸亥,明總兵八員,率兵犯我前鋒汛地,我前鋒軍擊敗之,又合鑲藍旗護軍追擊至塔山,獲筆架山積粟十二堆。

     據《全遼志》,乳峰山在錦州西南七十裡,中峰如蓋,東西十二麓,拱城(按:指松山城)北向,憑山拒守,複以騎兵列陣于松山東、西、北三面,則當面之敵,不過南面高橋的清軍,衆寡之勢判然,但運動不便,亦以固守為宜;不意出戰失利,失去積聚。

    所謂筆架山,實在是兩個島:筆架山有大小兩座,對峙海中,潮退有石如橋,一廣八丈,長四裡許;一廣三丈,長三裡許。

    這跟覺華島是一樣的情形,由海道運糧至此,卸載兩島。

    其地在高橋與錦西之間的塔山之南,以地形、位置而言,當即是今之葫蘆島。

     第二天又複接戰,《實錄》載: 甲子,敵犯鑲紅旗汛地,我軍擊卻之,旋複來戰。

    太宗文皇帝張黃蓋,指揮将士布陣,敵望見悉退。

    太宗文皇帝谕諸将曰:"今夜敵兵必遁,我左翼四旗護軍,可至右翼汛地排立;右翼四旗護軍,及騎兵蒙古兵前鋒兵,俱比翼排列,直抵海邊,各固守汛地。

    敵兵有遁者,如百人則以百人追之;千人則以千人追之;如敵兵衆多,則汝等協力追擊,直抵塔山。

    "是夜初更,明兵沿海潛遁,我諸将各遵上命,由汛地邀截,奮擊窮追,殺死及赴海死者不可勝計。

     按:洪承疇所率八總兵,最得力者玉田總兵曹變蛟,屯乳峰山七營就是曹變蛟的隊伍;其次為前屯衛總兵王廷臣;可寄以厚望者,甯遠總兵吳三桂、宣府總兵楊國柱。

    松山之敗,始自楊國柱之中伏。

    楊為義州衛人,其侄楊振為本衛指揮,崇祯十二年,清太宗利用孔有德攜來的大炮首攻松山時,巡撫方一藻議遣将救松山時,隻有副總兵楊振自告奮勇,行至錦縣以南十裡呂洪山中伏,全軍皆沒,楊振被擒,令往松山說守将副總兵金國鳳來降。

