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台灣、文學、我們 第8節 接任筆會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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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家及作品介紹一百三十多位,幾乎很少遺漏這三十七年台灣有代表性的作者。

    國際筆會總會每年兩期刊物。

    幾乎每期都有台灣作品的轉載,有時封面也用我們的圖片,如一九九三年秋季号“野塘殘荷”。

    我不知會不會有一天,有人寫國際文化交流史,寫到“我們台灣”曾這樣堅定地随着季節的更換,以精緻素樸的面貌,從未中斷地出現,而贊歎我們這份持之以恒的精神以及超越地理局限的文化自信。

     在那許多年中,我當然知道所有的努力中缺少長篇小說的英譯,就缺少了厚重的說服力。

    所以一九九0年。

    文建會主任委員郭為藩先生邀集“中書外譯計劃”咨詢委員會時,我欣然赴會,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提出建議,大家開出待譯的書單、可聘的譯者和審查者。

    開會十多次,每次郭主委都親自主持,認真傾聽,讨論進行的方式,文建會也确實編列預算。

    突然郭先生調任教育部長,接下去五年内換了三位主任委員,每一位新任者都邀開同樣的咨詢會,但都由一個副主委主持,先把前任的會議記錄研究一番,批評兩句,修改一番,敷衍些“謝謝諸位寶貴的高見”的小官僚話,然後散會。

    這樣的會開到第三次,我問那位主持小區文化專家的副主委:“為什麼要重複讨論已經議定的事項?”他說:“換了主委,遊戲規則也得變。

    ”我說:“我很忙。

    不與人玩什麼遊戲。

    ”站起來先走了。

    從此不再“撥冗”去開那種會,對台灣的官方文化政策也不再有信心。

     從筆會季刊創刊起,我便是長年效力的顧問,但是自己太忙,從未過問它的實際業務。

    一擔挑了近十年!那十年的得失怎麼說呢?我一直在等待,觀察懇求可能解救我的接班人,但是那是一個沒有經費、沒有編制、沒有薪水、沒有宣傳,也沒有掌聲的奇怪工作。

    比我晚一代的好手,稍作考慮即感到這樣的獻身,甚至不知為誰而戰,都說太忙而拒絕接手。

    事實上,我早該明白,撐着這本刊物是件超級寂寞的苦工,真正的作家都是“單槍獨行俠”。

    筆會原是以文會友的組織,但是蘭熙退休後,她所建立的國際友情,如英、法等筆會原創人已漸漸凋零。

     一年複一年,我對筆會季刊的感情好似由淺水一步步涉入深水,直至千禧年前才得以解脫。

    不舍之心是有的,但是歲月不饒人,解脫就是解脫。

    我曾經背着轭頭往前走,所完成的當然是一種唐吉柯德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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