    到得離松山一裡許,楊振南向而坐,告訴他的随從李祿說:"你到城裡告訴金副總兵,務必堅守,援軍馬上就到了。

    "李祿到了城下,如言轉達,金國鳳防守益堅,清兵無功而還。

    楊振、李祿則皆被殺。

     楊國柱陣亡之處,即楊振殉職之地;《明史》卷二百七十二《楊國柱傳》: 國柱,崇祯九年為宣府總兵官,十一年冬,入衛畿輔,從總督盧象昇戰賈莊,象昇敗殁,國柱當坐罪。

    大學士劉宇亮、侍郎孫傳庭皆言其身入重圍,非臨敵退卻者比,乃充為事官,戴罪圖功。

    十四年,祖大壽被困錦州,總督洪承疇率八大将往救,國柱先至松山,陷伏中。

    大清兵四面呼降,國柱太息語其下曰:"此吾兄子(按:指楊振)昔年殉難處也。

    吾獨為降将軍乎?"突圍中矢,堕馬卒。

     據此可知《清太宗實錄》所謂"明總兵八員,率兵犯我前鋒汛地,我前鋒軍擊敗之"雲雲,不免誇張。

    事實上是救錦州時,楊國柱的兵先到,與其侄一樣,在呂洪山中伏。

    獨怪楊國柱既為錦州以北的義州衛人,對這一帶的地形應該熟悉,且複有其侄的前車之鑒,而竟漫不經心,蹈其覆轍,此中真有天意在。

     楊國柱之敗,不獨出師不利,大損士氣;而筆架山積聚之失,軍食堪虞,尤足以動搖軍心。

    清太宗至此,乃改變戰略:原來是見機行事,可戰則戰,不可戰則退;由于旗開得勝,因而決心改采攻勢。

    如前所引,将左翼(東面)四旗調至右翼,并自北而南比翼排列,直抵海邊,目的是在斷明軍的歸路。

     《明史》卷二百七十二《曹變蛟傳》: (崇祯)十四年三月,(洪承疇)偕變蛟、(馬)科、(白)廣恩先後出關,合三桂、廷臣,凡……駐甯遠。

    承疇主持重,而朝議以兵多饷艱,職方郎張若麒趣戰。

    承疇念祖大壽被圍久,乃議急救錦州……國柱戰殁,以山西總兵李輔明代之。

    承疇命變蛟營松山之北、乳峰山之西,兩山間列七營,環以長壕。

    俄聞我太宗文皇帝(按:《明史》為清人所修,故曰"我太宗文皇帝",以明非明成祖)親臨督陣,諸将大懼。

    及出戰連敗,饷道又絕,(王)樸先夜遁,通、科、廣恩、輔明相繼走,自杏山迤南沿海,東至塔山,為大清兵邀擊,溺海死者無算。

    變蛟、廷臣聞敗,馳至松山,與承疇固守。

    三桂、樸奔據杏山,越數日欲走還甯遠,至高橋遇伏,大敗,僅以身免。

    先後喪士卒凡五萬三千七百餘人。

     我所引用的《明史》,系據乾隆四年殿本影印;上引文中,有一字之誤,而關系甚大,即"東至塔山"之"東"字應為"西"字。

    叙戰史最要緊的是,地理方位必須清楚。

    如王樸等夜遁,"東"至塔山,則為自投羅網。

    山海關在西面,想遁回關内,自然應該往西,往東就不可解了。

     我在前面曾叙過錦州、松山等地的關系位置,這裡需要再重叙一遍,以清眉目。

    按:自山海關至錦州,乃由西南往東北;由東北往西南,則錦州之南為松山,松山之南為杏山,杏山西南為高橋,高橋之南為塔山,塔山之南為連山(錦西),連山之南為甯遠(興城),即為吳三桂的防區。

     當楊國柱敗殁于錦縣之南的呂洪山時,其他各軍亦已到達松山附近;在王樸夜遁、吳三桂等相繼逃走時,是由松山、杏山附近向西過高橋,至塔山附近為清軍所攔截,此即清太宗絕其歸路之計。

    王樸、吳三桂遇阻而退,還據杏山。

    及至第二次再逃,目的地是甯遠,自然仍舊往西;而清軍則已自塔山進至高橋設伏。

     檢讨此一役的因果關系,以楊國柱呂洪山中伏大敗為戰局變化的關鍵;而所以出現此一關鍵,則由于張若麒的促戰。

    張若麒亦《貳臣傳》中人,籍隸山東膠州,兩榜出身,以為楊嗣昌收買劾黃道周,得由刑部主事調兵部職方司。

    明朝兵部權重,四司中武選掌除授,職方掌軍政,其職尤要。

    《貳臣傳》本傳: (崇祯)十四年,我太宗文皇帝圍錦州,總督洪承疇集諸鎮兵來援,未敢決戰。

    兵部尚書陳新甲遣若麒往商于承疇,欲分四路夾攻。

    承疇慮兵分力弱,議主持重;若麒以圍可立解入告,新甲益趣承疇進兵。

    若麒屢報捷,洊加光祿寺卿。

    既而諸軍自松山出戰,我師擊敗之,殲殪各半。

    若麒自海道遁還,新甲庇之,複令出關監軍。

     又:《明史》二百五十七《陳新甲傳》: 時錦州被圍久,聲援斷絕,有卒逸出,傳祖大壽語,請以車營逼,毋輕戰。

    總督洪承疇集兵數萬援之,亦未敢決戰。

    帝召新甲問策,新甲請與閣臣及侍郎吳甡議之,因陳"十可憂,十可議",而遣職方郎張若麒面商于承疇。

    若麒未返,新甲請分四道夾攻,承疇以兵分力弱,意主持重以待,帝以為然,而新甲堅執前議。

    若麒素狂躁,見諸軍稍有斬獲,謂圍可立解,密奏上聞。

    新甲複贻書趣承疇;承疇激新甲言,又奉密敕,遂不敢主前議。

    若麒益趣諸将進兵。

     其時張若麒在前方的身份為監軍,故得促諸将出戰,後來禦史劾張若麒有"督臣洪承疇派軍遠出,若麒任意指揮,視封疆如兒戲,虛報大捷,躐光祿卿,冒功罔上"之語,此為明朝軍事指揮制度上積漸而成的一種不合理現象。

    但洪承疇既膺專阃之寄,則"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雖不必明言,實際上可以一方面敷衍張若麒,一方面獨行其是。

    兩百年後曾國藩、胡林翼平洪楊,即本此原則以行,視官文如張若麒,刻意交歡,推功歸之,"我打仗,你升官",但求勿掣肘、勿亂出主意,卒成大功。

    我曾說過,同光之能中興,實由君臣皆熟讀《明史》,能懲其失。

    恭王當政,一本肅順重用漢人的原則,授權曾國藩節制五省,"不為遙制",而曾國藩遂能以明末将帥為鑒,懲其失,師其長,如剿撚之布長圍、設老營,無非楊嗣昌"四鎮六隅,十面三網"的變化。

    今以洪承疇與張若麒、曾胡與官文之情況相比較,可為我的看法之另一佐證。

     松山被圍至十五年二月,因副将夏成德獻城投降,清軍得生擒洪承疇、巡撫邱民仰、總兵曹變蛟、王廷臣,除洪承疇外,邱民仰、曹變蛟、王廷臣皆被殺。

    留洪承疇是為招降吳三桂等邊帥,而殺邱、曹、王則是警告祖大壽。

     據《貳臣傳》記載,夏成德獻城,先有期約,并以子為質,臨事極其秘密,以故統帥以下的軍民長官皆一鼓成擒。

    往日讀史至此,辄感困惑:且不說洪承疇謹慎持重,深谙韬略;即如邱民仰起家乙科,素有能名;曹變蛟與其叔文诏,為明季有數良将,流寇聞"大小曹将軍&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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